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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经济学术水平我不敢评论。曾经试过，由香港政府委任的什么评审组织，以十分为最高来评审学术研究水平，整个香港的经济学者中只有我一个拿零分，破了纪录。
戴天三次说我有苏东坡的才华，有待考证乎？很不幸，才华不知有没有，但苏东坡的际遇我是有的。苏子云：「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命在牛、斗之间……今谤我者或云死，或云仙。」
那就让我以苏子的《定风波》结笔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第二章：老师的启发——艾智仁
艾智仁（Armen A。Alchian）是我的老师。这个师生关系，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较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我是他的旁听生，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我试把它写出来，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
六○年代初期，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在国际上不见经传，但于今回顾，那时其实是如日中天。赫舒拉发（J。Hirshleifer）、普纳（K。Brunner）、艾智仁当时都任职该校，是他们的全盛时期，锋芒毕露，不过，我离开加大之后他们才真正举世知名。跟我一起在研究院就读的好几位同学也是高人一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任职，见到那里有口皆碑的「明星」学生，相比之下，就知道了。如今，这些旧同学都大有建树。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加大的，起先打算读商科，但过了一个学期就转攻经济。在经济系上了几天课，就听到一些研究班的同学谈及艾智仁的事。他们对艾氏肃然起敬，说他如何高深莫测。艾氏当时不教低班，也少在校园走动，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然而，关于他的超凡本领，我时有所闻。有一次跟有名的Scoville教授闲谈，说到艾智仁时，我提起听来的有关艾氏出神入化的本领，他笑笑说：「没有如此厉害吧，起码他自己不会同意。但他可能是当世最优秀的价格理论家。」我从小没有偶像，对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思想对我有很特别的吸引力，听到艾智仁有如天马行空，心焉向往，恨不得立刻可以上他的课。
我是六一年进入研究院的；那时艾智仁到了史丹福大学作客座教授。于是，我的价格理论跟一位从哈佛来的教授（R。E。Baldwin）选修。有一次，另一教授（C。Miller）在课室里谈到知名度的问题，提起艾智仁，他肯定地说：「目前只有行内的高手知道他的本领，但成名应该是迟早的事。」言犹在耳，大名鼎鼎的森穆逊（P。A。Samuelson）到加大演说，听众济济一堂。某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森氏回答说：「且让我教你一些价格理论……」他说着马上停下来张目四顾，改口说：「啊，我说错了，在你们这个地方我怎敢教价格理论呢？」全室大笑！大家东张西望，要找一个人。那时艾智仁在史丹福，而在座听众都知道森氏指的是什么与谁。
选修过的科目是不可以再修的。我在六二年获硕士后，尚要选修的主要科不多，旁听就成了习惯。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我当然特别关心。在艾智仁回加大之前，我旁听的主要对象是赫舒拉发。后者毕业于哈佛，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价格理论中他专研投资理论，近二十年来举世商学院大行其道的「财务学」，赫氏是开山鼻祖。（我也旁听过赫氏五个学期，与他的师生关系也有不少可写之处，这是题外话。）
有一次，赫氏教到收入变动对需求的影响，一位同学举手大声说：「艾智仁说收入是不会影响需求的！」赫氏停下来，把讲义推开，神秘地微笑道：「我不知道艾智仁为什么会说这样愚蠢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很多年前，在兰克公司的一个会议上，我遇到艾智仁。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在研讨中，艾智仁提出一个观点，愚蠢得难以置信，所有在座的人都认为他错了。很多人向他解释，但他老是不明白，坚持己见。我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可怜。过了好一会，我见他耽搁时间，就亲自向他解释为什么他是错了。殊不知说到一半，我突然发觉所有人都错，只有他才是对的。」
后来有机会与赫舒拉发谈起思想的问题，我好奇地问：「你与艾智仁相比如何？」他坦率地回答：「我所知的广博，他的范围比较狭窄，但如无底深潭。」于今想来，这是识英雄、重英雄的衷心话。
