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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路过地安门，看到前面一个长长的影子。昏黄的路灯下，有个披着长发，神情落拓的少年，沉默地抽着烟。
突然，他扬起眉毛，倚着电线杆子，低低地哼了起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停了下来，心里被柔软地捏了一下，眼眶不可抑止地发热。想起十多年前，单纯的我们，在宿舍窗台的烛影下，也唱过同样的歌谣。
这样清丽如斯的夜晚，邓丽君的歌，让我们拾拣起一段遗失已久的记忆。往事像浸润在忧伤的河里，一切变得鲜活而灵动起来。
那会儿，我们常常站在开满丁香花的回廊，搭着肩膀，口口声声叫着兄弟。然后，几个人骑上破单车，耳背夹着两根烟，在临河的街上长风万里。清爽的风，扑满我们敞开的白衬衫。我们放开喉咙唱着邓丽君的《甜蜜蜜》：“甜蜜蜜，你笑得多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如此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大学的最后一个夜晚，几个哥们儿到学校门口的小酒馆，吃“最后的晚餐”。啤酒端上来了，菜肴堆了满桌。喝到后来，大家竟不能自已，淌着泪跑到洗手间吐了出来，墙角一地碎裂的啤酒瓶渣子。
真是人生无常，盛筵必散。几个人搀扶着，在很黑的巷子里沉沉地走，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最后，有人从干瘪的袋子里，摸出一盘邓丽君的磁带，轻轻地摩挲着，我们把它埋在初次相聚的青石堂下。
我们厮守的最后一寸光阴，永远地停留在了八十年代。长长的列车渐行渐远，在凛冽的风中，轰然而去。
我们的狂欢季节八十年代流行歌坛教父——罗大佑
迷茫的八十年代初，青年们孤独的灵魂渴求着清醒的声音。罗大佑把这个音乐的希冀变成了现实，歌迷们欢呼着他的出现——一位墨镜、黑衫、长发、充满民歌风味的冷峻歌手；一种批判、反省、嘲讽、用良知呐喊的沙哑歌声。罗大佑声嘶力竭地呐喊，把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化成悲壮的呼唤，洒向思索中的人们。
《之乎者也》《鹿港小镇》《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未来的主人翁》……属于罗大佑的经典名作都洋溢着人文的光彩，在时光流逝中越来越显示出恒久的价值。“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着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和点滴……”在这个告别的年代，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站着，目送着一个英雄的远离……
一封信，一首歌，一张相片，一些翩然而过的风景，总能勾起八十年代的人许多回忆和悲喜。而罗大佑，像一壶洒进了月光的酒，灌溉了我们心底未曾枯萎的花朵。
在那个年代，罗大佑是一个唱着乡韵四愁的田园诗人，一位不习惯都市霓虹灯青衫素屐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在他的歌声里成长，在他的歌声里经历和告别了少年的时光。
如今，罗大佑只是我们写在纸上寂寞的名字，但他永远停留在八十年代人的脑海里，滋润着我们的青春，不弃不离。
我们的狂欢季节八十年代摇滚之父——崔健
八十年代，在生命罅隙中抗争和呼喊的青年，需要一个时代的标杆和英雄，需要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于是，我们迎来了崔健，迎来了他的“先锋”摇滚。
“我们这一代麻烦，我们没有信仰，很虚无，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服，有了崔健，太好了，我们需要他！”这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苦难的八十年代青年的一种心态。
当崔健的摇滚乐以完全迥异于过往的语言形式出现时，那雄浑铿锵富有蛊惑力的节奏，那嘶哑却自心底升起的苍凉沉重的呐喊，那迷惘落寞无奈却又不甘平静的怅然情绪，令青年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似一道听觉盛宴：《一无所有》《从头再来》《不是我不明白》是对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的思考；《不再掩饰》是对自己内心深处思想灵魂的袒露，是自我醒悟后的呼声和剖白；而《花房姑娘》《假行僧》《出走》等作品则表达了一种挣扎叛离的情绪。
“不停地走”在崔健歌曲中成为一个主导意象，无论是孑然一身的独步穿行，还是心底坦荡从南到北的昂首阔步，或是走在老路上的困惑迷惘，都可见出一个执著青年试图抛弃旧有秩序寻找独立人格和自由生活的渴望。如同六十年代美国嬉皮士成群结队地离家出走以表达他们对主流正统的美国社会的排斥反叛一样，崔健似乎也在以一种不停的行进感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他对旧有一切的抛弃和背叛。
