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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从我记得的懂事的第一天说起。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地点是香港筲箕湾邻近的西湾河的后来被称为澳背龙村的山上，今天不复存在了。当时大约两岁四个月，今天想来历历若前日事。
幼年的回忆（求学奇遇记？之二）
我是在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出生的，这条街早就消失了。那时用「接生」，妈妈用不着到医院去。太富街的幼年生活，我一丝印象也没有。
有一天我彷佛突然睁开眼睛看世界，清楚记得那一天，而从那天起很多往事都记得。那天我穿上唐装衫裤，坐在一张小凳子上看着妈妈监管水泥工人建造石屋。她要我坐着不许走动，数着三铲沙要一铲水泥，不要给工人骗了。是春天三月，清楚记得头顶的大树只有小量的叶，鲜花怒放——长大后知道该老树每年三月开花。是一九三八年——长大后看到该石屋顶上的水泥浮雕是「一九三八」四个大字。我懂事的第一天是一九三八年三月。
我是十二月一日出生的。出生纸战乱遗失了，战后补领。长兄与长姊说我生于一九三六，妈妈说一九三五。两个原因妈妈对。其一是天下间不容易找到一个记忆力比妈妈更强的人。其二是如果生于一九三六，那么妈妈叫我数铲数时我只有十六个月，不可能。
父亲是商人，当年在西湾河算是富裕的了。石屋建在西湾河一个山头上，战后称奥背龙村。地大七千呎，妈妈说是祖传的。祖传不等于有地权，二十年前给政府拆除兴建了高楼大厦。战前，那山头只有五六间石屋，住着十多伙人家。我们的石屋最大，门前的院子与屋旁的果树是我的天地了。
父母儿女多，我排第九。排第八的哥哥比我大十六个月，各有各的保姆。带我的叫群姐，是第一个对我的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群姐晚上对我说故事，晚晚不同，有些长大后知道是典故，但大部分是群姐自己随口作出来的。她也喜欢在黑夜中与我坐在院子看星星，说什么牛郎织女，而月亮的故事不仅多，而且长，永远说不尽。
三岁跟哥哥到邻家读幼稚园。老师叫吴姑娘，很美丽，脾气好得出奇。学生三个：哥哥、我、吴姑娘的妹妹。我年纪最小，吴姑娘百般迁就。我对上课没有兴趣，老是要求早放学，要爬到桑树上摘桑葚吃。
年幼时，哥哥比我大十六个月是大很多。妈妈作了一项错误的决策：为了上学方便她要我跟哥哥一起上小学一年级。是西湾河电车路的永光小学，老师姓叶，用弯成了角的手指敲学生的头是他的专长。哥哥五岁多一点。我不到四岁，读书考试不及格是从那时开始的了——小一没有升过班。比一般同学小两岁，斗不过，但年纪也算偏小的哥哥一开头就读得好。长大后才知道，哥哥读书了不起（一九五六年在美国宾州大学，他的成绩是全级数千学生之冠）。表面看，小哥哥很蠢，但音乐与绘画天分奇高。后来一九五八年染上精神病是我最痛心的事。想当年（从幼年到一九五四辍学），我每试失败，家中人说没有希望，哥哥在场会力排众议，说老师太蠢，不懂得教，或说如果弟弟每天读十分钟，考个第一易如反掌。
是旧礼教家庭，重男轻女，妈妈生了长子后跟着六个女儿，轮到第八是个男的，听话，读书钢琴绘画无一不精，是家中最受宠爱的人。然而，这位哥哥重视的是读书不成的弟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时（我六岁又七天），日机轰炸启德机场，我家在山上看得清楚。起初以为是演习，收音机证实是轰炸。早上穿好了校服，但不用上学了，被关进屋内，足不出户一段日子。待到容许外出时，支离破碎的尸体随处都有，而家养的狗喜欢把骨头带回家。
香港沦陷了，市场用日本的军票，港币的市值急泻直下，而因为找赎有困难，票额越大的港钞跌得越厉害，五百元面值的没有人要。妈妈于是收购五百元面值的港钞，很大张的，以小铁箱装好埋在地下。妈妈说，如果香港有光复的一天，英国政府不会不承认旧港钞。这项投资后来赚了不少钱。
与富豪相比，我家差很远，但当年西湾河是平民区，我家比下有余，余相当多。父亲张文来是大好商人，诚实节俭，在中环永乐街二十号经营文来行，信誉极佳。而一九五四谢世后，父亲的生日被电镀行业订为师父诞。妈妈姓苏名红，又名燕琦，貌美，极具贵气，只进过三个月小学，不识字，但因为每星期天上教堂，过耳不忘，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出来。她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投资如有神助。父亲对任何人的评价苛求，但对妈妈办事从来不干预。
日军攻占香港不是突如其来，大家早就预料有这个可能性。妈妈早就购买黄金，说可防身，又储存大量的食盐与花生麸。食盐重要大家都知道，妈妈说花生麸可以久藏，可以充饥，而榨了油后的麸还有油质存在。战后父亲说，妈妈带着一批孩子逃难广西后，她储存下来的食盐与花生麸，很大量的，救活了山头不少人。
