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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刘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总宪，即以桐城张、姚二姓官多，奏请裁抑。尚书纳亲，管理事务太多。任事多锐，一时风采凛然。纳亲果于金川偾事，桐城未久去位。
钦定台规，乾隆初告竣，其时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余年，更定典礼若干，亟应续纂而未有议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频见有纂修则例之举。向日御史到任，京畿道吏送台规一册，内载仪注甚详，此历久不废者，近闻久不呈送，并饩羊而去之。
“刘文正”为刘统勋，与子刘墉（石庵）为乾隆倚重，眷顾不衰，主要者即因刘统勋以此一事，上结主知。
刘统勋字延清，雍正二年甲辰翰林。乾隆六年丁忧服阕，授左都御史，到台即上两疏，一疏论张姚两家子弟，做官太多，大意是：
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官者姚氏孔等十人。
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谦，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又一疏论讷亲云：
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刘统勋这两道奏疏，对乾隆一生的帮助极大。其作用在破朋党之局，犹为其次，最主要的是解乾隆尾大不掉的窘迫，并使他能够完成弥补雍正种种过恶的心愿。
这话要从雍正夺位说起。雍正能够得位，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及至脚步站稳，则非杀隆、年不可。平心而论，这倒也不尽是为了怕丑事败露，杀之以灭口，主要的是雍正对整饬吏治，确有办法，更有信心。但制人要先想到勿为人所制。今有把柄在隆、年二人手中，好比打拳的人，身受暗伤，如果用劲稍大，暗伤牵掣，何能制人？因此，去隆、年即所以治疗本身的暗伤，以便能充分发挥本身的力量。
隆、年二人中，去隆易，去年难。因为年羹尧的关系很多，换句话说，他可以动用的帮手，远超过隆科多。在年羹尧的诸般关系中，有一种形迹不太显，但影响很深很远，即是“年谊”。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甲第二百十八名进士，居然亦点了庶吉士，同榜有励廷仪、沈近思、史贻直、张廷玉，皆为世宗所重用，此即笼络庚辰一榜的汉人、分化年羹尧的手法，其中特受眷遇者，是张廷玉。
张廷玉，大学士张英次子。当雍正即位时，官吏部左侍郎。《清史列传》本传：六十一年十二月，世宗宪皇帝御极，命廷玉协同翰林学士阿克敦、励廷仪等办事，赐一品荫生。十二月擢礼部尚书，恭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
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御制诗一章赐之，诗曰：“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遵。栋梁材不忝，葵藿志常存。大致资经划，谟待讨论。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
励廷仪庚辰二甲，点翰林，其时官内阁学士，被恩命后，充翰林院掌院，调兵部侍郎。
阿克敦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翰林，时官兵右，世宗命之充翰林院掌院，为圣祖实录副总裁。阿克敦即阿桂之父，出身满洲正蓝旗，姓章佳氏，此即为被雍正重用的缘故。
侍御—谢振定御史巡城—谢振定（5）
雍正在康熙朝夺嫡的纠纷中，伙同皇长子直郡王胤，谋害太子胤，后为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举发，胤被圈禁，而雍正即其时的雍亲王胤，以皇十三子胤祥顶罪，故终圣祖在世之日，胤祥未封，而圣祖崩于畅春园时，胤祥亦犹在圈禁之中。
雍正夺位后，第一个行动即是释放胤祥，并封之为怡亲王。此段秘史我曾发其覆，今以阿克敦于雍正夺位后，即被重用，更得一佐证。怡亲王之母敏妃，即出身于章佳氏；又乾隆朝四督两江，为袁子才恩师的尹继善，亦出身于章佳氏，后为怡亲王胤祥记室，雍正与章佳氏有特殊亲密的关系，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只以雍乾两朝，怡亲王胤祥与雍正之间的秘密，删改殆尽，故不能明其究竟。但只看章佳氏之后，阿桂与尹继善在乾隆朝宠信不衰，则其先世，必曾建殊勋，亦可想而知。
张廷玉等三人，受命所谓“办事”，即是在“内廷行走”，做雍正的“特别助理”，主要的工作，即控制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三人皆受命为翰林院的堂官。
