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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不错。可整个村子还是像流沙城堡般地崩塌了，尽管谁也不愿离开。
假使法国还有储备物资，运送这些物资也会受到交通堵塞的严重阻碍。汽车抛锚，一辆一辆层层叠叠，路口堵得水泄不通，人还可以勉强随大流而下，可车和货物呢？
“根本就没有储粮了，”杜特尔特说，“有就好办了……”
从昨天开始，有消息说政府禁止农村疏散。可上帝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开的，因为路上已经毫无交通可言了。至于电话通讯，不是占线，就是被切断，或者像是被切断了。不是下命令的问题，问题是重新缔造一种精神。千百年来，男人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妇女和儿童不该卷入战争，战争是男人的事。镇长们很清楚这法则，他们的助理、教师们也都清楚。突然他们接到禁止疏散的命令，这等于强迫妇女和儿童冒着轰炸的危险留下来。要让他们的头脑适应新时代，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思想体系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的。然而敌人在推进。镇长、助理和教师把他们的人民丢在大马路上。该怎么办呢？真理在哪里？没有牧羊人带领的羊群就这么走着。
“这里没有医生吗？”
“您不是村里的吧？”
“不是。我们，从北方来。”
“找医生有什么事？”
“我妻子在大车上要生了……”
四周是厨房的锅碗瓢盆，遍布废铜烂铁的荒野，人好似身处荆棘丛中。
“您事先就没想到吗？”
“我们上路已经四天了。”
道路是一条湍急的河流。人能在哪里歇脚？河流经过的一座座村庄，已经空了，似乎轮到它们崩溃在水流中。
“不，没有医生。队里的医生离这儿有二十公里。”
“啊，是这样。”
来人擦了擦汗。一切都在崩塌。他妻子在半路上要生产，身旁是锅碗瓢盆。一切的一切都不算残酷。说到底，这根本就不该是人类所为。没有人埋怨，埋怨已经没有意义。他的妻子要死了，他也不埋怨。就是这样。权当是一场可怕的梦吧。
“如果，至少能找个什么地方停一停……”
到什么地方找一个真正的村子，真正的客栈，真正的医院……可是医院也疏散了，天知道为什么！这是游戏规则。没有时间造新的规则了。到什么地方找真正的死亡吧！可是真正的死亡也不存在了。有的只是散架的身躯，像汽车。
我处处感到一种衰退的危机感，一种不愿再着急的危机感。人们以日行五公里的速度躲避坦克和飞机，前者以一百公里的速度穿山越野，后者时速更是达到六百公里。当瓶子被打翻，糖浆就是这样流出的。那人的妻子要生产，而他却有着过多的时间。这是紧急的情况，已经不再紧急了。悬挂在紧急与永恒的平衡中，荡来荡去。
一切都很缓慢，像垂死之人的思想。一支庞大的羊群疲惫不堪地在屠宰场门外跺脚。在石子路面上的有五六百万吧？这群人又疲倦又心烦，在难以逾越的门槛外顿足。
我实在难以想像他们要如何活下去。人总不能吃树枝吧。他们自己也隐约地感到怀疑，但并不惊慌。离开他们的圈子，离开工作，离开职责，他们已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身份也磨灭了，几乎不复自我，几乎不复存在。他们稍后又会自寻烦恼，不过烦恼主要来自腰伤，因为有太多包裹要搬运，太多的结松开致使衣物散落一地，太多的车要推着上路。
对失败不置一词。这是当然。没有必要对自己身上的成分评头论足。他们本身就“是”失败。
我眼前突然浮现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是法国，内脏尽失的法国。必须赶快缝合，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他们没救了……
开始了。他们已经窒息，像鱼儿离开了水：
“这儿没有牛奶吗？”
这问题简直要笑死人！
“我的孩子从昨天开始就什么都没喝……”
是个六个月的婴儿，哭闹得正凶。不过哭闹长不了：鱼，一旦离开水……这里没有牛奶，只有破铜烂铁，只有老大的一堆破铜烂铁，每走一公里就出点毛病，松几个螺母，丢几个螺丝，烂几块钢板，载着这群人加入毫无用处的撤离，走向虚无缥缈的旅途。
有谣言说，飞机用机枪扫射往南几公里处的公路，据说甚至还有炸弹。我们确实听到沉重的爆炸声。谣言无疑是真的。
可人群并不惊慌。他们反而显得有些生气了。这个具体的危险和葬身破铜烂铁比起来，风险似乎还小些。
