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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的整个暑期，我什幺也不干，半页书也不翻。芝大只给我一年合约，我得好好地利用、学习。我因此多事休息，养精蓄锐。可不是吗？一个在茶寮学艺的人，被邀请到少林寺去深造，若与那里的伙头陀动起手来，怎幺办？想不到，后来在芝大与那里的方丈大师多次较量，竟然可以打个平手。
我求学时的洛杉矶加大经济系，算是籍籍无名的了。但有两方面很特别。第一，依照赫舒拉发今天的回顾，他平生没有见过我在加大时那幺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
赫氏曾经在哈佛与芝大任教职，这评语应该有分量。因为有七、八个同学都是上上之选，大家日夕研讨好几年，功力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事实上，到了芝大跟那里的“明星”学生研讨时，我发觉他们在价格理论上的功力，不及加大的同学。
其二是在加大时有三位老师，在我离开加大之后好几年变得举世知名。艾智仁是一个，赫舒拉发是一个，宾纳（K。Brunner 1916—1988）也是一个。纯从经济学上最重要的价格理论那方面看，在二十世纪是不容易找到比艾、赫二人合并更好的教导的。
上述的三位老师当年虽然名气不大，但对芝大的高手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了。
我到芝大后，他们知道我是艾、赫的入室弟子，就刮目相看。
在芝大我住在“国际宿舍”，很简陋，但既然晚睡早起，哪管住得怎样？安居后到芝大出版社找那里的经济学编辑，说论文已写好了。他很高兴，要立刻发表。
我跟去找D。G。Johnson，那位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的前辈，问他应否让论文立刻出书，还是多花些时间修改。他说要细想一下才能给我回应。
过了一天，Johnson找我，说：“我想过了。一般来说，写过了的题材，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样有地位的要发表，就应该发表而转到其它题材上去。但你的论文有可能是经典之作。相信我吧，有这种机会的人不多，就是你自己也可能不会再有这机会。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多花一年时间去改进才发表。”我答应了。
其实在芝大的第一年中，我没有把论文“改进”，而是加长了大约四分之一。
芝大虽小，其图书馆的齐备是我平生仅见，应有尽有，而偶然找不到的书，他们总有办法在数天之内从其它图书馆借过来。有新的资料，补充论文就容易了。
从芝大的主体图书馆中我翻阅“旧案”，追查了经济学者二百年来在佃农理论那方面的思维。这工作构成了后来书中第三章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大部分。
更重要的是芝大亚洲图书馆给我的启发。也许是时来运到，那里的中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农业的，很齐备，而其中是有一个故事的。
大约一九二五年，美国Cornell大学的一位农业教授——卜赛，J。L。Buck——带他的太太到中国去，在南京大学勾留了大约十年。这期间他对中国农业的研究大有所成，用英语发表了几本经典之作，使Cornell大学的农业经济系举世知名。（卜赛教授名气虽大，可及不上他那以写中国故事而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太太——PearlBuck，即赛珍珠。）
卜赛教授以英语发表的几本中国农业名着，在加大写论文时我当然熟读。然而，当年在南京大学，他是拿美国资助的研究金而大搞一手的——差不多整个南京大学农业系的员工及学生都参与该项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吧：以卜赛教授为首的农业调查，其包括之广，其探讨之深，史无前例。
到芝大之前我不知道的，是卜赛教授的多个手下研究员也写书，是用中文发表的。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内，这些论着我有机会拜读，获益良多。
在加大的论文中，我探讨了为什幺选用佃农合约这个问题。但在芝大的南京大学的陈旧中文档案中，竟然有各种不同的农地租用合约的版本！有几个月的晚上，在芝大的国际宿舍内，我对这些合约发呆。后来把心一横，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交易的费用，风险的避免，与合约的选择》这个名目。这就是后来书中的第四章了。
这第四章是可以独立的。一九六八年秋天，我请女秘书把这章派给芝大的同事。
两天后史德拉（G。J。Stigler 1911…1991）给我电话，要我到他那以“残忍”知名的工作室（workshop）去研讨我这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
