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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干了。国瑞一时说不上来话。他清楚公司有规定，一旦与客户有了约定不能随意更改。而老陈事先也没透露他下午有事。经理找不着，老陈请假，咋所有的“事”都赶在了一块儿？国瑞问他俩现在在哪儿，小解说正在往医院里赶，国瑞说先不要来医院，去公司，把支票要出来，越快越好。放下电话国瑞回到急诊室。蔡毅江闭着眼哼哼。他说小解、小王去公司拿支票去了，回来就办住院手续。蔡毅江说这阵子又觉得痛了，痛法和先前不一样。他问怎么不一样，他说先前是从外往里痛，这阵子是从里往外痛。他想起那个大夫并未对伤处进行处理，当时他觉得不对头，又寻思很快就能住上院，没言声。现在一拖这么久，谁知会拖出什么事端来。他硬着头皮推开医师值班室的门，见只有女大夫在。他刚想退出却被女大夫喊住，说你是送急诊室那个伤号来的人吗？他心想这么快就不认识了，嘴里还是答是。她说去把病历拿来。病历在国瑞口袋里，他掏出递给她。她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外伤建议住院。签名是黄群。呵，破“贞女”黄群。如果她能事先知道以后将发生什么事，那她断然不会把自己的名字露给这个打工仔。问题是她没有先见之明。不仅写了还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很艺术。事实上这时的国瑞也没想到若干时日后他与她会生出一种奇崛之交，他同样没有先见之明。只想到此刻有求于她，需尽量把话说小心。他真的说得很小心，他说他的同伴现在痛得很厉害，不知会不会有危险。又说希望黄大夫能去看一看。女大夫就像没听见他说的话，一声不吭走到水池边洗手，好像刚才从病历纸上沾了细菌。他又说了一遍，照样是细腔细气。女大夫不耐烦地开言，说早就叫你们住院，干嘛不住？你听好了，耽误了医院不负责任。他说不是不想早住院，只因有个特殊情况，女大夫打断说：我不管你有没有特殊情况，开了住院单我们急诊室的工作就做完了。他说知道知道，一点不怪医院。只怪我们，可是，暂时住不上院，能不能请黄大夫去……“不去不去不去。”女大夫不等国瑞把话说完，嘴里连着蹦出三个不去。国瑞心想完了，这破是铁了心不帮忙了。他恨恨地咽了口唾沫，想离开。可正要转身时又停住了，他觉得不能就这么叫她欺负了。凭什么？！他两眼怒盯着她，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大概女大夫压根没想到他会问什么问题，一时语塞。他就问了：你是个大夫吗？女大夫张了张嘴。他又问：你是大夫为什么不给我们看病？你对所有的人这样，还是惟独对俺们乡下人这样？女大夫被问得恼羞成怒，话也就说得很放肆：算你说对了，我见了你们这号人就犯恶心。一向并不口拙的国瑞被堵得说不出话来，心扑扑直跳，过了好一会儿才吐出句多少有些孩子气的话：我……我恨你……
国瑞没有回急诊室。他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念头也在脑子里来来回回转。他想待会儿要能拿回支票一切迎刃而解，要拿不回来呢？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所以要做这方面的打算。这么想着他就开始找住院处，想让他们通融一下，先住院后交押金。住院处在地下室，一下去国瑞就觉得热燥燥的。他不由在心里嘀咕：暖气烧得很热呀。他真是昏了头了，六月天哪来的暖气呵。奇怪的是“暖气热”这个念头一直伴随着他，直到回到地面上才清醒，想到自己是多么可笑。
住院处那个白衣老妈妈对他提出的：“先住院后交押金”的要求给予合情合理的反驳，说这是制度，无法通融。也不是一无所获，他问了应交押金数额：伍仟元。
国瑞仍然没回急诊室，再返回到小铺子打电话，找老陈。眼下老陈是他惟一能抓到的救命稻草。已关机已关机已关机，连着打都是同一个声。国瑞悻悻地走出铺子，这时就看见小解和王玉城在对面人行道上奔跑，他就回到医院门口等。他到了他们也到了。国瑞从两人脸上的表情已经看出了答案。尽管这样，他还是迫不及待地问情况。情况是：经理继续不在，办公室的人继续在找，还继续找不到。操他妈。国瑞在心里骂。
三人走进医院大门，没回急诊室，停在院子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几点了？国瑞问，问过才想起自己戴着表。他看了看，是四点一刻。接近下班的时间，这一刹国瑞忽然觉得是那么的孤独，那么的孤立无助。好像整个世界的人都遁去了，只剩下他、小解、王玉城和蔡毅江四个人。而以往却不是这样的。以往有那么多人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不停地对他们发号施令。白天，甚至晚上，他们无处不在。你想躲避都躲避不开。当然，国瑞的这种感慨同样是一闪念的事，与眼前需要应对的事相比，所有的一切都在其次。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团乱麻，只有一样东西才能把乱麻理清，那就是钱。国瑞平时想得最多的事也是钱，对钱的含义渐渐清晰。他知道自己现在挣的是辛苦钱，挣辛苦钱又是为了以后挣不辛苦钱。“挣钱的不出力出力的不挣钱”是句至理名言。国瑞还晓得社会的不公不在于有人有钱有人没钱（什么社会都有富人穷人），而在于有人挣钱太容易有人挣钱太难。区区几千块钱就把蔡毅江挡在病房门外。
