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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江南》2006年第4期
本刊责编关圣力
作者简介
章诒和，女，1942年生，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具博士生导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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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子酱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钱 诚/译
1
……我的判断（力）这会儿全乱了套，要是下面写的有什么不对头，您可要看到底，这里没空话【1】。别人说，您是位有名的作家。图书馆的人给了我本小册子，是您的文章目录（我是在我们村念完小学的）。我没空儿全看，只看了几篇。您说，我们的集体农业就是我们幸福的基础，说我们这些苦命庄稼人如今也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到处跑了。您还说，争当英雄现在成了我们乡下的常见现象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对这些，我要告诉您：您说的那种争当英雄和那种劳动的物质（实质），全泡汤了，我们已经快累垮了，它也早就发教（酵）了。我不知道您（写的）那些您都是在哪儿看到的。您还写了不少外国的事，说外国怎么怎么不好，说您常常发觉别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您，像是在说，瞧，那边儿走着的就是俄国人！可我也是个俄国人，我叫费佳，想知道我的全名也行，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现在我来对您说说我自己。
我家从老辈子就住在库尔省的天鹅庄园村。但是，我们对生活的想法却给人家拦要（腰）截断了：人家把我们叫做富农【2】，因为我家的屋顶是用洋铁皮包了的，家里有四匹马，三头奶牛，房后还有片挺好的园子。园子最近处有棵枝粗叶茂的大杏树，每年都结密密麻麻的杏子。那棵树我和弟弟们爬过多少次啊，我们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杏子——往后我永远吃不到那样的杏子了。那年月，每到夏天，母亲就拿那些杏子在屋外的小厨房里按农家老法子熬杏子酱，我们哥儿几个就在旁边用小木棍占（蘸）甜汤吃。后来那些强制没收我家财产的人逼问我们：快说，还有什么？藏在哪儿？快说！快！要不就把那棵最好的杏树给你砍了……他们把它砍了。
我们一家人，还有另外几家，被装上几辆运货的四轮大马车运到了别尔哥罗德，像赶进监狱似的，把我们赶进了一个充了公的教堂。从各村运来的人都塞进了那个教堂，地板上连个能躺下的地方都没有。吃的呢，什么吃的也没给，谁从家里带来什么吃什么，没带的活该。快到半夜了，才有一列货车开进站。上车的时候乱极了，一锅粥。押送我们的兵来回跑，马灯一闪一闪的。这时候，我爹冲我说：“你自个儿跑吧！”我麻利地混进了大堆（群）人里。我家人都被押运去了原始森林，进了生活的死胡同。那以后我再没听到他们一点消息。
可我从此也就开始遭罪了。我往哪儿去？再回村里，不行，这个城市倒是不小，可没我呆的地方。我往哪儿躲？谁会收留你，自找倒霉？尽管我也不小了，末了儿还是在一群野孩子堆里找了块能落个脚的地方。原来这些孩子也自有他们的藏身处——破旧房屋、柴火棚、下水道口。警察不管这些灰头土脸的野孩子，一是没地方安置，再说也没法儿养活。他们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不干好事，安（肮）脏。他们大多沿街讨饭，吃百家食。不过，机灵些的就会五个一群，三个一伙地跑到市场去，把人家的货摊弄翻，故意去挤那些妇女小贩，顺手捞些东西，要么偷女人的手提包，有的干脆就从人家手里硬抢钱包。一声，哥儿，溜！全跑了。或许就一哄儿拥进食堂，在饭桌之间一边跑一边往盘子里吐吐沫。那些吃饭的来不及护住自己那盘饭，有的就干脆不吃了——正好，脏兮兮的野小子们要的就是这个，他们把什么都吃光。他们还在火车站偷。冷了就在化沥青的大锅旁烤烤火。可是，我不是小孩子了，在他们中间显得块儿太大，太扎眼，再说穿的也不那么脏破。本来我也可以给他们当“老大”，坐在那里吃现成的，让他们出去找食。可是我的心太软。
