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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懂得怎样看，看得快，看得妙，可以解释得清楚为什么这样看不成，那样看才是好作品。他认为不平凡的景物摄得不平凡的作品，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困难是从平凡的景物摄得不平凡的作品。后者要讲思想，讲内容，而有时略为转换角度，作品会说很多话。
是不公平的世界。关大志在世界摄影艺术上籍籍无名，只因为他当年没有照相机，买不起胶卷。后来他在美国发了达，最贵重的照相机买了一整套，但贵人事忙，没有时间搞摄影了。
我学得快，学尽了关大志对景物的看法。到了北美，要脱离沙龙的老土传统，挣扎了好几年，到了一九六五年才想出怎样把在广西拿沙体会到的光搞进摄影去。一九六六年在加州见到关大志，展示几帧自己的新作，把他吓了一跳。
从多伦多到洛杉矶（求学奇遇记？之七）
我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坐邮轮到北美去的。船程十八天，加五天火车到多伦多。是替父亲遗留下来的生意去商谈看似重要但后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留在多伦多是要补修一下中学课程，希望拿得一纸商业的什么文凭。空余时间到那里的公立图书馆去，因为该馆有非常齐备的关于摄影大师的书籍。
家庭复杂，香港寄来的钱不足餬口，作了几个月摄影师，是在当地最大名的摄影室，工资低得很。内心深处我希望能在北美自谋出路：香港的家有那么多的成员，而自己是幼子，夜长梦多。
后来决定认真地求学，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多伦多当时有近五百个从香港去的学生，只有我一个没有大学收容。应该有自卑感，但觉得如果真的用功读书，我不可能读他们不过。为了好奇我要尝试一下。其二是很大的不幸。一九五八某天晚上，收到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我深爱的小哥哥——在宾州大学读得很好的——患上精神分裂症，达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晴天霹雳，我跑到图书馆翻阅医学书籍，所有报告都说哥哥的情况药石无灵。上苍无情，这位哥哥是张家的儿子中唯一可以搞出学问的那一位，父亲对我说过的希望岂不是空空如也？我想，那就要由我披甲上阵了。
第三同样重要：就在那时我在多伦多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人。王子春结了婚，有个可爱的小女儿。他拿了硕士，记不得是文学还是历史，英语好而大有文采。只见了几面，他肯定我是个顶级的求学人材，于是鼓励我，教我，给我介绍读物，对我说了很多学问的典故。他也教我写英语文章。我还记得他给我一封论文章之道的信，结句说得清楚：「Either a man makes sense； or he doesn't。 You do。」
我说求学屡有奇遇不是夸张吧。如果当年在多伦多有大学收容，我不会遇到王子春，就是遇上他也不会教。听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在写文章这重要话题上，王子春只一句我就终生受用了：写文章要make sense！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但做到的人稀有。我是因为得到王子春画龙点睛，下苦功，做到。
加拿大的大学当时享誉国际，但收生保守，王子春要我尝试美国的大学。当时我不知道，美国好些大学收生对超龄的比较宽容。我超龄，到了洛杉矶加州大学才知道超相当多：同学平均十八多一点，我差三个月二十四。急起直追，是打冲锋的时候了！
一九五九年秋季入本科，一九六二年六月获硕士。势如破竹，却给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来一个下马威。当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硕士后攻读博士的要考一个口试，决定学生可不可以继续。是例行公事，这口试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不通过。有恃无恐，因为凡遇理论难题同学喜欢求教于我。是一九六二年底，这口试考官三个，赫师是主考。
口试问的当然是经济理论，我对答如流。不到一个小时，赫师说：「差不多吧。」然后翻阅我的档案，说：「全部是A？我没有见过。高级理论是难不倒你的了，让我问初级的吧。在竞争市场上，行内的产出者不会有盈利，为什么他们还要竞争下去呢？」我回应：「因为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赫师说：「对！」站起来，要走了。殊不知另一位教授（R。 Baron）说：「等一等，我要问为什么在最高的代价下会有竞争？」这问题难倒了我。其实答案是浅的：最高代价是说竞争者不会另谋高就。当时我答不出来。
该口试不通过，没有补考这回事，要离校了。同学哗然，几位教授找我，希望我留下来，说他们决定让我补考。后来我在初级理念上痛下三个月功夫，补考是谈天气，说家事。据说几年后因为我的「典故」，加大经济系取消了那个口试。好些年后遇到赫师，谈往事，说到我那个口试，他感慨地说：「当时大家觉得你锋芒毕露，希望你能收敛一下，但我们是做得太过分了。」
