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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黑色袖章上有三条横杠。
我们民兵里，也有不少“耐普曼”【4】的孩子。他们是带着些个大提箱来的，穿得暖暖和和，还时常收到家里寄来的邮包。也有普通刑事犯，是被判刑并剥夺公民权的。有当地人，他们休息日可以回家。但我们这些富农孩子人数最多，而且个个都破衣烂衫，只有身上穿的。可是，头头们对这些根本看不见。我的上衣和衬衣都磨破了，胳膊肘儿上磨出了窟窿，裤子也有一条腿的膝盖撕开了，两只靴子前面早就张了嘴，露着包脚布。就这么苦。有时能在工地上拾到个口袋什么的，我就把它撕成条条裹在腿上，脚上，外面再用旧铁丝缠住。
过着这种累死人、折磨死人的生活，我身上又长起疖子来了。可是，劳动营的医生只给涂了些碘酒：上工去吧！我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会怎么样，全不在乎了，整个身子都木了，没啥知觉，像是别人的。胡子长了，随它去。
一天傍晚，忽然响起了号声：全体集合号。我们全在各自工棚前的雪地里排好了队。这时，政委腰旁挎着手枪来到队伍前，旁边跟着几个政治指导员，还有个文书手里拿着一张纸。政委开始讲话，他大声吼叫，表明他很生气。他说眼前的形势怎么怎么，所以从今以后对任何偷懒耍滑的人决不宽恕，直到判刑、枪毙。然后，他从连队前面走过去，边走边指出某些人，指到谁，文书就马上记下某排某人。他也指了我：“还有这个。”文书记了下来。随后队伍解散。晚间，排长到工棚来对我说：“政委指定你明天休息日也去劳动，是对怠工者的惩戒。不知道谁报告的。我对参谋部提出来了，说你不是。可没人理我。政委的话谁也不敢改变。你呀，明天就去干吧，后天我们悄悄给你补一天假。”
这可是二月天呀。昨晚还刮过一场暴风雪，后来变成了小雨，今天早晨就冷得要命。第二天早晨，我用破布把腿绑好，上工去了。我们总共十一个人。要去木料库场干活。那儿有一垛挺长的细木檩子，叫我们把这垛木头挪到大约四十米开外的地方去。说是：“早完工，早回工棚；完不成，天黑了也得接着干。”我没吭声，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可别的人，那些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城里来的“耐普曼”孩子们却提出来：“既是休息日，就不干活儿。”带班的排长（不是我们排的）只好回去报告参谋部。参谋部离得相当远，只有一条从大片雪地里踩出来的小道儿可走，他从那条小道走回去了。灾难也将会从那条道上袭来。可我呢，肚里缺食，身上少衣，刀割似的小风吹得我透心凉。我对他们说：“哥儿们，随你们便，我可得干活儿，要不我很快就冻死了。”有个挺机灵的小伙子跑过来说：“你是内奸，你想破坏大家的团结。”我说：“来，咱俩换换衣服穿，我也就不干。”别的人说：“没啥，让他干一会儿吧。排长回来，也看得见我们是干了活的。”这样，我拿起根一头尖的棍子，把垛顶的一层冻住的檩子分开，就形成了一个“溜槽”，我把檩子一根一根从槽里往那边“溜”。经过前天的雨雪，檩子外面都结了一层冰，溜起来很顺当。我就这么干着，身上也暖和多了。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大吼和粗野的骂娘声，是政委从后面的大片没路的雪地里悄悄绕道过来了——回去报告的那个排长也跟着他走来，还有个参谋部的人。是“哥儿们”估计错了，他们以为排长还会从原路回来呢。
政委拔出手枪摇晃着，变着法儿数落那些小伙子们。臭骂一通之后，他下令：“全给我抓起来！这些资产阶级小杂种！关禁闭！交军法审判！”小伙子们被带走了。然后，他问我：“你怎么搞成这副惨相？”我答：“政委公民【5】，我是被剥夺的富农儿子。”他那只戴着黑皮手套的手指着我的膝盖：“怎么，连贴身的衬衣也没有？”“有，政委公民。不过，就一套。这儿没有洗衣房，衬衣很脏，老穿着，全身痒痒。褂子脏得像胶皮的。所以我把衬衣裤白天埋在工棚下面的雪里消毒，晚上取出来穿上。”“有被子吗？”“没有，政委公民。”——“我放你三天假，休息。”
就这样，给我发了被子，两套贴身衬衣，一条旧棉裤和一双不能弯的木底的新靴子——穿着这种靴子在打滑的地方很不好走。
可是，我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还生着疖子。没过几天，我在干活儿的时候昏倒了。醒过来是在城里的苏维埃医院里。现在我就是在这儿给您写这封信。医生领我去见过办公室主任，说：“这个人衰弱到了极点，如果再不改善他的生活条件，我肯定他活不了两周。”可是主任说：“您也知道，咱们这里没有收容这种病人的地方。”
眼下还没叫我出院。就这样，我才写信给您，说说自己的情况。我还能写给谁？我没亲人，没一个靠头儿，自个儿又没能耐搞什么营生。我被困在这绝竟（境）动不得，叫这生活卡住脖子，活得太窝难（囊）了。或许您能给我寄个食品邮包来，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吧？您就发发善心吧……