啊！未来的历史学家所描绘的景象啊！他们为了给这一锅米浆安上一个意义，会编出怎样冠冕堂皇的词来！某位部长的一句话，某位将军的一个决定，某个委员会的讨论，经过他们的援引和一番添油加醋，就成了富有责任感和远见卓识的历史性谈话。他们还会编撰出一些让步，一些抵抗，一些高乃依式的辩护，一些怯懦的行为。而我，我很清楚一个撤退的部委是怎么回事。机缘巧合地，我曾参观过其中一个部委。我那时就明白了，一个政府，一朝迁离，就不成政府了。就像人的身体，如果你也开始给它换地方——胃摆这里，肺放那里，肠子安在别处——这样的组合构不成机体。我在空军部待了二十分钟。然后，见到一位部长在他的传达员身上起的作用！一种神奇的作用。因为总算还有一根电话线连着部长和传达员，一根完好无损的电话线。部长摁一下按钮，传达员就来了。
这，已经算是个胜利了。
“备车。”部长要求道。
第四部分 我明白了什么是和平第20节 一个永无终止的终结
他的权威仅止于此。他给传达员下了命令，可传达员不知道部长的车是否还存在于地球上。没有一根电线连着传达员和汽车司机，司机消失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执政的人对于战争了解些什么呢？由于通讯的困难，从现在起，我们得等上八天才能去轰炸一个我们侦察到的装甲师。当政者能从一个腹内空空的国家听到什么声音？新闻每天传递二十公里。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断了线，没有本领完整地传递眼下正在瓦解的个体。政府陷入一片空白：极地般的空白。时不时地，会有几个绝望的紧急电话，可是只字片语，不知所云。这些领导人怎么知道一千万法国人是否已经饿死？一千万人的呼喊都在一句话里。一句话可以是：
“四点钟在某某家见。”
或者：
“听说死了一千万人。”
或者：
“布卢瓦着火了。”
或者：
“找到您的司机了。”
一下子，这一切都涌上来。一千万人。汽车。东方部队。西方文明。司机找到了。英国。面包。现在几点了？
我给您七个字母，《圣经》上的七个字母，请您用它们编出一部圣经来！
历史学家会遗忘真相。他们会杜撰出一些富有思想的人物，表达能力深不可测，目光坚毅，纵览全局，依照笛卡儿哲学的四大逻辑做出重大决定。他们会区分善与恶、英雄与叛徒。不过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要做叛徒，首先他得负责一些事情，管理一些事情，对一些事情产生影响，或了解一些事情。这在今天可是天才的表现。为什么不给叛徒授勋呢？”
和平已经初露端倪。这不是写在纸上的和平，像历史上，当战争以签订条约而告终后出现的崭新时期。这是一个无名时期，是一切的终结，一个永无终止的终结。这是一片沼泽，任何激情都会在其中慢慢沉沦。人们感觉不到结局的临近，无论这结局是好是坏。相反，却渐渐陷进一种临时中无法自拔，一种看似永恒的临时。一切都不会有结果，因为不再有能抓住国家的纽带，就像要抓住一个溺水者，得揪住他的头发。一切都散了，使尽全力也只抓到一缕头发。即将来临的和平不是人类决定的结果，它像麻风病似的就地传播。
那儿，在我下方，路上的难民队伍溃不成军，德国装甲兵对他们或杀戮或供水，公路像是泥与水混合的泥浆地。和平已搀入战争，使战争腐烂。
我的朋友莱昂·维尔特在路上听到一件重要的事，他后来把它写进一本重要的书里。路的左边是德国人，右边是法国人。二者中间，是缓缓涌动的难民流。一些妇女和儿童竭尽所能从着火的汽车中逃生。一名炮兵中尉被身不由己地卷入交通堵塞，他试图架好一门七十五毫米的大炮，炮遭到敌人射击，可敌人没打中炮却扫倒了公路上的人，这位中尉大汗淋漓，固执地要完成他那难以理解的任务，试图保住一块还坚持不了二十分钟的阵地（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几位母亲去找中尉：
“走开！走开！你们都是些懦夫！”
中尉和他的人走开了，他们到处碰上此类和平问题。当然，不能让孩子们在路上被屠杀，但是每名士兵开枪都会打到一个孩子。每辆前进中的卡车，或者试图前进的卡车，都可能压死一群人。因为，逆流前进，会不可避免地堵住整条公路。
“你们疯了吗！让我们过去！孩子们要死了！”
“我们，在打仗……”
“打什么仗？你们打仗打到哪里去了？沿这个方向，你们三天只能前进六公里！”
这是一些待在卡车里不知所措的士兵，奔赴一场会合，这会合几小时以来已失去目的。然而他们沉溺在他们的基本义务中无法自拔：
“我们在打仗……”
“……你们还不如收留照看我们呢！这不人道！”
一个孩子在哭喊。
“喂，那一个……”
那一个不哭了。没有牛奶，没有喊叫。
“我们，我们在打仗……”
他们反复念叨这句公式，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