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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穹隆咖啡馆，十一二个人挤在一张放在蒙帕纳斯林阴大道上繁忙人群中间的桌子旁。这是1923年的7月14日，法国国庆日。树上悬挂着一排排中国式的纸灯笼；街道的每一个拐角上都有乐队在奏乐；人们在街上到处跳舞。贵族们、银行家们、政界人士离开巴黎去避暑了，巴黎把一批批旅游者置之脑后，沉浸在巨大的平民狂欢节之中，我们起劲地加入了这场普遍的狂欢。这时，跳舞已经跳厌了，我们啜饮着饮料，高声讲话，使我们的声音盖过音乐声、碟子碰撞声和人行道上的脚步拖曳声。我双手撑在桌上，试图模仿特里斯丹·查拉奋力跳上行驶中的列车的可笑举动。劳伦斯·维尔把他的黄色长发从前额朝后一甩，说道：“我们去把圆厅咖啡馆的老板揍一顿。”
“去吧。”我说。
我们一同走到街的另一边，有些姑娘穿鲜艳的夜礼服，有些姑娘穿花呢衣服，路易·阿拉贡穿一套晚礼服，显得苗条而威严，劳伦斯光着头，穿一件雨衣，这件雨衣他在这星光明亮的炎热的夜晚一直没有脱下过，我自己没穿上衣，穿一件工人的蓝衬衫、长裤和一双粗绳鞋底的鞋子。人行道上的人群耽搁我们，并把我们隔开了，我们一个个地走进酒吧间，我是最后的一个。阿拉贡用读得声调优美的、主句在最后出现的复合句，来表达他对一切告密者——mouchards①——的看法，并提出疑问，为什么像圆厅咖啡馆老板这样一个十足可鄙的家伙，竟敢请求正派人士来做他的主顾。侍者们觉察到会有一场殴斗，就站在老板周围，他们的衬衫前胸好似筑起了一道墙。劳伦斯·维尔冲进人墙用法语发表一篇忿怒的演讲，他的法语讲得极快，我只能听出一些都是骂人的短语。老板逐渐朝后退；两眼不安地转动；留着黑胡子的脸吓得灰白。哈罗德·洛布在一旁看着，戴着一副眼镜，突着下巴，衔着烟斗，脸上露着窘笑。
我这些朋友使我生气，他们竟然让事态转变成一连串无用的姿态；但这个老板更惹起我难忍的嫌恶，他那种神态就像一条偷鸡的狗让人发现后企图溜走的模样。我推开侍者冲过去朝他下腭上打了一拳，这一拳滑开了，接着，我还来不及打第二拳就被卷进激动的人群让人朝门口推去。
五分钟之后，我们这一伙又聚集在穹隆咖啡馆的平台上。我已经把刚才的事忘记：剩下的只是一种模糊的振奋之感和想继续干些什么的愿望。我脑子里老是在想我们应该changer de quartier①：我们应该到巴黎的其他区去，不要在蒙帕纳斯消磨这一夜的其余时间。尽管除我之外对此谁也不热心，我还是设法说服了五对犹豫的男女，我们十个人沿着蒙帕纳斯林阴大道朝东南方向漫步而去。
我们走到第一家咖啡馆就停下来喝杯啤酒并在栗子树下跳一曲华尔兹舞。有一对决定回到穹隆咖啡馆去。我们八个人继续到另一家咖啡馆，喝了杯烈性黑啤酒后又有两对当了逃兵。“我们换个地方。”我又说了一遍。在下一家咖啡馆，鲍勃·科茨和他的同伴商量了一下说，“我们打算回到穹隆咖啡馆去。”我们两人闷闷不乐地继续朝前走。我们望见了蒙特鲁日——更多的中国式纸灯笼和如泣如诉的手风琴声，工人和女店员在街上跳舞——然后我们也回到了蒙帕纳斯。
这时早已过了半夜，但是街上还是像以前一样拥挤，我真想去干点冒险的事。在穹隆咖啡馆，我遇见了特里斯丹·查拉，抓住他的胳臂，坚持要他一起去散步。我们辩论了达达主义运动是否可能再流行的问题。我们在栗子树下遇见一个衣着品味粗俗、皮肤深褐色的女人；大家把她当作是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公主。我用英语和法语向她说些夸张的恭维话；查拉用法语、德语和他那三个罗马尼亚语单词又说了一些恭维话。“走开，白皮肤的小伙子。”她用纽约黑人区的声调说。我们转身朝回走，经过圆厅咖啡馆的平台。那个老板叉着双臂站在那里。一看见他，我又心头火起。
“Quel salaud！①”我大声吼道，好让他的六百位顾客都听到。“Ah，quel petit mouchard！②”
然后，我们又走到对街，缓缓地朝穹隆咖啡馆走去。走到半路时，我觉得我的两个胳臂各让一名穿蓝制服的小个子警察抓住。“跟我们去走一趟。”他们说。接着他们就押着我朝警察局走，这时查拉急忙离开，去拿我留在上衣口袋里的身份证。我们后面的人群消失了，只剩下我们几个——我和那两个flics③，还有圆厅咖啡馆的老板。
