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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向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展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的小说把生活还原了，还原到平庸而粗鄙的本来面目，《渴望》《空中小姐》《看上去很美》《我是你爸爸》……他以痞子的精神来面对本已伤痕累累的中国当代衰微文学，让八十年代苦无出路的文学青年们，找到了一个另类偶像。
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八十年代的“多余人”的形象，大多数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小市民，还有焦灼着找不到出路的小人物。他们是八十年代的注脚，是弱势文化的传播者和卫道者。他们大多没有正当的职业，日常生活的轨迹有异于困守在岗位上的普通市民。他们天资不笨，渴望有所作为，但缺乏远大理想，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于是把精力和聪明全部浪费在空虚无聊的贫嘴与游戏上。这群被称为“顽主”的年轻人表面上看来逍遥快活、全无心事，实际上内心却大多充满焦灼和苦闷。虽然王朔并未将他们的经历全部交待出来，但他们一般都有一个从纯真青年向“顽主”转化的痛苦过程，如《玩的就是心跳》中的方言、刘炎，他们在生活中逐渐感受到人性的可怕与残酷，于是那些“热血沸腾，激动不已”的想法从此开始“烂在心里”，收起眼泪，开始以玩世不恭的姿态看待社会，面对人生。在他们“嬉皮士”式行为语言背后，是近乎残酷的“真诚”。正如方言对自己心爱的小女儿所说“扣子，听爸的，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的那样，王朔在作品中对各种传统道德的嘲弄和抨击中，不乏面对读者的真诚。他所塑造的“顽主”形象虽然与正统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并的确有着各种缺点，但却并非是作者要批判的对象，而是作者向世界表达自己内心苦闷与不平的媒介。
他的作品里有着一种北京人所固有的躁动和不安，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目空一切的狂妄。它逮着谁就灭谁，却又有股撼人的张力。
“又是一个像解放区的天一样晴朗的日子。”“回到家，吴胖子他们在玩牌，见我就说：‘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他又一指大脸盘的陌生男人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缴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
这些幽默、诙谐的语言是王朔的一面招牌。读者在微笑过后，看到了在八十年代这个急遽变动的社会里，个体的弱小和无能为力。
王朔似一个说着京片子的北京侃爷，在“痞气”十足的叙述中，道尽了八十年代的沧桑。
重温八十年代的阅读通俗文学：抒情诗
抒情诗·汪国真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给暗恋的女孩子写情书时，往往顺手拈来，摘抄几句汪国真的诗：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既然伸出双手／也捧不起水中的月亮／那么让昨日成为回忆／也成为纪念／人生并非只有一处／缤纷烂漫／那凋零的是花／——不是春天
汪国真的诗中不仅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俯视现实中的一切，所采取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说是汪国真诗歌备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
“汪国真”热卷起的浪潮异常剧烈，他的诗集不断被翻版，复印，销量达几十万册。
在那时，读和抄录汪国真的诗是一种时髦和年轻的表征。他们用廉价的硬抄本，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属于青春的文字和忧伤的回忆。
在纯粹的大学校园里，能写出汪国真式的诗是许多学生的憧憬，诗歌在真挚的咏叹中，在肥沃的文学土壤里拔节成长。
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充盈的年代，它成全了许许多多汪国真式的诗人。最经典的说法是，一片树叶掉下来会砸到两个诗人的脑袋。写诗，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怀念方式。
人生路迢，悲欢交替，风雨晨昏，那些天蓝年代的点滴，在我们行走的路途中，又一次泠泠而起……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八十年代乡下童年记忆
八十年代乡下童年记忆——放牛、抓鱼、打猪草