崔健代表了一种反抗胁迫压力的声音，他——摇滚着我们的生活！
走过八十年代的人，都无法忘怀那些滴下的汗水和破碎过的眼泪，无法忘怀那些大风天里的歌唱和欢笑。
总有很多东西，可供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人缅怀。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阀门，回想起八十年代闪亮的一天。
那是１９８６年的一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内，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一位位明星轮番上阵，倾情演唱，这时，又一名歌手上场了。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军便服，挽着裤脚，斜背把破吉它，蓬头垢面、愣头愣脑。然后，他开始皱着眉头，放肆地嚎吼起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
人们惊呆了。那尖利的声音，从舞台深处刀子般锯过来，让人们的耳膜鼓荡着灼热的气浪。然后，全场沸腾了，尖叫、呼号、笑声、吼叫交织在一起。大家挥舞着双手，亲热地彼此冲撞。
寂寞了那么久，孤独了那么久，一个名叫崔健，嗓子能喷出火来的男人，让我们蒙尘已久的青春，重新燃烧起来。
八十年代是太寂寞了，特别是我们这群在暗地里游走的青年，抒写我们梦想的只是暴虐的口号，是酒瓶子撞击在青石板路面上那一声尖锐的回响。于是，我们这些肆无忌惮的孩子，需要崔健，需要一把鲜亮的歌声。
很多很多个夜晚，兄弟们听着崔健，静静地看暮晚沉沉的天空。嘴角上明灭的烟头，一点一点把黑夜照亮起来。然后，一群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上，猛烈地拨着吉它。
请记住崔健，还有无数在黑暗中，背负着苦役的斗士们，以及——为我们青春击节而歌的摇滚乐。
我们的狂欢季节抒情年代永恒的旋律——抒情歌曲
时光如水，漫溢过八十年代的版图，一点一点流逝。那些落满了柔软尘土的旧歌谣，化成我们风雨中最明媚灿烂的微笑。还记得那时，我们用半导体和晶体管，凭借着薄膜唱片和电唱机，开启了观望这个世界的窗口。大家仰着脸像个孩子，坐在新买的收音机前，虔诚地听着李谷一、朱逢博、关牧村、郑绪岚、关贵敏、董文华；听着《祝酒歌》《十五的月亮》《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血染的风采》《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的中国心》……
在这片音乐的天堂里，很多经久传唱的“抒情歌曲”消隐了痕迹。但终有一天，“它们”会再次凸显出来，在阳光下与我们重逢。因为——那些已被岁月打磨成千面的乐章，承载着八十年代人所有的回忆。
１９８３年，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地位得到了承认，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通俗音乐”。
为了摆脱港台歌曲的冲击，满足大众日趋复杂的情感需求，觉醒过来的音乐人开始了逆境中的突围。他们力图摆脱以往抒情性民歌的传统，用探索中疾驰的热量，使听众的耳朵完全解冻。
词曲作家们扬弃直白的表达，追寻含蓄、唯美、富有意境的音乐特质。“从静谧的南国春夜银色月光下的白兰花，到夕阳温暖光辉沐浴下湛蓝的大海，蓝天上飘着的洁白云霞，以及玫瑰色黄昏中美丽的凤尾竹和小树林，都成为作者宣泄情感和抒怀的对象。”一首首柔美精致的歌曲在他们指尖流泻而出：郑绪岚的《白兰花》，苏小明的《在海边》《美丽的小树林》，关牧村的《蓝天上的云》，李谷一的《美丽的凤尾竹》……
但是，对那些在城市的底层奔波游走，那些为一日三餐焦头烂额的市民而言，歌曲里的幸福他们永远无法舔尝。更多的人仅满足于工作，挣钱，养家糊口的现实生活，这种不能当饭吃的浪漫情怀，很快被他们抛进记忆的深谷里永不复现。
之后，随着海外音像制品的大量涌入，港台流行歌曲的颠覆与侵蚀，乔羽、谷建芬、王立平等人自觉地担当起为大陆流行乐摇旗呐喊的责任。《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爱你，塞北的雪》《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这样富有激情的歌声中，我们获得了温暖，感动得无以释怀。
八十年代的天空是用热血与青春涂抹的，我们挥舞着双手，热切地谈论着光荣与梦想。而整个民族的生命活力，就在这广阔的天地里铺展开来，豪情穿越昼夜照亮了整个大地。
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是军旅歌曲的春天。《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再见吧，妈妈》《军港之夜》《血染的风采》……歌声中士兵的激情与生命的厚度彼此纠缠。他们对祖国的赞美，对新生活的企盼与向往，使这些经典权威的语汇再次被提醒与推崇，成为大众永久性的热爱。
八十年代的大陆抒情歌曲，在逼仄的音乐空间里行进。从“文革”中蹒跚走过，伤口尚未愈合的国民，需要一些嘹亮的呼号来重振民族自尊。十年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