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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疑是在做梦。我在上中学。十五岁。耐心解答我的几何题。双肘支在黑色书桌上，我老老实实地用着圆规、尺子、量角器。我勤奋而安静。身边有些同学在低声说话，其中一位在黑板上连数字，另几位不那么认真的，在玩桥牌。时不时地，我在梦中游弋得更远，向窗外看上一眼。一根树枝在阳光下温柔地摆动。我久久地望着。我是个不专心的学生……享受这阳光于我是种快乐，一如我细细地品味散发着童年信息的课桌、粉笔、黑板。我身在这受人宠爱的童年里有多高兴啊！我很清楚：先有童年，中学，同学，接着考试的日子就来了。得到文凭。忐忑不安地跨过一道门槛，然后一下子成了大人。于是踩在地上的脚步更沉重了。这就踏上了人生旅途。旅途中最初的脚步。终于要对真正的对手动用武器了。量尺、角规、圆规，我们将用它们搭筑世界，或战胜敌人。游戏结束了！
我知道一名中学生通常不怕直面人生。中学生迫不及待。人生的苦恼、险阻、辛酸吓不倒他。
而我却是个古怪的中学生。我是个了解幸福的中学生，不那么急着去面对人生……
杜特尔特经过。我叫住他。
“你坐下，我给你表演一套扑克戏法……”
我很高兴地给他找到了黑桃A。
杜特尔特坐在我对面，一张同我的书桌一样的黑色书桌上，晃着两腿。他笑了。我也谦虚地笑了。佩尼科加入了我们，手臂搭着我的肩膀：
“怎么样了，老伙计们？”
上帝，这一切多亲切呀！
有一位学监（是学监吗？……）打开门，叫了两名同学出去。他们放下手里的尺子、圆规，起身出去。我们目送着他们。他们的中学时代结束了。他们被人丢进了人生。他们的科学知识可以派上用场了。他们将像大人一样，在对手身上试试自己的锦囊妙计。奇怪的中学，这里每个人都早晚要走。没有隆重的送别。这些同学甚至没有看我们一眼。而人生的机缘巧合或许会把他们带到比中国更远的地方。那样地遥远！离开中学后，大家为了生活四处漂泊，他们能保证后会有期吗？
我们低下了头，我们这些还生活在孵化器的温暖平静里的人……
“听着，杜特尔特，今晚……”
可是同一扇门再次打开。我好像在听宣判：
“圣艾克絮佩里上尉和杜特尔特中尉，少校找你们。”
中学时代结束。这就是人生。
“你，早知道该轮到我们了？”
“佩尼科今早飞过了。”
我们肯定要去执行任务了，既然他们叫我们。现在是五月底，我们全面撤退，一塌糊涂。牺牲机组就像往森林大火里倒几杯水。当一切都在崩溃，人还怎么顾得上风险呢？全法国现在还有五十个侦察机组。三人一组，共五十组，其中我们2/33大队为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简称，以下同。有二十三组。三个星期内，我们已经失去了二十三个机组中的十七个。我们像蜡一样熔化。我昨天对卡瓦尔中尉说：
“看看战后我们还剩多少。”
卡瓦尔中尉回答道：
“我的上尉，您总不至于妄想战后还能活着吧？”
卡瓦尔不是开玩笑。我们很清楚，他们除了把我们往火坑里扔外别无他法，尽管扔了也是徒劳。全法国就我们这五十个机组。我们肩上担负着法国军队的所有战略任务！一片大森林着了火，用几杯水来灭火：它们定会被牺牲掉的。
这是对的。谁会想去抱怨？在我们这儿，除了“好的，少校。是的，少校。谢谢，少校。明白，少校”之外，还听到过别的回答吗？可是在这场战争的尾声，有一种印象比其他任何印象更鲜明。那就是荒诞的印象。我们周遭的一切都摇摇欲坠。一切都在崩塌。如此彻底，以至死亡本身都显得荒诞。死亡，在这场混乱中，缺乏严肃性……
我们走进阿里亚少校的办公室。（他今天还在突尼斯指挥同一支2/33大队。）
“你好，圣艾克絮佩里。你好，杜特尔特。请坐。”
我们坐下。少校将一张地图在桌上摊开，转身对通讯员说：
“给我拿气象报告来。”
接着他用铅笔轻轻敲打桌面。我端详他。他面容疲惫。他没有睡过。他乘着车来来去去，寻找一个幽灵参谋部，师参谋部，军分区参谋部……他试图和一个不分发配件的军需储备库斗争。路上他遇到乱作一团的交通堵塞。他也主持过最近的一次迁移，最近一次驻扎，我们像可怜的穷光蛋被不留情面的门卫追赶，只得换了地方。阿里亚每次都能救飞机、卡车、十吨物资于危难之中。不过我们猜他已经是精疲力竭、濒于崩溃了。
“呃，是这样的……”
他继续敲桌子，不看我们。
“这挺麻烦……”
他耸了耸肩。
“这是个麻烦的任务。可是参谋部坚持。非常坚持……我争论过，可他们还坚持……就是这样。”
