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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驻图书馆就有这样的方便：书本用不着借出来，以小车把一组书籍推进自己的小房间，读后放回在通道可以找到的小车上，有工作人员替你执拾。这样读可以读很多，而当时我选读的不限于经济，凡有兴趣的都翻阅一下。感谢上帝，妈妈遗传给我的过目不忘的本领，大有用场。无论什么题材，翻阅三几本就觉得说的差不多，抄作远多于创作，知道搞学问不容易杀出重围。那些批评我数十年不读书（实情如是）的人，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对考试漠不关心。还要考的四个博士笔试随时可以考。这种试考基础，考知识，考思维，无须准备。等艾智仁，因为知道他考的是思想，我要跟踪一下。
听课与跟老师研讨，比起读老师的论著有很大的分别。一个学者的思想有很多细节不可能全部写下来，而这些细节能让学生体会老师的思考方法。一九六三年秋季第一次听艾智仁的课，很有点失望，因为他说明旁听生不准提问。这一点，同学们也失望：我提问别开生面，往往举座哗然，很热闹的。后来艾智仁容许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提问，只我一个，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羡煞同学也。
艾智仁的思维深不可测，是每个同学的感受。当时我对价格理论的操纵，可谓来去自如，但开始听艾智仁的课，我不知他在说什么。我想，有这样的深度，我一定要触摸到他的层面才罢休。旁听到大约第三个学期（那时一年二期）我开始触摸到这层面，第四个学期豁然开朗。话虽如此，转到长堤任职后的第一年，每次艾师讲课我尽可能驾车回到加大旁听。
走毕了上述的Baldwin…Hirshleifer…Alchian的价格理论的全程，第一次开花结果是论文《佃农理论》。后来不少人认为那是价格理论应用的典范。这些评论加起来比不上艾智仁当年说的那样深刻。他说：「不要以为你推翻了所有前人对佃农的分析而沾沾自喜。你没有提出任何新理论，只是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你比他们都高一点。」
从长堤到芝加哥（求学奇遇记？之九）
《佃农理论》是在长堤大学写成的。虽然导师是加大的艾智仁与赫舒拉发，但个多小时的车程不方便，时间要预约，只能写好了初稿，让他们先读，才登门求教。这样，在长堤与我共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E。Dvorak就成为我的「试音板」了。每有新意，向他表演一下，看他是否大叫天才。
长堤有一个小奇迹。那里的图书馆竟然有全套的《台湾农业年鉴》。是奇怪的刊物，有点发神经。这年鉴详尽地罗列了台湾每年每县的每种农植的耕地与收成，包括农地面积与耕地的轮植，印得密密麻麻，中英对照。没有谁会翻阅这样的刊物，而就是作农业研究，这类资料一般用不上。只是我要以台湾的土地改革来验证佃农分成在管制下对土地的边际产出的影响，虽然重要但极为冷门，才用得着这类资料，甚至不可或缺。
记得艾智仁读到我论文中最重要的验证那章时，很有点不相信我的想像推理与统计数据，以为我可能在袖子里出术。我从长堤借出几册《台湾农业年鉴》，带给他看，他自言自语：「发神经，怎会有人搜集这些资料呢？他们要来作什么？」
顺便一提。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长堤博物馆举行一次摄影个展，很成功。那时每星期教十二课，论文要赶工，展览的工作也得到Dvorak协助，而开幕的鸡尾酒会由他的太太主理。据说因为主理得出色，不少人跟着要求她主理酒会，大名远播，最后美国的西区经济学会的每年盛会都委托她主理了。光流水逝，匆匆数十年矣。
博士后我转到芝加哥大学。那是个很可怕的地方。名家云集（当年那里的朋友后来有六个拿得诺贝尔奖），各争上游，互不相让。讲座或研讨会议天天有，午餐一定谈学术，晚上酒会不醉无归。我在旁听、讲座、研讨、酒会之间疲于奔命，加上每隔一两天女秘书就把几篇文章放在我的书桌上，不少要评审。我奇怪那里的一些同事可以活到今天。
衷心说实话，我喜欢学，学得快，但绝对不是个喜欢跟人家研讨或辩论的人。从广西拿沙的日子起我喜欢独自游玩，有自己的世界，而长大后喜欢独自思考，不管外人怎样说。我可以一连数天足不出户，有时一整天呆坐书房。少年时在香港逃学，没有伴侣，我往往一个人坐在柴湾的一块巨石上下钓。根本没有鱼，永远是那块石，只是四顾无人，胡乱地想着些什么，对我是一种乐趣。学术上我很少与人争论，谁对谁错于我无关痛痒。港大有一位同事，一事无成，见我不回应某人的批评，大做文章，说我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回应批评我可以大量地增加文章数量，但何必做这些无聊的工作呢？思想是自己的，独自魂游得来，是对是错是轻是重，历史自有公论。