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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然而，考查现象与鉴定局限的困难正是经济研究的趣味所在。我不傻，不会毫无兴趣地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的。
回头说自己作实证研究的起点，永远是一个有趣而奇异的实例，以解释这实例或现象入手。这解释有时来得容易，有时难于登天。为恐费时失事，我们当然要估计解释某现象的困难程度，局限考查的时间要多少，想一下找到了答案其贡献价值为何。说实话，这些估计不容易准确，往往令自己失望。然而，与行内的朋友相比，从命中率看，我又觉得自己可能一马当先。后来想通了，一个经济学者穷毕生之力，可以解释清楚一个有趣而奇异的现象，于愿已足。这样看，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为一个奇异的现象找到了解释，其理论假说多多少少有点新意。作验证，找不到反证的实例，就达到重要的派彩关头了。自己的思想有多少重量要到这一点才可以衡量。是的，有了足以解释一个现象的假说，我们要把这假说一般化，推到其它有关的现象去。要讲彩数，也要讲推理一般化的真功夫。
很多时候是失望的。假说验证过了关，一般化地推下去，可能被其它实例否决。遇到这样的不幸，要客观地考虑，看看自己提出的某方面过关某方面过不了的假说应否保留，或在哪方面可以修改然后再推下去。有时假说容易一般化，找不到反证的实例，但假说的本身不够新奇，或浅得老土，或他人早就说过了，会有空走一趟的感受，不好过。
成败得失，思想之外要讲自己的品味。选择需要解释的例子讲品味；有了解释的假说，一般化向哪方面推也要讲品味；要修改假说使之一般化，哪方面要保留，哪方面要放弃，推理本领之外品味也重要。品味这回事，不容易明白，我自己的处理是凭直觉走，那就是自己认为是过瘾的方向了。
成功地一般化的思想是否重要，能否传世，往往要很久之后才知道的。经得起时日蹂躏的思想来得不易。一些思想或假说红极一时，但过了十年八载不知所终。另一些初看平平无奇，但过了一些时日，注意的人愈来愈多。这方面我也幸运，到今天还没有一篇认真动笔的英语文章惨遭淘汰，只可惜行内的众君子不早一点拍掌。
在我这辈子的学术生涯中，碰出大彩的实例，莫如高斯一九五九年考查的音波频率，一年后他大补一手，写出后来被称为高斯定律的大文。虽然今天高斯还在投诉其影响力不够，我认为他是过于苛求了。想当年，他的大文一出，其重要性我立刻知道，花了三年时间研读，行内不少朋友也同样重视。受过批评，遭到漠视，而我自己也曾指出其逻辑有错，但不管怎样说，高斯定律会被将来的经济思想史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维。这里要说的，是这思维起于一个小而奇异的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的实例。
我自己因为台湾的土地改革，政府管制农业产出不跌反升，想出了佃农理论；因为母亲没有见过父亲而嫁给他，使我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的传统盲婚合约；因为香港战后的天台木屋怪现象，创立了价格管制理论；因为花中的糖浆可以成交，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因为中国不让恐龙蛋出口，推出了贪污的一般理论；因为公海捕鱼的租值没有全部消散，提出了合约结构的理念……如此种种，以英文动笔的有十多篇，大约十篇看来会传世。
街头巷尾数十年，有趣而又奇异的例子实在多。多年以来，我通常有十个八个这样的实例在脑中转，一时想想这个，一时想想那个。年轻时，想通了一个，清楚了，可以一般化，认为有重量，就动笔为文。到了中年，解通了的实例愈来愈多，写之不尽，于是英文按笔不动，等到六十五岁，以中文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选较为重要的一口气地写了出来。医疗的发达，使我当年推断自己六十五岁还健在，果然还健在。
有些朋友说我在六七十年代作出过重要的经济学贡献，之后不再。这观点是不对的。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近于学生习作，可观，但不够大气，没有洋洋大观的经济范式。六十七岁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融会贯通地提供了一个新而完整的理论架构，示范的实例无数，前无古人，比六七十年代的零散作品高得多了。是从街头巷尾跑出来的。
第六章：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
（之一）
（本文是不久前在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郑州大学作的讲话，讲题一样，处理与内容略有不同。记忆所及，这里把三次的内容合并，补加一些，较有系统地整理一番。）
各位同学：
今天要跟你们谈的是怎样学好经济学，把自己当年的经验择其优而舍其劣，也就是我今天认为经济学应该怎样学才对。首先要说的，是如果你跟着我建议的方法学，在大学考试，或到外地争取什么博士，凶多吉少。我走的是实证经济学的路，着重于理论的实用性，不花巧，写出来的学术文章不一定可以打进今天的国际学报。昔日可以，今天或多或少有点困难，虽然某些学报编辑记得我这个人，可能给个面子。当年在西方发表的文章，今天还有人记得，但在「格局」与思维上，与今天的是不同的了。