杜特尔特和我透过窗户，看到一片宁静的天空。我听见母鸡咯哒咯哒叫，因为少校的办公室安在一所农场里，情报室安在一所学校。我不会拿夏天、成熟的果树、长分量的小鸡、生长的小麦去和近在眼前的死亡作比较。我看不出夏天的宁静在什么地方有可比之处，也看不出事物的温和有什么地方显得讽刺。可我有一个朦胧的想法：“这是一个坏了的夏天，一个出了故障的夏天……”我见过被遗弃的打谷机，被遗弃的割捆机，路旁水沟里被遗弃的抛锚汽车，被遗弃的村庄，空无一人的村子里泉水兀自流淌。清泉，人费了多少气力得来的，而今成了水塘。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荒诞的画面。画面上是停摆的钟。所有停摆的钟。乡村教堂的钟。车站的钟。空房子的壁炉上的钟。这间逃了钟表匠的铺子里，一满架失了生气的钟。战争……人们不再给钟上发条，不再收甜菜，不再修车厢。水，用来解渴的水，用来洗净乡村姑娘礼拜天戴的漂亮花边的水，在教堂前泛滥成一片水塘。而人在夏天死去……
我好像得了病。医生刚对我说：“这挺麻烦……”这下该想到公证人，想到活着的人。其实，杜特尔特和我都听懂了，这是一项敢死队任务：
“鉴于目前的情形，”少校总结道，“我们无法过多地考虑风险……”
当然了。我们“不能过多”。谁都没有错。我们心中凄然，没有错。少校感到窘迫，没有错。参谋部下达命令，也没有错。少校不大情愿，因为这些任务太荒谬。这些我们明白，参谋部心里也有数。它下命令是因为必须下命令。在战争中，参谋部就得下命令。它下命令给英俊骑兵，或者，更现代点，给摩托骑兵。哪里出现了混乱和绝望，每个英俊骑兵都会跳下热腾腾的马背。他指引未来，犹如三博士的星光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出生时，东方有三博士循他的星光寻访他。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章。。他带来真理，而命令能够重建世界。
这，就是战争的景象。战争的彩色画片。每个人都竭尽全力让战争像个战争的样。恭恭敬敬地。每个人都努力遵循规则。或许，这场战争还真心实意想有个战争的样。
第一部分 我是个古怪的中学生第2节 可战争也出了毛病
就是为了让它看着像场战争，他们漫无目的地牺牲机组。没有人愿意承认：这场战争什么也不像，一切都没有意义，没有一幅图像与之相符，我们用力拉动的绳索已和木偶失去联系。参谋部信心满满地下达这些哪儿也到不了的命令。他们要求我们去搜集不可能搜集到的情报。飞机无法担负向参谋部解释战争的重担。飞机通过侦察，能够证实一些假设。可是已经没有假设了。事实上，他们发动五十个机组，给没有面目的战争塑造一副面目。他们同我们说话的口气，像在和一群算命相士说话。我看着杜特尔特，我的相士侦察员。昨天，他向一位师部的上校抗议：“距离地面十米，时速五百三十公里，我怎么给您确定敌军方位呢？”“当然，你总能看到他们从哪里向你开火吧？如果有人向你开火，那就是德军阵地。”
“我笑死了。”杜特尔特争执回来后说。
因为法国士兵从没见过法国飞机。从敦刻尔克到阿尔萨斯分布着一千架法国飞机。确切地说，它们的数量微乎其微。因此在前线若有一架飞机呼啸而过，那一定是德军的。务必要在它投炸弹以前将其击落。刚听到它的一声轰鸣，机枪和大炮已经猛烈开火了。
“用这种办法，”杜特尔特补充道，“他们的情报可要宝贵了！……”
他们会重视的，因为考虑到战争的形象，应当重视情报！……
话虽如此，可战争也出了毛病。
幸好——我们很清楚——他们毫不看重我们的情报。我们无法传递情报。道路拥堵。电话出故障。参谋部要紧急搬迁。敌人阵地的重要情报嘛，是敌人自己提供的。几天前我们在拉昂附近讨论过战线的可能部署。我们派了一名中尉前往将军处负责联络。从基地到将军那儿的半路上，中尉的车撞见了一辆横在路中的压路机，后边隐蔽着两辆装甲车。中尉想调头。可一串机枪扫射当场打死了他，司机受伤。装甲车是德国人的。
说到底，参谋部就像个桥牌选手，隔壁牌室的人问他：
“我的黑桃Q该怎么打？”
那孤独的人耸耸肩。他根本没看到人家的牌，能怎么回答呢？
可一个参谋部是无权耸肩膀的。如果它还掌握某些战争要素，它就该让这些要素行动起来，操纵它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只要战争还在持续。尽管盲目，它还是该行动，并且操纵行动。
但是随意地分派一个角色给黑桃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