那两个警察中的一个决心给自己找点消遣。他说，“算你运气好，在巴黎被捕。要是你让那些野蛮的纽约警察逮捕，他们会狠狠揍你一记耳光——就像这样，”他一面咆哮，一面狠狠揍了我一记耳光，“但是在巴黎我们只轻轻拍一下你的肩膀。”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有意义的姿态（2）
我知道我遇到麻烦了。我一言不发，安静地在他身旁走。
“啊，巴黎的警察可再文雅也没有了，要是你在纽约被捕，他们会打碎你的下腭——就像这样，”他一面说，一面猛打我的下腭，“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干这种事；我们安安静静地把你带走。”
他得意地搓着双手，然后把脸凑在我面前。他呼出的臭气带着白兰地的酒味。
“你喜欢巴黎的警察，hein？④”
“当然，”我回答。圆厅咖啡馆的老板走在我们旁边，用他那红红的舌头舔胡子尖。另一名flic不说话。
“我不会像纽约的警察那样狠揍你的鼻子。”这个喝醉酒的人一面说，一面狠揍我的鼻子。“我只叫你走在我前面。……走在我前面，猪猡！”
我走在他前面，偷偷从腋窝下面朝后看。他的手放在手枪皮套上，正在打开皮套盖。我在书中读到过有些人“在企图逃跑时”被开枪打死，于是我开始走得非常之慢，他只好踢我的脚后跟催我赶快走上警察局的台阶。当我们站在警官的桌子前面时，这个警察指控我无故殴打圆厅咖啡馆的老板——还指控我强行抗拒警方人员。“不是吗，”他说，“他踢我的小腿，留下了伤疤。你看！”
他卷起裤腿，露出一个一英寸长的划痕。要是我抗议说我穿的粗绳鞋底的鞋子连婴儿都伤不了也无济于事。法国的警察法庭，就像任何地方的警察法庭一样，他们根据这样的理论行事，那就是警察的话都是对的，被指控的罪犯的话都是不对的。
在我的朋友来到之前我的处境极为不妙，我的朋友们——劳伦斯、路易、雅克·里戈，还有我的妻子——带来了我的身份证件和一笔钱。我们一起商量后同意必须向那个喝醉酒的警察行贿，结果他也受了贿：在一片忙乱中，竟给了他两次贿赂。他一共拿到一百三十法郎，要比需要付给的数目至少多出四倍。他站在那里，脚尖对着脚尖，脸上宽宏大量的神情带着一丝窘意。他声称，即使我踢了他的小腿，我到底还是个不很坏的家伙。他希望撤销反抗警方人员的指控。
可以看得出，我的前景变得光明了。大家一致认为，两个指控中诬告的罪名更为严重。因为单单打一个告密者，我至多可能判处一个月监禁。也许我被关押一周就能脱身。
我第一夜在监牢里度过，第二天白天在警察局不断有人来访和焦虑的朋友不断打来电话的间隙里我试图睡上一会儿，但总是睡不着。预审在下一天晚上举行。我在圆厅咖啡馆停下来找证人；幸运的是那天晚上有个宴会，因此证人不难找到。证人是九名穿晚礼服的年轻女士。前天晚上圆厅咖啡馆出事时，她们没有一个在场，但这没关系：她们都用断断续续的法语证明我也不在现场；整个事件是强加于一位以严肃著称的作家的丑剧；这是咖啡馆老板捏造出来的骗局，这个老板是个猪，他对年轻的美国女士们非常无礼。
这一下使审理这个案件的地方法官产生了印象。他后来推心置腹地对安德雷·萨蒙说，圆厅咖啡馆的老板只有他的侍者证实他所说的情况，而我却有九名证人，她们都是正派人，des gens très bien①。萨蒙正在设法使我摆脱困境，这一下就帮了他的忙，虽然他也运用了他自己的影响。萨蒙是个诗人兼小说家，也是为《晨报》采访审判重大谋杀案件的著名记者。由于地方法官希望和他保持良好关系，他设法把我的审判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
但是这件事情的最引人发笑之点，以及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叙述它的理由，是此事在我的法国熟人中所产生的影响。他们以我不能理解的赞赏目光看着我，甚至当我考虑其原因可能是法国作家们难得和人打架，可能是他们对我的异常行为评价很高时，我仍然不能理解。多年以后，我意识到，通过朝咖啡馆老板的下腭上猛击一拳，我做了一件能把他们所喜爱的口号全都用上的行为。首先，我是为了公共道德而采取行动；我与受害者并无私怨；我是公正无私的。我干了一件轻率的事，我使用了暴力，我蔑视了法律，我做了一个专断而有意义的姿态，发表了一通宣言；他们认为我表现得很勇敢。……我一生中第一次成了一个知名人物。我被邀请去参加晚宴和鸡尾酒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