不容易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经济学很传统，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鲁宾逊夫人到凯恩斯到费沙等，我都读得认真。跟着是森穆逊、阿罗、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发、普纳、高斯等较为近期的，也读得认真。可以说，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文献我读得多而透。六五到六九年间，我转攻资料性的读物。一九六九之后，自己不再进图书馆，要什么资料由助手替我找寻。大约一九七二起，我谢绝替学报评审文章。行内朋友找我研讨，懂得一定奉陪。一九八二回港任职后，通讯没有今天那样方便，交谈是减少了。喜欢魂游四方，不熟知我的人不容易跟我交谈。像巴赛尔那种愿意跟着我魂游的行内君子不多。
我认为一个人在求学时要多读他家之作，但当自己进入了创作时期，要重视的还是自己怎样想。我的经济学底子很传统，比今天的新秀传统得多了。熟读传统，有欣赏的也有不欣赏的。选择自己认为可取的发展下去，过程中修改了不少认为有不足之处的前贤之见，而好些认为一无是处的，淘汰了。
这样的发展不是很有意思吗？夸夸其谈的背后，知道自己沧海一粟，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一士谔谔地走自己的路，走了三十年，心领神会，对自己的进度是挺满意的。但当我偶尔翻阅今天的经济学报，不容易见到自己熟知的传统。术语好些还是以前的，但看不到传统的思维。新秀们放弃了传统，我则认为史密斯的传统怎样也不要放弃。
回头说自己的经济学着重于实用性，是指解释力，解释人的行为，解释因为人的行为而引起的各种现象。我认为解释现象是经济学的唯一用途，没有其它。福利经济学是废物。不是说不应该关注社会福利，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是「专家」，不需要读过经济。二百多年来，经济学无法证明，从某甲手上拿了一元，交到某乙的手上，社会福利会改进或改退。
学经济可以协助赚钱吗？可以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或减少受骗的机会，但我没有遇到过一位富豪是经济学家。我自己母亲的投资命中率比我高，但她连书也没有读过，不识字。经济学可以协助政府决策吗？可以解释怎样的政策会有怎样的后果，但如果关心政府会否接受你的建议，不被气死才奇怪。
解释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这里说的是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一门科学往往由一些没有学过的人想出来。我们是后学，学经济是学经济科学了。科学有科学的规格。任何人接受这规格，同意其中的理论，那么任何人对同一现象的解释，大致上应该相同。物理、化学、生物学都有这样的一般性。这方面，经济学比较麻烦：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五花八门，懂的不懂的各持己见，忽略了经济科学的规格。史德拉（G。 J。 Stigler）曾经对我说：「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物理学家，听者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不再说下去。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听者会回应：『经济学吗？我不懂，但我认为……』跟着滔滔不绝。」
其实作为科学，经济在规格上与物理或其它自然科学没有什么不同。方法是一样的，而其可靠性也没有多大分别。后者很多人不同意，认为经济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not an exact science）。他们认为经济学的推断往往模棱两可，或各各不同，没有像物理学那种精确的解释力。
为此我曾经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一些美国的教授「盗」而用之，使我高兴。四十年前在美国教学生时，我说：「如果我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在有行人的街道上，没有风吹，也没有警察，我敢打赌，这张钞票会不翼而飞，不见了。有谁敢跟我打赌？一百博一？一万博一？要赌的请站出来。」这就是了。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化学，都无从推断或解释那张百元钞票为什么会不翼而飞。在人类发明的所有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可以推断，可以解释，而其准确性与物理或化学等自然科学是一样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该钞票可以相当持久地留在地上，正如秋天的黄叶无风自落，但秋风起黄叶却可飘到天上去。
「某些情况」的指定是重要的。科学方法称之为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经济学则称为局限条件（constraints）。这就带来推测与预测之分。推测是要指定条件的。条件是真实世界的条件，可以观察到。条件不对，推测的效果往往不同。推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在我指定的条件下，推测百元钞票会在街道上不翼而飞，逻辑说，等于我解释了该钞票为什么会消失。推测是prediction，是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