以上是我遇到艾智仁之前，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些事情。我心目中认为他不会像传说中那样出神入化，但我知道，能听到艾氏的课是难得的际遇。我硕士的成绩好，本来打算转到芝加哥大学去，拜师于佛利民门下，但听到艾氏快回加大，就打消去意。我本来也打算在六二年考博士试的，但因为要先上艾氏的课，要考他出的博士试卷，就改迟了一年。好些同学有意避去艾氏的试题，但有几位却像我一样，明知困难而为之。可以说，在听艾氏的课之前，我的心理准备是足够的。
（二）
一九六三年初，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课。他有一条众人皆知的规例：旁听生在课堂上不准发问，也不准答话。在大学上课，我是一向不做笔记的，但总带着张纸，装模作样地画点什么。艾氏既然连问也不准问，我就索性连纸笔也不带了，专心聆听，一早就走进课室，找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静静地坐着，如临大敌。
第一课，课室坐满了人——大概有五十多人吧——那差不多是当时整个研究院的学生了，大部分是旁听生。铃声一响，艾智仁进入课室，鸦雀无声。我细看这个传奇人物，见他长得高瘦，头发有点斑白，领带打得走了样，西服陈旧，但还算清洁。他向窗外望，笑了几下。「哈，这么多人！我敢打赌，几星期以后一半的人会不见了。」我想，他是指我们这些旁听生吧。没有学生回应。他好像有点尴尬，继续说：「我从来不备课，没有讲义。从早到晚都在想的问题，天天想，想了那么多年，是不用准备的吧。讲义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今天写下来的，明天的想法又有点不同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残旧不堪的纸头，解释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份作参考用的读物表，你们就会麻烦我。这两张读物表是学生几年前逼我编出来的。只有这一份，你们影印后要还我。介绍这些读物只是为了应酬，与我教的不一定有关系，你们可以不读。」这样，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抢着到图书馆去，争先恐后地找那些读物，跟着大家君子协定，作谁先读谁后读的安排。我们都听说艾智仁对一般读物看不上眼，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读的。如今竟然有此读物表，秘籍无疑也。
就这样，他开始讲课了。他说：「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量度的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怎么办？」问题提出来后，没有回应他不会继续，这是大家预先知道的。正式选修的同学此起彼落地提出各个办法，但每个办法都证明不可行。下课的铃声响了，一位同学来不及把话说完，艾氏已匆匆离去。这是第一课。
每星期三课，每课五十分钟，课上都在谈量度石头的重量，都找不到办法。这样就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显然，与经济学似乎无关的事，同学们都认为其中必定大有玄机。过了不久，每次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开会讨论艾氏在课室上所说过的话，要寻求他所指的是什么，和有什么含义。这个课后学生自搞的小组（后来维持了两年），在不知不觉间，使我们对价格理论的认识、运用，大有所获。
一位老一辈的，在几年前上过艾智仁教的统计学课的同学，见我们在「石头」的问题上打转时有点心灰意冷，便安慰我们，说艾氏教统计，从头到尾都在谈赌马，最后大家从赌马中学得统计学所有的基本概念。赌马显然与统计有关，但石头呢？难道我们要胡里胡涂地在石头的问题上花一个学期？
第五个星期，艾氏进课室时满面笑容，欣然自得，问：「你们明白了没有？」学生反问：「明白什么？」答曰：「量度石头重量的困难。」他于是指出，量度必定是武断的事，是武断而又有系统地将数字排列、分配、定名。他跟着谈到不同量度系统的局限，功用的含义，功用理论运作的基本条件，量度与推断的关系，客观与价值观的区别，需求定律的重要，福利经济与科学扯不上关系，等等。在五十分钟内，他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使我听得呆了。其见解的精辟，其逻辑的紧密，其哲理的湛深，使我意识到学问是可以这样迷人的。
古人说的「学究天人」会使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觉。说艾氏学究天人，本来不错，但他那样淡然处之，不渲不染，对重点的刻画挥洒自如，使我觉得他在学问上的深度，我也有机会达到的。从那天起，在敬佩艾氏之余，我有了自信。假若没有经过那四个星期去想石头的如何量度，我不会在五十分钟之内被艾氏说服的吧。在此之前，我对福利经济很感兴趣，下过不少功夫，但从那天起，我不再涉及福利经济的问题。
学期很快过去了。艾智仁明显地错了一点：他推断学生人数会减少一半，结果并非如此。选修也好、旁听也好，到学期结束时，课室还是满满的。后来有人说，有我们那个小组坐镇，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
（三）
第二个学期，艾智仁一进课室就问：「什么是货币？」这是经济学幼儿班的问题，任何学生都知道答案。但问题由艾智仁提出，大家都知道课本上的答案不管用，无谓自取其「辱」，所以没有谁敢回答半句。艾氏把问题重复，到最后，有一位同学终于大胆地反问了：「什么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