你们都有多少钱？手头的、存折上的。国瑞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
此刻，国瑞站在他的老乡，市政府干部国通的家门口。时间是晚上九点多。他在这里已经等候三个多钟头了。深更半夜来找老乡是想从他这儿借点钱。因为押金的事情仍未着落。到下班前公司经理和司机老陈都没有出现。国瑞只能将实际情况告诉蔡毅江：押金指望不上公司。他、小解、王玉城合计有三千一百元。他问蔡毅江有多少。蔡毅江说有九百多。合起来总共肆仟块。还差壹仟块。他让小解在医院陪着蔡毅江，让王玉城到储蓄所提款，自己则去找人借钱，找的就是同村老乡国通。国通比他大八岁，是村里少有几个凭读书挣来前途的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政府工作，进步很快，连着往上升，已经当上了副处长。本来他不大清楚副处长官有多大，还是听国通自己回家对人讲，说他目前的职务相当于副县长和副书记。经他这么一说，乡亲们也就清楚他出息得不得了。在农村人眼里，县官大老爷就是一方天，高高在上。国瑞进城后曾到他家去过。挺热情的，留他吃饭。他知趣地谢绝了。临走时国通说句再来先打个电话。却未告诉他电话号码。他今天来就无法预约，只好硬着头皮敲门。开门的是国通的对象，开始没认出他来。他说自己是谁是谁。对方说想起来了，告诉说国通有应酬不在家。他问什么时候能回来，她说一般是九十点钟。那时离九点还有三钟头，人家没邀请进屋，他就下楼等。有点“守株待兔”的意思。
等候的时候国瑞的肚子咕咕地叫。他从早饭后就没吃过东西，甚至连口水也没喝。他本想到附近找家小饭馆填填肚子，又怕这空当错过了国通。就作罢。过了一阵子没等到，又后悔刚才没抓紧时间去吃饭。再想去吃，又觉得此时更有错过的可能，于是干脆便打消了照顾肚子的念头。只是随着夜不断地加深，肚子愈叫得欢，国瑞就愈对国通的“应酬”产生反感。所谓的应酬自然是饭局，吃请或者请吃（以国通的身份职业自是吃请居多）。可啥样的饭菜需要从天黑一直吃到深夜？反过来说多大的肚子需要连续几个钟头往里装？而他和他的同伴们吃饭，一顿饭只需几分钟时间。自然国瑞的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只能说明他与现代都市生活的隔膜。对于早已领悟到“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这一人生哲理的上层人士而言，吃饭，饱肚子自不是目的。如同性交高潮业已不是所求，情趣在于过程──高潮到来之前欢愉长久的持续。也正因如此人们才欢欣鼓舞迎接着“伟哥时代”的到来，对此至今还是童子身的国瑞自然是一脑子雾水。
幸而那句“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句古言尚未完全过时，国瑞苦盼着的国通终是回了家。国瑞眼光犀利，国通刚下车便被他认出。随即疾奔过去，把国通给吓了一跳，以为是歹人实施抢劫。认出是国瑞，国通尽显不满地说句你呀，疯疯癫癫的吓死人。不是说了有事打电话么，何必深更半夜在大街上等。国瑞本想说他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想还是不说的好，有求人家就不能触犯人家，他没吱声。等着国通把他领回家，他觉得借钱的事不好在大街上说。而国通并没有把他引回家的意思。他问国瑞找他有什么事，国瑞就把今天发生的事对国通说了。国通是聪明人，不待国瑞说到找他的目的，就已经猜出找他是借钱。心里就烦烦的，觉得国瑞不懂事，自己与那个姓蔡的八杆子打不到，怎么能向他借钱呢？他不等国瑞把话说出口，便问通知他的家人了吗？国瑞说蔡的家人在鲁西南，一时通知不上。国通又问：找搬家公司了吗？这是工伤，他们应该负责任。国瑞说老板找不见。国通又问是哪家公司，老板是谁。国瑞讲了。国通噢了一声，说原来是天成的黄天河呀，我认识他。去年我搬家就是找的他。国瑞说找不到黄经理。国通问谁找。国瑞说公司的人。国通说公司的人不会找。又说你干嘛不自己找。国瑞说不知道他的电话。国通说我有他的电话。说着从口袋里摸出电话本，翻看着。找到了，可能怕国瑞记不住，摸出笔把号码给国瑞写在手心上。然后催促说：赶快去打电话吧，晚了惹人烦，快去吧，以后有事提前打电话。
国瑞原地站着，眼望着国通走进一座门洞，心里怅怅的。他想起那句流传很广的“不是国军无能是共军太狡猾”的电影台词，想不是自己不说话是人家不让你张口。国瑞叹了口气。
国瑞看看表，差一刻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