是在芝大的法律学院的课室“研讨”的，听众坐位高升，讲者坐于最低位，我先到，一看场面，就不由得心寒起来。到场的名家甚众。我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史德拉就大兴问罪之师。替我辩护的有艾智仁（他当时造访芝大），有H。Demsetz，也有其它的。两个小时他们吵个不休。我除了开场几句什幺也没有说。高斯（R。Hase 1910——）坐在我的面前，只在微笑，以示嘉许。
今天好些人说我很有争议性，冤哉枉也。六六年的十一页论文大纲，在加大到会者吵了五个小时；这次在芝大的史德拉“工作室”，他们又吵了两个小时。我自己连话也没有机会说，“争议”怎会扯到我这边来？
过了一天的中午，在芝大的教职员餐厅内，戴维德（A。Director1902…）从远处慢慢走到我的面前，说：“你昨天的文章是我几年来读到最重要的。”跟转身而去。
他可能不知道，我想“合约的选择”这问题，是因为作学生时听到他的关于连销（Tie…in Sales）的口述传统，心焉向往，得到启发。
不久前在哈佛谢世的Z。Griliches当时也在芝大，读了《合约的选择》一文，说：“你这文章将来可能把经济学改变了些什幺。”十多年前他来港一行，旧事重提，说：“六八年我说你那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会改变些什幺，说对了，因为今天的代办理论（Agency Theory）是从那里发展出来的。可惜大多数人不知道。”
（之六）
看官，你们认为一个发表了一些有创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章的人，会觉得自己的影响是大还是小呢？自我为大是人之常情，所以你们会认为作者觉得自己有大影响。你们想错了。高斯与佛利民（M。Friedman1912…）屡次对我说他们的影响力甚小。理由简单不过：作者认为应该有大影响，所以影响再大也觉得是不够的。
抚心自问，我那《交易的费用，风险的避免，与合约的选择》一文，好的影响微不足道，但不良的影响却颇具威势，令我思之怆然。这些不良影响是有两方面的。
第一方面是“风险的避免”——佃农分成可分担风险。当年，我自己的直觉，是合约的选择完全是交易费用的问题，与风险无关。在六八年初的多个苦寒的晚上，我三次除掉“风险”，但也三次加回去！当时的困难，是知道地主若用固定租金合约，只要收到租金，而农户的轮植能把土地的质量保持，就安枕无忧了。佃农的分成合约呢？地主既要管轮植，又要防止分成时的欺骗，也要管农作者的勤奋，交易费用当然较大。既然交易费用较大，地主为什幺还要选佃农合约呢？
要是今天重写该文，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风险除去。这是因为在七六至八二年间我作了多种石油工业的合约研究，成功地把风险的问题归纳在交易费用之内。可惜有关石油的文章，因为被资本家买断，不能发表。
以风险作为选择合约的一个因素，大为不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能望出窗外，就知道世界的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的。这样，以风险为基础，我们是不能伸引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意的。这不是说有关风险的理论不能写出来（此中理论何其多也），也不是说风险理论没有含义，而是严格地说，这类含义不能被事实推翻，也即是说不能被验证了。
理论家可以天才绝顶，也可以把文章写得漂亮，很有艺术性的。但艺术与科学不同。科学是为解释世事而产生的。不能被验证，理论的解释力是零。
第二方面的不良影响，是卸责（shirking）的问题。佃农分成，农户的生产的多少总要分可观的一部分给地主，所以农户的勤奋意图就减少了。地主于是要审查农户卸责的意向，因而增加了交易费用。但当年我想，要是地主雇用劳工，发薪酬，劳工的卸责意图更厉害：有薪酬，劳工的意图是完全不工作！地主收取固定租金吗？那幺“卸责”就转到地主那方面去：农地要有什幺维修保养，地主的意图是推到农户那边去。
无论什幺合约，一订下来，卸责的意图就存在。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的卸责意图，而订约各方的卸责意图的比重，也会因为合约的形式不同而有所转变。要是交易费用是零（这包括监察履行合约的费用是零），卸责的行为不会发生。因此，卸责是在有交易费用的局限下，大家要争取个人最大利益的结果。卸责如是，欺骗如是，取巧、偷盗、恐吓等行为皆如是。
当年我想——而现在还是那样想——那所谓卸责及类同的行为，只不过是在局限下争取最大利益的结果。要解释行为，经济学者不能不调查局限的转变，这当然包括交易费用的转变了。如果我们知道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就不用谈什幺卸责了。
不下工夫调查局限的转变，只谈卸责，那岂不是得个“讲”字？若一方面谈局限，另一方面谈卸责，岂不是讲了又讲？再者，局限的转变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但卸责嘛，天晓得，就是法庭也判断不了。
因为以上的原因，当年我就把卸责的问题写在《合约选择》的一个注脚内，认为只是一个概念，在验证理论或解释行为那方面是空中楼阁。想不到，这注脚竟然成为今天经济学行内大行其道的博奕理论（Game Theory）的导火线。
当年在芝大，有另一个卸责的问题我想了多晚也找不到答案——今天仍然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