没多久，格培乌【3】的行动小组就把我从这群痞子里捞出来了，他们把我揪出来，送进了监狱。起初，我没把自个儿的想法漏（泄露）给他们。抓住就抓住吧，我给他胡编一通。可是，日子一长，我给折腾得实在受不了，禁闭室太挤，也怕招上病。我琢磨着，老是一问三不知也不行，撒谎也得会撒呀。我招了：富农的儿子。可还是把我一直关到冬天。又重新作出决定，不送我去找家人了。可不，上哪儿去找我的家人？大概所有的档案材料也都搞乱了。于是命令我去哈尔科夫附近的杰尔加奇镇，到那里后，向当局出示自己的释放证，听候安排。格培乌的人连问也没问我身无分文怎么个去法儿，只让我签了个字，意思是：保证出狱后对这几个月在狱里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一个字不许说，不然，不用侦查和审判就把我再抓进来。
我走出大门，一下子沙（傻）眼了。哪儿能容我这可怜虫呆（安身）呢？我怎么个去法儿？要不就再跑，跑得远远的？谁知道，刚走到头一条胡同口就有两个妇女朝我走过来，一老一少，好像一直在那里等我似的：“是不是刚从格培乌放出来？”我说“是”。“见过这么这么个人没有？”我说“我们牢房里没有，可牢房很多哩，都满满的”。于是婆婆问我想不想吃东西。我说“挨饿都习惯了”。她们把我领到家里。是套地下室房子，一股阴湿味。婆婆对儿媳小声说了句什么，儿媳出去了。婆婆拿出三个土豆来，点火给我煮。我不让她煮，“你们大概也只剩这几个了吧”。她却说“给被抓的人吃，是头等大事”。她又把一小瓶大麻子油给我放到小桌上了。我呀，请原谅，我不自觉地就饿狼似的吃起来。老婆婆说：“虽说我家日子过得很穷，但总不是在监狱里。给你这样的人一点吃的，是上帝叫我这么做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在哪儿，也会有人给我家儿子一点吃的呢。”这时，儿媳回来了，她伸手递给我一张一卢布的票子和两卢布的零钱——给我路上用，说“就脸（敛）来这么多”。我不要。老婆婆硬塞到了我衣袋里。
可是，进了火车站，我一看见小卖部卖吃的——马上浑身就说不出的难受。我一吃起来，就停不住了。我把那点儿钱都吃光了，反正也不够坐火车的。我趁黑挤上火车，没检票。但过了几站就让检票员发现了。要票，我把格培乌开给我的释放证递给他。检票员看了看列车长。列车长把我领进了他那个小贮藏室，问“有虱子吗”？我说“囚犯哪有没虱子的”？列车长让我钻到长凳下面去睡，让我告诉他该在哪一站叫醒我。
杰尔加奇没给我留下好印象，我没能在那儿住下。我去地方区委会报到，他们给我登了记，就立刻派我去军事委员会，根本没理睬我还不到应征入伍年龄。医生随便看了一眼我的手指头，就发给我一个硬皮小本，盖着灰紫色印章，写着“后／民”，意思是“后勤民兵”，又派我去另一所房子。那里坐着个哈蒸厂（哈尔科夫市蒸汽机车制造厂）建筑办公室的代表。我对他说，我家所有的好衣服都在被剥夺的时候让人家拿走了。我浑身上下都是破的旧的，上衣磨破了，裤子是家里做的，靴子底儿张了嘴，很快我就得光脚。他说，“这都不是逃避（劳动）的茬儿（借口）。后勤部队会发给你旧军装、袜子和靴子的。”
我也在想，熬熬再说吧，也许我能证明我的年龄，这苦日子就到头儿了。哪想到，我已经被夹在绷紧了的大空间里，动弹不了，不论说什么都没人听。把你派来了，得了。哈蒸厂附近有一大片专门为后勤民兵盖的工棚，墙是用两层木板钉起来的，中间装满锯末子。有的地方没钉紧，或板上带节疤的地方有一小块掉下来，锯末子就会往外漏，出了缝儿，冷风就在工棚里自由通行了。褥垫子里装的是刨花。每人一个小枕头，里面装的是稻草。每个工棚住民兵一个排。这个地方总共赶来四千民兵，算是一个团队。洗澡房一间也没有，也没有洗衣房。根本没发给什么被服、军装。可刚一到就立即整队，出发，干活去！哈蒸厂先来的民兵对我们说：“去干吧，干到蹬腿儿算完。”我们的活儿是挖地槽，听说要在这儿盖三个车间。不知为什么车间要下座很深，深到地里去，听说盖好之后，只能露出个屋顶。挖出的土用抬筐往外抬。两人一前一后抬一个筐，一组紧跟一组，像条活传送带。我们一组组紧跟着顺斜坡走下去，回来时两旁挖土的人每人往你筐里扔一锹土，不等你走到头，筐里的土就重得抬不动了。所以，都得铆足劲儿干。这个活儿昼夜不停，怕夜间停工土会冻硬。有时候还要延长时间。这里是按军队组织的，起床、熄灯、排队上工都像军队一样吹号。食堂能供六百人同时吃饭。首先供应一千名自由雇佣的工人，然后才轮到我们四千名民兵。所以，早饭一大早儿就开，可不一定能一早吃上，而中饭往往拖到天黑。有时我们这批赶到了，上一批的人还没吃完。我们只好在食堂门口着脚（冷啊）站着等，有时还在风雪天里挨冻。等来的也不过是一盘温吞吞的稀粥。吃完还得顶着寒风回工棚，而那儿的虱子早就动起来了，我们都开始挤虱子。就这样，我们生活里没剩下一点点让人来劲的东西。有些挺不住的，只有慢慢垮下去。
除了劳动，还有政治指导员整天嗡嗡叫着往你耳朵里灌，不让安生。要么晚上，要么休息日，他们就到工棚来往你脑子里打思想瓦斯，叫你提高觉悟，叫你明白该怎样在生产劳动中实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指导员的头子就是这整个劳动营地的政委，叫马马耶夫，他胸前别着个小小红旗徽章，说明他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