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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子的话，他就是许仙。她演李香君，他就是侯朝宗。她演陈妙常，他就是潘必正。他演梁山伯，她就是祝英台。总之在古代题材的戏里，他们是相爱的一对。即使在现代戏《白毛女》里，他们也还是相爱的一对，一个演喜儿，一个扮大春。其实，他们之间的纠葛也像一本大戏，“大戏”里有深深的情，也有多多的恨。
京剧界的人都知道，旦行演员是非常多的，优秀的旦角演员也不在少数。要不然，怎么一下就齐刷刷地有了“四大名旦”（即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后来，又齐刷刷地有了四小名旦（即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呢？可要找上个好小生演员，那就难了。京剧界直到现在都在闹“小生荒”。所以，杜近芳进了中国京剧院，能遇上叶盛兰，那是她的造化。从此，杜近芳的表演因有“中国第一小生”的同台、配合与提携，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层面，新的境界。叶盛兰的文戏武戏，都让人产生美感。扮上吕布是吕布，扮上周瑜是周瑜，决不雷同。与旦角合作演才子佳人戏，软点的旦角真能叫他这个俊美无比的小生给比下去。所以，自身条件很不错的杜近芳非常努力，力求在舞台上能与他楚汉对峙、旗鼓相当。杜近芳遇到表演艺术上的问题，也多向“四叔”（即叶盛兰）请教。于是，杜近芳迅速蹿红。同行都说，是叶四爷（盛兰）培养了她。那时的她，也没站出来否认这个说法。与中国第一小生长期搭档，哪个旦角演员不羡慕，连霸气十足的言慧珠都动心。
平素他与她也很亲密，俩人能说心里话。这种亲密，同行也认可。要知道：这是江湖，是戏班，不是寺庙军营。
1951年，为丰富上演剧目，中国京剧院要排《金钵记》（即《白蛇传》），决定选用田汉的剧本。对这个决定，叶盛兰是不满的，私下里对杜近芳说：“田汉是共产党员，是外行，不懂戏。拿我们的旧剧本改改，就成他们的啦，好来挣我们大钱。”
那时，正在全盘照搬苏联文艺理论。戏剧界热火朝天地学习苏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体系，戏曲艺人也要学。一次，田汉向杜近芳详细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中关于如何体验和表现人物性格的理论和方法。回来后，杜近芳告诉了叶盛兰。听后，叶四爷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没学什么表演体系，也唱了三十多年。什么‘斯坦尼’？我还‘叶坦尼’呢！”
从中国京剧院建院开始，剧院领导就组织政治学习，强调艺人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叶盛兰对此颇为反感，他是我行我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说休息就休息，说生病就生病。
1952年，他们一起赴朝慰问演出。从朝鲜回国，叶盛兰深感自己很难适应集体生活。私下里，他对杜近芳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在这里（指中国京剧院）我受不了。”过了几天，他决定不离开中国京剧院了。
1953年，中国京剧院根据上级指示提出培养青年演员的方针，让青年演员成为舞台接班人。有关讲话传出，受到青年演员的热烈欢迎。那年，叶盛兰刚过四十。梨园世家和“富连成”科班班主的家庭出身以及十九岁成名的个人经历，使他比别人更深地领会一个新政权提出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意义。在他感受到威胁的同时，也陷入了难以排遣的忧虑。他向杜近芳吐露了自己的看法：“把他们培养起来，我们就完了。”话说得一针见血，简单又准确。
1954年，组织上动员杜近芳加入共青团。她也很想入团，可又还拿不定主意，遂向叶盛兰讨教。叶盛兰听了，就撇嘴摇头。说：“你要入团？那么，将来连你的婚姻自由都没有了。”
1955年，中国京剧院到欧洲演出。一路上，叶盛兰对洋玩意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到了捷克，他提出要买羊毛衬衫，那时，没几个人知道啥叫羊毛衬衫。他的理由是“怕演员们晚上着凉”，希望组织能考虑一人买一件。到了瑞士，他提出要买瑞士表，还要求表商打折，再打折。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先进，叶盛兰打心眼儿里羡慕。他对杜近芳说：“你看人家，路灯没明线，小汽车真多，真漂亮。一路上的景致多美。美得我都不愿睡觉，愿意看这些景色。咱们祖国多咱才能赶上人家这样呐！”接着，是一阵的唉声叹气。
在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上，杜近芳把以上我所罗列的叶盛兰平素对她的谈话内容，揭了个“底儿掉”。她发言的题目就叫《我是党培养起来的》，洋洋洒洒数千言。全文共分四个方面：一、在思想上右派分子叶盛兰是一贯煽动我和党对立；二、在政治上右派分子叶盛兰想尽办法拉我上他的贼船；三、在艺术上右派分子叶盛兰对我实施暴力统治；四、在生活上右派分子叶盛兰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发言的结尾处，她义正辞严道：“我从各个方面揭穿了‘是叶盛兰培养了杜近芳’的弥天大谎，并证实了右派分子叶盛兰怎样从政治到艺术毁灭杜近芳，已经是铁证如山——我最后再说一句：感谢党，感谢党对我的一切培养！”
