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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石，少亦不下二十余万石。至大元年，增两城米肆为一十五所，每肆日粜米一百石。四年，增所粜米价为中统钞二十五贯。自是每年所粜，率五十余万石。泰定二年，减米价为二十贯。致和元年，又减为一十五贯云。赈粜粮之外，复有红帖粮。红帖粮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赈粜粮多为豪强嗜利之徒，用计巧取，弗能周及贫民。于是令有司籍两京贫乏户口之数，置半印号簿文贴，各书其姓名口数，逐月封贴以给。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价视赈粜之直，三分常减其一，与赈粜并行。每年拨米总二十万四千九百余石，闰月不与焉。其爱民之仁，于此亦可见矣。
入粟补官之制：元初未尝举行。天历三年，内外郡县亢旱为灾，于是用太师答剌罕等言，举而行之。凡江南、陕西、河南等处定为三等，令其富实民户依例出米，无米者折纳价钞。陕西每石八十两，河南并腹里每石六十两，江南三省每石四十两，实授茶盐流官，如不仕让封父母者听。钱谷官考满，依例升转。陕西省：一千五百石之上，从七品；一千石之上，正八品；五百石之上，从八品；三百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从九品；一百石之上，上等钱谷官；八十石之上，中等钱谷官；五十石之上，下等钱谷官；三十石之上，旌表门闾。河南并腹里：二千石之上，从七品；一千五百石之上，正八品；一千石之上，从八品；五百石之上，正九品；三百石之上，从九品；二百石之上，上等钱谷官；一百五十石之上，中等钱谷官；一百石之上，下等钱谷官。江南三省：一万石之上，正七品；五千石之上，从七品；三千石之上，正八品；二千石之上，从八品；一千石之上，正九品；五百石之上，从九品；三百石之上，上等钱谷官；二百五十石之上，中等钱谷官；二百石之上，下等钱谷官。先已入粟，遥授虚名，今再入粟者，验其粮数，照依资品，实授茶盐流官。陕西：一千石之上，从七品；六百六十石之上，正八品；三百三十石之上，从八品；二百石之上，正九品；一百三十石之上，从九品。河南并腹里：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从七品；一千石之上，正八品；六百六十石之上，从八品；三百三十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从九品。江南三省：六千六百六十石之上，正七品；三千三百三十石之上，从七品；二千石之上，正八品；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从八品；六百六十石之上，正九品；三百三十石之上，从九品。先已入粟，实授茶盐流官，今再入粟者，验其粮数，加等升除。陕西：七百五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一百五十石之上，一百石之上。河南并腹里：一千石之上，七百五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一百五十石之上。僧道入粟：三百石之上，赐六字师号，都省给之；二百石之上，四字师号，一百石之上，二字师号，礼部给之。四川省富实民户，有能入粟赴江陵者，依河南省补官例行之。夫入粟补官，虽非先王之政，然荒札之余，民赖其助者多矣，故特识于篇末而不敢略云。
宋濂》元史》志第四十五下 食货五
志第四十五下 食货五
食货前志，据《经世大典》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历以前，载之详矣。若夫元统以后彻底经验论美国哲学家詹姆士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宣，海运之多寡，钞法之更变，盐茶之利害，其见于《六条政类》之中，及有司采访事迹，凡有足征者，具录于篇，以备参考；而丧乱之际，其亡逸不存者，则阙之。
○海运
元自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历岁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恆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由是岁运之数，渐不如旧。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计江南三省所运，止得二百八十万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寺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及汝、颍倡乱，湖广、江右相继陷没，而方国珍、张士诚窃据浙东、西之地，虽縻以好爵，资为籓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
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兒、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由海道至庆元，抵杭州。时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方国珍为平章政事，诏命士诚输粟，国珍具舟，达识帖睦迩总督之。既达朝廷之命，而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伯颜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克济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兴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转以达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后抵澉浦，乃载于舟。海滩浅涩，躬履艰苦，粟之载于舟者，为石十有一万。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户部尚书王宗礼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运粮赴京，如上年之数。九月，又遣兵部尚书彻彻不花、侍郎韩祺往征海运一百万石。二十二年五月，运粮赴京，视上年之数，仅加二万而已。九月，遣户部尚书脱脱欢察尔、兵部尚书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运粮十有三万石赴京。九月，又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兒、监丞赛因不花往征海运。士诚托辞以拒命，由是东南之粟给京师者，遂止于是岁云。
钞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脱脱欲更钞法，乃会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共议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尝建言云：“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料本、倒易昏钞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于总库转支。至是，吏部尚书偰哲笃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偰哲笃言更钞法，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众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语，惟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独奋然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比之达达人乞养汉人为子，是终为汉人之子而已，岂有故纸为父，而以铜为过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诚又曰：“钱钞用法，以虚换实，其致一也。今历代钱及至正钱，中统钞及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若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非国之利也。”偰哲笃、武祺又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尔。”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有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识之矣。交钞犹新戚也，虽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滋多尔。况祖宗成宪，岂可轻改。”偰哲笃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诚曰：“汝辈更法，又欲上诬世皇，是汝又欲与世皇争高下也。且自世皇以来，诸帝皆谥曰孝，改其成宪，可谓孝乎？”武祺又欲钱钞兼行，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道听途说，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笃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诚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听此言。如向日开金口河，成则归功汝等，不成则归罪丞相矣。”脱脱见其言直，犹豫未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言曰：“吕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当坐庙堂高声厉色。若从其言，此事终不行耶！”明日，讽御史劾之，思诚归卧不出，遂定更钞之议而奏之。下诏云：“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盐法
大都之盐：元统二年四月，御史台备监察御史言：“窃睹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盐不可阙。大德中，因商贩把握行市，民食贵盐，乃置局设官卖之。中统钞一贯，买盐四斤八两。后虽倍其价，犹敷民用。及泰定间，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于钤束，致有短少之弊。于是巨商趋利者营属当道，以局官侵盗为由，辄奏罢之，复从民贩卖。自是钞一贯，仅买盐一斤。无籍之徒，私相犯界，煎卖独受其利，官课为所侵碍。而民食贵盐益甚，贫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旧设局，官为发卖，庶课不亏，而民受赐矣。”
既而大都路备三巡院及大兴、宛平县所申，又户部尚书建言，皆如御史所陈。户部乃言，以谓“榷盐之法，本以裕国而便民。始自大德七年罢大都运司，令河间运司兼办。每岁存留盐数，散之米铺，从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