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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九年，钱南园奉派为军机章京。阿桂以下皆称“南园先生”而不名，为军机章京前所未有的尊遇。钱南园在未到差以前，以御史身份上疏云：
臣伏见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入直军机，大学士和则入止内右门内旧直庐，或入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入止南书房，尚书福长安入止造办处。每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属僚白事，趋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怀刑，决不至启朋党之渐。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如率由旧章。
而世宗以来，及皇上极御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由前律后，不应轻于变更。况内右门切近禁内，大臣入止，司员随之，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熟，万一有无知如前之高云从者，虽立正国典，而所已多，杜渐宜早。若隆宗门外及造办处，则应差人众窥探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请申饬诸臣仍照旧例。疏入，有旨饬责，由是有稽查军机处之命。
时和相擅权，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诸公共坐，公劾之，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椎。佞者即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
今和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为揽权之渐。
钱南园所列举的军机大臣共五人，依序应为阿桂、和、王杰、福长安、董诰。除阿桂外，王杰、董诰，皆非和党，王杰尤恶和，《清史稿》本传：
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势力赫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赧然。
风裁峻整御史—任宏嘉进士—任宏嘉（6）
王杰对和的态度，虽出于本性，而实以耿直报乾隆之知。原来王杰的状元，本来应该是赵翼的，适以平定西域，为示偃武修文之意，将殿试前十本第三的王杰，拔置第一。乾隆对和，徒以有一段断袖余桃的孽缘，乃恶恶而不能去。但对阿桂、王杰、董诰皆善善而能用，且与和同列，以收裁抑之功。英主之所以为英主，看乾隆的作为，思过半矣。
董诰浙江富阳人，其父邦达，以丹青受知乾隆。董诰亦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虽在军机，直南书房时较多，生平以调护乾隆、嘉庆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称。《清史稿》本传：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朱来京，将畀以阁务。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取自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高宗色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之召。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悉，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
乾隆之择皇十五子琰继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乾隆晚年自知游幸、土木、用武，古来帝皇花钱的三个毛病都犯了，民力凋敝，亟须休养生息。而皇十五子本性仁厚，可望达成他的期待。第二个因素是年龄，国赖长君，固然不错，但一入中年，难望有所作为，更恐年寿不永，如明朝泰昌的故事，足以动摇国本。皇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六十年内禅时，年三十六，应该还有二三十年的天下，年力正强，亦很有一番事业可做。乾隆的打算是不错的，尤其是他实现了他的祖父的想法，不负康熙对他的钟爱，确是很值得恭维的一件事。
但是，大权所在，即令父子，亦不免猜疑。乾隆熟读纲鉴，深知大权脱手的太上皇如唐太祖、唐玄宗、宋高宗等，味道缺缺。所以虽已内禅，权力并不放松。如果嘉庆笼络大臣，在乾隆看，即有布置羽翼、谋夺大权的嫌疑。但乾隆毕竟是英主，故能体会董诰的本意，欣然嘉纳。
福长安为孝贤纯皇后内侄，傅恒幼子。博恒四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为乾隆的私生子，其蛛丝马迹，较之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一段情，以及慈禧太后因小产血崩，转成痨病，更为明确。此在乾隆的诗文集中，有情不自禁的流露，更耐人寻味的是，福灵安、福隆安皆为额驸，而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死封贝子，独独生前未成为乾隆的乘龙快婿，其故安在？岂不可思！大概在乾隆末年，福康安实为皇子，口耳相传，是个公开的秘密。所谓“嘉庆君游台湾”，殆由福康安平林爽文的附会而来。此是闲话，表过不提。
福长安以其父其兄的关系，本可不必依附和，而竟亦成为和党，大概因此而为嘉庆所卑视，所以嘉庆四年以后的境遇坎坷。《清史稿》傅恒传附福长安传：
（嘉庆）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死，使监福长安诣。和死所诡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
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援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钱南园之入直军机，身份特殊：一方面是军机章京；一方面又以上述一奏为乾隆嘉纳，即命司稽察之职，犹是御史的本分。和对他自然恨之刺骨，而无奈其何，于是故意加重他的工作负荷。钱南园当然咬着牙忍受，年老力衰，兼以平时清廉自持，生活刻苦，因而劳瘁成疾，竟致下世。奸佞摧残正人，无所不至。姚惜抱挽诗有云：“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谁论？”致慨甚深。
侍御—谢振定御史巡城—谢振定（1）
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
附记：刘统勋·海兰察·讷亲·张廷玉·汪由敦·史贻直·高恒父子·和门下
与钱南园同时，又有《烧车御史》。“十朝诗乘”载：
和盛时，其家奴势焰张甚，横行京外，莫敢究语。其折之以法者，独谢芗泉侍御与武虚谷大令。芗泉以御史巡城，遇仆于途，控怒马，引朱轩，扬扬自得。芗泉之下，责其僭妄，即道旁笞之，并火其车，世称“烧车御史”。陈散原尝见其遗墨，以片楮书“光明正大，通天达地”八字，其子兴垣旁注，称为“临终之笔”。
散原题诗云：“烧车御史不再得，百余年间诵孤直，当时为国护制度，九衢煌煌贯白日。胸中有道匪袭取，死生一条见遗墨。至今传玩起嗟叹，此是孤儿眼中笔。”
当焚车事闻，有诏令指实其僭，以车已焚，无左验，坐罢官。败，以主事起用，官至员外郎。嘉庆中，其子兴，以固始令卓荐入觐。上曰：“此烧车御史子也。”询前事嗟惜，特擢成都守，芗泉为不朽矣。
按：谢芗泉名振定，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翰林。五十九年考授御史，第二年奉命巡视东城。违制乘车者，是和妾弟。谢兴引见，时在道光，非嘉庆。宣宗因谢兴背履历时，京语琅琅，问起来才知他从小生长京城，为谢振定之子。又兴引见时官河南裕州知府，特擢四川叙州知府。《十朝诗乘》所记微有不符。
与谢芗泉遭遇相仿者，复有曹剑亭，名锡宝，浦东南淮人，乾隆三十一年翰林，五十年特授陕西道御史。《清史稿》本传：
时协办大学士和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淮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令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其迹。
锡宝疏至，上诘和，和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日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上召锡宝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复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
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
当时朝士，皆轻和，即或因利害关系，不能不往还，亦不过虚与委蛇。惟有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公然依附。省钦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朝考第一，点庶吉士，时年最少，省钦有纪恩诗并注云：
尧廷列跽姓名通，诏傍阶墀览下风（引见官跽处，距阶例二丈许，是日命移近至阶下），誉忝朝元珠错落（新进士试保和殿，第一者谓之“朝元”，时钦忝此选），迹联馆少玉玲珑（馆选齿最少者，谓之“馆少”，省钦与海宁祝德麟、寿光李铎司列一等，其年皆只二十）。丹毫结体天旋左（名折既下，丹圈者庶吉士，尖者分部额外主事，连点者知县候选，御笔圈处，皆由左而右，丹迹宛然），黄闼凝晖日正中。好与元和征故事，喜欢三十二人同。
侍御—谢振定御史巡城—谢振定（2）
又大考擢侍读云：
天门诛荡曳青，甲第联衔候试差，月旦待题名士重，风仪难信病坊谐（朔日引见，应出试差人员，坊缺中有年老者，遂命大考）。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雩适致斋，馆吏一时喧走语，笔床砚匣细安排（自壬戌后，届六年即举大考于西苑，时值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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