又，三人皆充圣祖实录副总裁，则于康熙“末命”一节，及皇十四子胤祯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准用正黄旗纛旗，无异亲征，明示大位有归等等迹象，自能承志巧为掩没改饰，厥功亦殊不细。而张廷玉入直南书房，则更为雍正心腹中的心腹，此于当时政治体制，及后来乾隆杯葛张廷玉备至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按：清朝中央政制，在雍正七年军机处未设置以前，内阁的权力已大为削减，所处理者，大多为例行公文的“题本”。其重要而具机密性的事件，用封奏直达御前，有汉文、有清字，由皇帝亲自处理。其方式有三：一种是交有关衙门议奏，再作裁定；一种是就原折批示发回；一种是命侍卫或奏事太监口传谕旨。康熙又规定疆臣之外，某些人得以专折奏事，必须亲笔书写。目的除了增强效率以外，更有了解民隐、相互稽察的功用。
此法至雍正更加扩大，并规定朱谕旨，必须缴回。在雍正初即位时，派定总理事务大臣，略似以后的军机大臣。但雍正自“承末命”之时起，便面临着一场无比严重的政治斗争，此即如何得以保持及稳固篡夺的政权？为了要证明“天心默许”、“大位早定”，他不是夺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祯的皇位，曾连篇累牍地颁发朱谕。其时雍正的工作负荷，非常沉重，照例的仪注，如大丧的各种祭祀、母后宫中晨昏定省，已占去不少时间。而处理政务仅接见总理大臣、看奏折，以及召见部院大臣暨三品以上文武官员赴外任前的“陛辞”、“引见”，询问履历，慰勉指示，一天的时间已深感不足，更何来工夫，洋洋洒洒地写自辩的文章。
因此，雍正必须找几个了解他意图，而文笔畅达快速的助手，置诸南书房，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为他代笔。其中最得力的就是张廷玉。
张廷玉奉旨协同阿克敦、励廷仪“办事”，所办者即是此事。他在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中间且一度充顺天乡试副主考，入闱一月之久。到八月间即蒙御制诗之赐，所谓“大政资经划，谟待讨论”，可知其必参与雍正最高的机密。雍正许之为“栋梁材”，而“还期作霖雨”，又许之为宰相之器，可以造福苍生，即默许其不久即可入阁。果然，雍正七月“署理大学士事”，上距其初授侍郎只五年；初升尚书只两年，升腾不可谓之不速。
雍正元年元旦，“颁诏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于守令，武将至于参游，凡十一道”。此十一道上谕，备载实录，各就其职司所在，详细指示如何尽分供职，做一个好官。从来帝皇整饬吏治，未有如此明确具体者。这十一道上谕，我相信即出于张廷玉的手笔，其证据在后面要谈到，此不赘。
有清自太祖天命元年丙辰至宣统三年辛亥，享祚两百九十五年，汉大臣所受的恩遇，恐无过于张廷玉。世宗大渐，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受顾命，遗命他日配享太庙。按：佐命之臣，方得配享太庙，雍正十三年中，只怡亲王胤祥配享。我前面说过，胤祥曾替雍正顶罪，雍正酬庸之厚，亦所罕见，如特命世袭罔替，清初定制八“铁帽子王”，至此增而为九。张廷玉以汉大臣，不过供文字之役，非有出生入死的殊勋，亦未有舍身护主的大功，乃竟与怡亲王胤祥等量齐观，可知当夺位初起时，张廷玉参与最高机密，划策决疑，有助雍正定天下的大功劳。
及至乾隆即位，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封伯爵，加号“勤宣”。十一年，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蔼病殁，乾隆以张廷玉年逾七十，在内廷行走，需人扶掖，特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至十三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乞休，以“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乡”。此亦人情之常，但乾隆不准，纠葛由此而起，至死未罢。《清史列传》张廷玉传，载其经过极详细，但未能搔着痒处。后世亦无言其事者，我今发两百三十年之覆，乾隆不准张廷玉回桐城，即因雍正如何夺位，如何弑兄屠弟，如何杀年羹尧、隆科多灭口，全本《西厢记》都在张廷玉肚子里，甚至他本人亦串演了类似红娘的角色。
张廷玉乞休之疏既上，乾隆谕以“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从祀元臣，何以不可归田终老？乾隆是怕他一回文风极盛的桐城，必有人向他请教往事，作成记录，留下一段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秘史。所以一定要留他在京，以便监视。张廷玉不明此理，哓哓争辩，结果变成自取其辱。
张廷玉留是留下了，但不免常有乡思，容貌消减。乾隆十四年正月，乃复颁上谕，以为张廷玉“生长京邸，子孙绕膝”，“原不必以林泉为乐”。准他“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又说他在“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