2
电影艺术学教授华西里·吉普里阿诺维奇【6】得到邀请，要到一位著名大作家府上去提供有关电影剧本创作之形式与方法的咨询，显然是大作家正在构思这一体裁的某个作品，因而想借鉴一点现成的经验。接到这样的邀请是会让人洋洋自得的，刚好今天风和日丽，于是教授怀着愉快的心情，坐上莫斯科郊区电车，前往大作家的别墅。他胸有成竹，相信自己只要提出电影艺术方面的某些新成果，就必能使大作家感到震惊。此外，自己也想趁机看看大作家那所设备齐全的，据说是一年四季都可使用的阔别墅。（教授本人一直在梦想着自己有一处夏季用的，哪怕是小小的别墅，可至今也没挣到足够的钱。所以，每到夏天，为了让一家人能避一避莫斯科的酷暑，还是得到一百三十多公里外的塔鲁萨河畔去租间小房子住住，而且在一般年成不好的时候还得用皮箱、篓子等装些糖、茶、饼干、熏肠和从爱丽舍商店买来的排骨等，自己带着去）
其实，教授心里并不尊重这位大作家。教授认为，大作家是有才华，下笔有分量，有血有肉，就是人品差，唯我主义！他出版过好几部长篇和中篇小说，十多个剧本，剧本很单薄，还有些无聊的滑稽剧，写什么被抛弃的老女人的回春术之类。除此之外，他竟有时间发表那么多报刊文章，尽管都是满纸谎言。他还常常做公开演讲，他即席演讲时的胆子之大让人吃惊。大作家能够按照宣传的需要，迅速地以其如簧的巧舌编造出一篇篇流畅的、具有个人独特腔调的讲话来。可以这样设想他写文章的情况：中央委员会给他打来电话了——半小时之后他就能够回电话口述他热情洋溢的文章。草拟致美国工人的公开信驳斥某些人捏造的谎言（他们胡说什么我们苏联在伐木作业中使用强迫劳力），发出狮子吼，要求“立即释放我们的黑人同志们”！（也就是那八名因杀人而被判死刑的美国黑人）或是痴人说梦似的宣布：我们一定能够在列宁格勒野外让杏子树茁壮成长，在卡累利阿地区的沼泽地里种出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小麦来……无论什么文章，他都应付自如。他常常被放到欧洲去，回来便写些关于柏林和巴黎的无聊文章，而里面还都有叫人没法不信的细节。他访问工业化的伦敦之后，竟能信誓旦旦地把那次访问说成“俄耳甫斯【7】下地狱”。（教授还巴不得能有机会去这样的“地狱”出差个把星期呢）他公然发表题为《我号召仇恨！》的文章。他还常常公开答复报社记者问，显然言不由衷地自谦说：他之所以能拥有文学题材的巨大财富，完全是由于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那是他的“活命之水”。有时他也这么说：我们这些作家的知识水平，即使在眼下，已经不如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上层了。有时他又从另一角度说：我国文学迄今未能达到世界文学顶峰，只是因为它受到了破坏分子活动的妨碍，而美国那些小说家只不过是旧文化的扒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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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清醒地判断一下，今天有哪个不是坏蛋？整个思想体系和整个艺术就是靠这维系着的。教授自己的讲稿里也有些类似的程式化词句呀，有什么办法呢？而且尤其是，尤其是你的经历中哪怕有那么一个小小污点的话。而大作家的经历中甚至有个众所周知的、足以引起喧声四起的大黑斑：国内战争时期他错打了算盘，跑到国外去了，还在那里发表过反苏宣传的私货。但是，他及时地刹了车，随后就奋力为自己挣到返回苏联的资格。教授自己呢，教授的问题几乎已被时间磨掉了，可还算个污点：他是顿河出身【8】的。填履历表时他对此曾略加文饰。其实，他从未与任何白卫军有过任何联系，思想上他还是个自由主义者呢（他父亲在沙皇时代虽然当过法官，也是自由主义者）。可是，履历上的“顿河”两个字就让人害怕。所以，从政治上看，我们也能理解大作家。只是他做得太不艺术，一个很有文采的人，怎么能那样挥舞大棒子？还用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辞，仿佛他真是怒火中烧，不能不发。
大作家的别墅用高高的木板围墙围着，围墙漆成深绿色，在周围大片绿色中毫不显眼，从外面望去根本看不见大院深处的房子。教授按了一下围墙上的门铃。不一会儿，门卫来开了门。眼前的老头儿长得结结实实，画中人一般，穿一身堂皇的老式制服，嘴上蓄着两撇漂亮的灰白胡子，这样的门卫如今哪儿去找？原来门卫已经事先得到通知，他立即领着教授走上沙土小路，绕过几个花坛（花坛里是红、白、黄各色玫瑰），向里走去。隔着一小块空地，再往前是一片青铜色树干的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