回头说加大的本科日子，为求学问，打冲锋我要找到大师才冲。大学校就有这样的方便：虽然教授的水平参差不齐，但够多，容许卧虎藏龙。所以在满足选科的规限内，我走遍校园，左问右问，要找到大师教授才下注。艺术历史教授教的是理论，之前之后我没有听过；人类学教授是大名家；生物学教授是物理学家，后来被认为是物理生物的一个创始人；哲学逻辑是跟卡纳（R。 Carnap）学的。
本科的经济科目，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W。 R。 Allen与W。 C。 Scoville。前者后来与艾智仁合作名著Production and Exchange，授课幽默精彩；后者教经济历史，学究天人。Scoville有的是一种难度极高的学问：十年窗下只写一本历史书（The Prosecution of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注脚的文字远比正文多，其考查的严谨与详尽真的一丝不苟。得到感染，一丝不苟是我自己后来的治学之道，只是四十七岁后，累了，下笔只着重自己的思维，不管他家之说。
我有机会问Scoville：「十年窗下一本历史书，值得吗？」他回应道：「我那本书的题材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只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众人皆说昔日法国逼害新教徒（Huguenots）对法国经济有很大的不良影响，我研究的结果说没有。最近一位法国史学家评论这本书，说在我之后法国这个老话题是不需要再研究了。学问的发展，总要有些人花时间去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我花十年能使后人不需要在同一问题上再下功夫，应该是值得的。」这是学问的真谛，深深地影响了我，虽然后来作研究时，见到生命那么短暂，我要考虑很久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才动工。
学问茫茫大海；学者沧海一粟。一个学者希望争取到的只是那一粟能发出一点光亮罢了。
艾智仁与赫舒拉（求学奇遇记？之八）
曾经多次写艾智仁与赫舒拉发，因为他俩是我求学时最主要的老师。这里从比较广泛的角度说，也比较简略。自己平生最高的荣誉，不是什么院长会长，或什么大教授，而是行内任何知道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人，都知道我是他们的学生。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选修过他们的课。我是他们的旁听生，每个旁听了三年。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写成的。
一九六一年进入了研究院，选修的价格理论由R。 E。 Baldwin传授，教得好！这位老师来自哈佛，教的是新古典与哈佛早期的理论基础。宏观与货币我师从K。 Brunner，很苛求，是在他举世知名之前的事了。选修过的科目不能再选修，所以只能旁听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课。
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开始旁听赫舒拉发。艾智仁当时造访史坦福。旁听赫舒拉发的第一课他就对我重视，而差不多从那天起他就认为我是他教过的最好学生。奇怪几个月后的口试（前文提及）他不给我通过。艾智仁呢？他要等看到我的博士论文才没有怀疑。
早就听到艾智仁厉害，不少人说他是价格理论的天下第一把手。我当时开始意识到，经济学其实只有价格理论，只要掌握得好，什么宏观、货币等都可以变化出来。当时我读过凯恩斯的搞起宏观经济学的《通论》，认为作者对价格理论掌握得不够。那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认真地求学三年了。
进攻价格理论的策略是明显的。从Baldwin那里我打好了传统价格理论的基础，尤其是这位老师把新古典经济的各大家教得通透。跟着轮到赫舒拉发。赫师也是哈佛出身，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对费沙（I。 Fisher）的利息理论与资本的理念发表过重要文献，可以填补新古典的一角空白。再跟着轮到艾智仁，还没有上过他的课，但听说这个人的思想天马行空，无从捉摸，我倒要尝试一下。
我是因为要等艾智仁从史坦福回到加大，旁听了他的课，才考他出的博士试题，于是决定缓慢下来。后来等到进入研究院的第三年的下学期才考博士笔试，但同学通常分两年考的四张试卷，我在五天内考完——三卷第一，一卷第二——追回了时间。
旁听了赫舒拉发几个月后，我问他：「你的学问与艾智仁的怎样比较呢？」他回答：「我广博，艾智仁湛深。」是重要的提点，也显示我选走的Baldwin…Hirshleifer…Alchian的路线与次序是很理想的策划。当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并不大名，但从多方的评论与自己读过的文章衡量，天下间不可能找到更为优胜的学习价格理论的阵容。我已经拜读过所有关于价格理论的名著，而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佛利民（M。 Friedman）的《价格理论》，虽然是天书，但较早的「非法」学生笔录版本我背得出来。
策划确定，问题只是艾智仁要到一九六三年的秋季才授课。打冲锋，需要选修考试的科目清理得七七八八，等艾智仁，等听过他的课才考他出的博士试题，一时间变得无锋可冲了。我于是决定跑到图书馆去，获得一个仅可容身的小房间，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