没有机会传世的学术文字，不写算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中，一方面我很希望能得到那里的大师的启发，另一方面我不想参与他们的思想竞赛。史德拉（G。 J。 Stigler）与佛利民是天才，当然可以教我，但他俩当时如日方中，是大忙人，不敢多花他们的时间。虽然佛老的办公室在我隔邻，我是要到他退休了才多求教于他。夏保加（A。 Harberger）的课我旁听了一段日子，但他既是系主任，又是拉丁美洲的学生领导，分身不暇。舒尔兹（T。 W。 Schultz）与庄逊（D。 G。 Johnson）搞农业经济，本来志同道合，但他俩忙于行政工作。另一个庄逊（H。 G。 Johnson）视我如弟弟，我感激，但他一半时间在伦敦。蒙代尔（R。 Mundell）是个怪天才，编辑名满天下的《政治经济学报》，我只在酒会时才能与他多谈几句。L。 Telser是个独行侠，H。 Usawa带他的一群学生，Z。 Griliches整天看数据，G。 Tolley有他自己的项目——虽然大家常有来往，但研究的兴趣有别。余下是几个像我那样的后生小子了。
芝加哥的法律学院别有天地。戴维德（A。 Director）是我的英雄，但比我年长三十四岁，正退休，我不便常常请教他。高斯（R。 H。 Coase）也在法律学院，编辑《法律经济学报》，研究兴趣与我相近，治学方法一样，所以谈得来。我与高斯的往事，写得多了，这里不多说。
芝加哥学派名不虚传。这学派不是外间说的高举自由市场，或是大捧货币理论，而是他们重视理论或假说的事实验证。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也同样重视，只是远不及芝大那样人多势众，「思想斗争」远不及芝大那样热闹。
我认为经济学除了解释现象没有其他用途，就是提出政策建议，经济学的贡献是解释政策会引起的效果。我走经济解释（事实验证）的路走了整整四十年，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的影响先入为主。这方面我可能比他们还要坚持，而向浅中求、简化理论的法门，也是他们的影响，但我可能走得比较极端。
重视局限的真实性，首先影响我的是芝大的奈特（F。 H。 Knight），我在那里时他还健在，有机会两次表达了我的仰慕之情。然而，坚持考查局限的影响，主要来自高斯。至于我不喜欢动不动找统计数据，喜欢在街头巷尾跑，对古灵精怪的小现象笔下留神，则是五十年前太宁街的影响了。
我只在芝大停留了两年就迁往西雅图去。是不容易的决定。高斯多次挽留，而夏保加大幅提升我的薪酬。所有人都说，一个初出道的经济学子，有机会不多留于芝大几年是大傻瓜。问题是我生于香港，从小爱海，而西雅图的海美绝天下。另一方面，芝加哥的学术气氛太热闹，我要找个地方宁静下来。
Griliches是好朋友，当时提供他的看法：「任何年轻的经济学者要离开芝大都不智，因为需要芝大同事的影响与营养。你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你永远活在自己的天地中。」
掷花飞叶好文章（求学奇遇记？之十）
一九六九我从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时，《佃农理论》已经发表了。我带去还要修改一下的，是一篇题为《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稿。该文一九七○年发表，三十多年来影响有重量，虽然很多关于implicit contract与inplete contract的文章，作者没有提到出自该文。
华大聘请我时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只听到有个思想奇特的怪人就下注。几个月后他们无端端投票通过升我为正教授，也没有真的读过我的文章。大学虽多，恐怕只有当时作系主任的诺斯（D。 C。 North）才会这样做。初抵华大时，遇到正要去英国造访一年的巴赛尔（Y。 Barzel）。他问我正在研究什么，我把那《合约结构》的文稿给他看，他读后交还给我，没说什么。
巴赛尔重视我的思维，是他访英后回华大，听到同事J。 McGee大赞我对捆绑销售的看法，读了我在一九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吓了一下，然后读我所有发表过或还未发表的文章。一九七二我发表《儿女产权与婚姻合约》，七三发表《蜜蜂的神话》，七四发表《价格管制理论》……每篇发表前都经过巴赛尔过目，提出改进的建议。他认为我的思维无奇不有，怪招层出不穷，但无论怎样变化，我永远坚守价格理论的几个基础原则。
不容易想像有更好的同事。巴赛尔博士芝大，从师夏保加，统计学于A。 Wallace门下，名门之后也。一位华大同事给予巴赛尔一个中肯评价：He knows what counts！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学问。深的、浅的无所谓，但不重要的巴赛尔不管，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