在日军占领下，香港晚晚戒严，盟军飞机要炸就炸，目标不分，日本仔要杀就杀，好歹不辨。替日军工作的称汉奸，友侪中大家左猜右疑。市场当然有价格管制，排队轮购、搞关系、炒粮票、炒黑市，每天都听到。那时我六岁开头，耳闻目染，记得清楚，对三十年后写《价格管制理论》有很大的帮助。这篇文章一九七四年发表，虽然石沉大海多年，今天不少行内朋友说会传世。
经济学就是这样奇怪的学问。你遍读群书关于价格管制的描述与数据，对这管制的认识比不上身在其中生活过一段小时日。太多的看似无关重要的细节，加起来很重要，但文字和数据不会尽纳其中，就是记载得详尽也不容易体会。亲历其境有真实感，不容易忘记。
不管对或错，我的妈妈对任何观察都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当年问她价格管制会有什么效果，她说的会把一个教授吓一跳。她是个盲婚的聪明女人，幼年缠过几天脚，非常守旧、迷信，很固执的。她对中国传统婚姻与三从四德知得多而深入，启发了我于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儿女产权与婚姻合约》。
富裕浮云，悲惨的日子开始了。群姐带了我六年，给了我无限的爱，因为战乱回乡了。日军占领香港不到一年，妈妈带着七个孩子过逃难的生活。那时我不到七岁。
广西的日子（求学奇遇记？之三
香港沦陷，到大陆逃难的人不少。三年八个月光复，劫后余生的一般认为不逃会较好，生存的机会也较高。不知道他家逃难的想法，当年听到父母商讨，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内：有十个孩子，分散一下不会全军尽墨。父亲留在香港，有长子与两个女儿陪伴；母亲带着我的四个姊姊、小哥哥、我和比我小四岁多的妹妹（共七个孩子），逃难广西去也。
不是有计划的安排，而今天追踪昔日的逃程，很有点莫名其妙。记得先坐船到澳门，跟着在惠州——父亲的故乡——住了一晚。跟着辗转一些日子，抵曲江——今天统称韶关——那是直上北行。去年为了摄影夜宿韶关，找到一九四二年我们三个最小的因病而住过的河西医院，重建两次了。奇怪，当年逃难的人大都问津韶关。
母亲的分散逃策不改。最年小的三个跟着她到曲江，其他的不知到了哪里，后来在桂林会合，后来又分散，又会合，散合散合的乱逃一通，战后竟然没有一个死掉，堪称奇迹。
奇怪是曲江之后我们转走西南，略为安定下来的是桂林与柳州。几位姊姊进入桂林医学院，三个小的在桂林停了一段日子，随母亲到柳州。柳州住沙街，我和哥哥进入了那里的中正中学附属小学，读小四。没有什么读的。老师要逃难，频频转换，而小同学也要逃难，频频改变。但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同学饿死很多。图案一样：先是手足肌肉腐烂——是营养不足的证据；继而全身黄肿——是无可救药的象征。我自己的手足腐烂了两年，达不到黄肿之境，生存下来。
今天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明天死掉，一个又一个。这些日子我无法忘记。后来在美求学有成，意识到中国的青年如果有机会，或大或小也会有成。再后来我为这点希望以中文动笔了。
中正附小几个月转读桂林真光小学，一个人去寄宿。几位姊姊当时在桂林医学院，原则上可以照顾，但几个月后的桂林大疏散，各散东西，委托一位朋友带我到柳州会合母亲，朋友没有出现。我是见到校中空无一人，才独自走到火车站，爬上车顶。是最后一班车，停柳州时只落三几个乘客。柳州摆空城计，找到沙街住址，母亲与哥哥妹妹仍在，恍若隔世。是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七岁半。
从柳州继续逃是坐船的。一程一程地换船走，妈妈每程议价，有其他乘客分担费用。这些船程往往有多个苦力在岸上用绳索拖船行，有监管的拿着鞭子。妈妈说苦力是散工，组合分帐，而监管的也分帐。二十三年后研究佃农分成，思往事，我分不开谁是雇主，谁是被雇。一九七○年，多伦多大学的J。 McManus到西雅图找我，研讨他正在动笔的公司理论，我提出广西的拖船例子，说挥鞭而下的监管者可以看为是苦力联手聘请的。他把这例子写进文章，说是我提出的。后来这例子在有关公司的文章出现过多次，有说是McManus的，有说是我的。十多年前见到一位澳洲教授写的关于谁是雇主的文章，题目竟然用上我的名字。我不认为谁是雇主是个值得花时间探讨的问题：法律上有鉴别，但这鉴别在经济学上不重要。
长姊离开桂林直走贵阳，后来在那里的医学院毕业。其他三位姊姊在途中与我们相聚，是母亲的安排。记得我们到过洪秀全起义的桂平，跟着到了今天地图还可找到的平南。平南再逃是向山间步行十个小时，来到一个今天无法找到的名为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