曾经有段很经典的对话，一个记者问一个放牛娃“你在做什么？”“放牛。”“放牛做什么？”“挣钱。”“挣钱做什么？”“找老婆。”“找老婆做什么？”“生娃。”“生娃做什么？”“放牛。”撇开一些大道理不谈，我觉得那个放牛娃还是幸福的。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在山风野径中行走的人，也许更容易获得恒常的欢乐。
放牛是件很惬意的事情。放学后，背个拾柴禾的背篓，偷偷往裤袋里塞本小人书，便牵着牛往后山上走。山坡上一些零星的野花兀自开着，山风习习，拂在脸上有种说不出的爽意。我们拿着牛鞭一路拍打，甩手过处那些枝叶应声而落。来到一片绿草茵茵的山洼，我们把牛放开，让它们自由地在草丛中享受“自助餐”，我们就坐在草丛里，或看小人书，或透过树叶看天上的云。女孩们用无名花瓣小心地涂着指甲，再笑着举起白嫩嫩的手指，放在阳光底下看。夕阳渐渐隐入山那边的时候，我们也得回家了，黄牛和水牛们都吃得肚子圆鼓鼓的，我们自然要帮它们消化消化：挺身上牛，骑牛回家。一丁点大的小屁孩也不甘示弱，跳着跃着就往大水牛身上爬，往往快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得意便失手摔了下来，伙伴们的哄笑声在山谷间洒了一地，淹没了小屁孩摔在地上的沉闷声响。“落马者”噘着嘴，不敢喊痛，咬咬牙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最后实在爬不上去了，甩甩牛鞭，对着大水牛一记猛抽，大水牛瞪着大眼睛看着小主人，一脸的不知所措……一行牧归的人洒下一路笑声，往炊烟袅袅的村庄慢悠悠地晃过去。
那年月，农村的孩子懂事早，天不亮就要起来剁猪草，把鸡食拌好，再生火把昨晚的剩饭放到炕头上热熟。哪天运气好的话，能在鸡笼底下拣两粒鸡蛋，打在稀粥里搅着吃，那精神能抖擞一上午。再在兜里揣上两个干馍儿，留着中午当饭吃，然后赶几里地到村外上学去。那时候，嘴里实在是淡得慌，学校的伙食也是没点油星儿。我们就邀上几个哥们，一伙人浩浩荡荡地到河边抓鱼去。大家撬了教室门窗上的铁钉，用石块砸扁了当吊钩儿，蚯蚓是就地取材，随便翻两块稀泥就能挖一大瓶子。那会儿人脑子特单纯，用鱼雷炸鱼的人很少，污染也少，不像现在，又是电网捞，又是撒诱饵，鱼捞上来全变成畸形的了。我们用泥巴把下游的沟子堵上，扯张破网把水截住，撒上蚯蚓，就等鱼上钩了。现在回过头瞧，这方法特笨，真有点姜太公钓鱼的架势了。不过，那鱼却扭着屁股扑棱棱全扎到里面去了，大概它们舍不得进化，就是等着救济我们那几张馋嘴的。大家伙高兴得要命，立马分工下去，谁谁谁扒拉茅草起火，谁谁谁为我们可怜的鱼儿开膛破肚，几个毛孩子叽里咕噜地操着方言，都准备着要大干一场。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了，大家把鱼穿在削尖的木棍上，用文火细细地烤，那些鱼仰了身子躺在棍尖上，颤抖着，嗤嗤地响。有时候我们没舍得吃完，偷偷地用报纸包了，带回家留给姊妹们分享。有次我把一只烤得过熟的小虾分给邻居小黑吃，他感激地凑上来，羞赧地咬了一小口，然后就捂着嘴一直不说话了。我自己试着尝了尝，咸得要呛出泪来。打那以后，每当有好东西，哪怕是一粒水果糖，我第一个都会想起他。
那会儿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没其他活路啊，一年到头就盼着它们出栏那一天。猪千万不要得瘟疫，否则一年的劳碌全打水漂去了。那时候没什么“猪快长”之类的猪饲料，猪全靠猪草养大的，猪肉也特别好吃，家里小孩子每天放学后都得为猪草而忙碌。其实，养猪并不能分担什么家用，却让大家多了个盼头，卖了猪，一叠钞票在手，那就是实打实的幸福。
在八十年代的路上跑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
八十年代城市童年记忆——打巷战、玩街机、跳霹雳
现代的都市生活教我们学会狡猾，人和人之间互相猜疑，彼此伤害。于是，我们常常缅怀失落已久的童年，也只有童年是不容记忆篡改的。它像个刚告别子宫的婴孩，骨子里散发着干净清朗的气息，在早春的阳光下含泪带笑。
一直以为，在八十年代，迷恋巷战的孩子是迷途于人间的天使。他们狂热地舞动着双手，挑着棍棒在空中劈打，口中念念有词，变形的人声响彻逼仄的小巷。武器自然是随手拈来，脱毛的扫帚，折断的竹棍，连居委会大妈的小红旗都能派上用场。他一个左勾拳，我一个回马枪，扭着屁股墩儿，自我满足，咿咿呀呀。闹腾得厉害了，连巷尾龇牙咧嘴的公狗都进来撒欢，吓得一帮小毛孩蹬起两脚丫子猛跑。战斗嘛，就得划出个道儿，讲究些江湖规矩。你扮齐天大圣太久了，得换个角色，孩子头就颐指气使地打发你演个半夜三更偷鸡的周扒皮。还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小不点，被分派饰演忸怩的摩登女郎。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们，偷偷摸摸地从家里揣出两个蒲坨子塞到胸前，还故意细着嗓子翘起个兰花指，朝你脑门上一戳，乐得我们在破席子上猛打滚。可是我们吵得鸡飞狗跳的，就会引起一些老阿婆的不满，她们故意作出一脸愁苦状，倚在门槛边骂骂咧咧。这老人家都一大把年纪了，你还指望她干吗呢，就像下雨天里揍小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童年就只有一次，也不能光打巷战啊，我们得把那些易碎的激情提炼出来。也幸亏那时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