杜近芳处于激昂状态，说得生龙活虎；叶盛兰陷入精神混乱，听得心惊胆战。“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知我者缘何如此情薄？原来亲密与仇视，赞美和污蔑可以在瞬间转换，而操纵转换的杠杆就是那无所不在的政治支配力以及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们谁敢保险演员不反党？】
单看这个标题，就颇具“左”派色彩和革命锋芒。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是一位有名的京剧生行演员。我写到这里，心情也很矛盾——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喜欢他。我在《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一文里曾说到自己是如何痴迷他所扮演的林冲，觉得这个角色与笔下的储安平是多么地相像。他的确棒。他的表演艺术，从前和当下都无人可比。艺术眼光极其苛刻的名角儿厉慧良（武生演员）曾说，中国京剧院只有两个半演员——一个是叶盛兰，另一个指的便是这位演员了。但艺术和现实毕竟是两码子事儿。艺人在生活中一般是很实际，很世俗的。他未能免俗。他说叶盛兰是“从小哄起来，到大捧起来”，所以“一向狂妄自大，只要有人稍一触犯叶四爷，就要大吵大骂，甚至动攮子（即匕首）菜刀”。为此他列举了许多的事例。比如，从前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戏，叶盛兰看到门口广告牌子上的字大小不合适，就大骂起来，摘下牌子摔在地下。又有一次在马连良剧团搭班唱《群英会》，因为叶盛兰“干搁”了，马连良没办法，临时请了另一个小生演员江世玉。叶盛兰急了，拿着菜刀就奔了后台。又说，从前的一次演出，搞布景的人在抢景的时候碰了叶盛兰，因没来得及道歉，被叶四爷大骂一顿，挨了弟弟叶盛长的一攮子。送到医院治疗后，还逼着人家给自己磕头。另一次，是在50年代拍电影《群英会》，因为一点点矛盾，叶盛兰竟也拿着菜刀去找马连良……这样的揭发谁听了都害怕，更别说台上立着的叶盛兰了。但我也奇怪：怎么什么场合里叶盛兰怀里都揣着把菜刀呢？我还奇怪：每次叶盛兰拿菜刀的时候，怎么他都站在旁边呢？当我拿着这些原始反右材料询问当年参加批判会的人，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乐。并说，在会场上没人敢站起来问个虚实和真假。
反正这样的揭发足以让一个英俊漂亮的小生，顿时成为杀气腾腾的恶少加戏霸。听着听着，叶盛兰心里已是委屈万分，眼中之泪盈盈欲下。
眼泪，也没能让这位演员心慈手软。他说：“这是装出来的可怜相，目的是哭得你们同情。”接着便发出呼吁：“我们谁敢保险演员就不会反党？假如说中国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叶盛兰、叶盛长、李万春参加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他这样地逼问。
同为艺人，大家都是吃戏饭的。叶盛兰就是往死里想，也想不到艺人能这么干。人心就是江湖。江湖没了，人心真的也没了？叶盛兰面色惨白，悲不自胜。唱戏是苦，演戏是难，可从前的戏班本是一片太平啊！
那么，他呢？他的发言说得字字真切，但是否字字真心呢？我看也未必。名艺人个个世故练达，聪明绝顶。白天面对现实也和晚上面对舞台一样，讲究实效和迅捷的领悟力。经过几个政治运动的锤炼和一番思想改造的洗礼，他们已能迅速地把传统表演的技术和政治压力下的应变结合为一种智慧。一旦上边需要你做出“政治表现”，他们就都能很快地把这个“政治表现”艺术地表演出来。上边需要你做到“五分”，他能按照需求达到“七分”。他的揭发，多多少少是有这样的成分在内。反右以后，中国京剧院有了出国演出的任务，由于戴帽的叶盛兰不许再参与对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活动，于是，《白蛇传·断桥》里的许仙由他扮演。演出归来，他对叶盛兰说：“四哥，这次出去演许仙是领导分配的任务，我完成了。但隔行如隔山呀！以后，这戏还是您的。”——瞧，这又是艺人本色当行了。
【完了，完了】
据叶家的后代告诉我，叶盛兰每次从批斗会上回到家里，什么话也不说，就把自己关进卧室。继而，就听见他在里面跟喊嗓子一样，用小生念白的声音大喊：“我是谁？”“谁敢惹我！”“在上海的时候，谁敢惹我？”“我成阶下囚啦！”抑扬顿挫，且一声高过一声。
“这是哪一出呀？”叶盛兰的妻子问。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开门！”老伴儿说。
“别管我！”依旧是小生的念白。
“是不是疯了？”一家人心里都这么想。
叶盛兰喊够了，自己开门出来，也恢复了常态。全家和和气气地吃饭。每次批斗会下来，他都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自把琵琶，灯前弹罢，春深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