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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僮菪卸！ �
但是随意地分派一个角色给黑桃Q，也不容易。我们已经注意到（先是惊讶，后是平心静气地）一个我们早该预见的问题，那就是当崩塌开始时才发觉无事可做了。人们认为失败者被问题的洪流吞没，为解决问题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步兵、炮兵、坦克、飞机……但是失败首先会掩盖问题。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游戏了。不知道该如何使用飞机、坦克、黑桃Q……
他们随手把它往桌上一丢，为了给它找一个有用的角色已经绞尽脑汁。这引起的是窘迫，不是激动。激动只装点胜利。胜利能够组织，能够建设。每个人都气喘吁吁地搬他的石头。而失败则使人笼罩在一种支离破碎、烦恼，尤其是不知所谓的气氛中。
因为要求我们去完成的任务就是无谓的。一天比一天无谓。一天比一天血腥，无谓。下达命令的人为顶住山体滑坡，除了将最后的王牌扔到桌上，别无他法。
杜特尔特和我是王牌，我们听少校的。他向我们部署了下午的行程。他派我们以七百米的高度飞越阿拉斯地区的坦克营，回航时做一万米的长途飞行。他和我们说话的口气像是说：
“你们沿右边第二条街，一直走到第一个广场的拐角处；那里有家烟铺，给我买些火柴回来……”
“好的，少校。”
任务既不更有用，也不更无用。下命令的语言既不更热情，也不更冷淡。
我对自己说：“敢死队任务。”我想……我想到许多事。我要等到夜里再好好想，如果我还活着。可活着……任务容易时，三次回来一次。任务有点“麻烦”，回来自然更难。现在，在少校的办公室里，死亡对于我既不庄严，也不崇高，既不英勇，也不令人心碎。大队失去我们，就像在铁路中转站的混乱中丢几件行李。
并不是我对战争、死亡、牺牲、法国没有别的想法，而是我缺乏指导性的思想、明确的语言。我的思想充满矛盾。我的真理是碎片，我只能一片一片地去考虑。如果我还活着，我会在夜里细细思量。可爱的夜晚。夜里，理智已入眠，只有事物依旧存在。真正重要的事物会重回原形，在白天毁灭性的分析后幸存下来。人将他的碎片串联起来，回复成静静的树。
白天是留给家庭场景的，而夜晚，吵过架的人又重拾爱意。因为爱比口舌之争的力量更伟大。男人在星空下倚着窗，重新担起对熟睡的孩子、明天的面包、妻子的安眠的责任，她是如此娇弱、温情、易逝。爱，是无法讨论的。它存在。让夜晚快快降临吧，向我展示值得去爱的明证！让我思考文明、人的命运、对我的国家的情义。让我愿意为某个急切的真理效力，尽管它也许还无法表达……
我此刻简直像个遭神遗弃的基督徒。我和杜特尔特老老实实地扮演我们的角色，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就像拯救毫无内容的宗教仪式，因为神已经远去。
第一部分 我是个古怪的中学生第3节 一个奇怪的建议
我回过神来。少校向我提了一个奇怪的建议：
——如果这个任务让你太为难的话……如果你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我可以……
——哪里，少校！
少校很清楚这样的一个建议是荒诞的。可是，当一支飞行队伍迟迟未归时，人们才会回想起临出发前机组成员脸色的沉重。这份沉重仿佛是某种预感的信号。大家纷纷自责忽略了它。
少校的踌躇让我想起伊士拉埃尔。前天，我正在情报大厅的窗户前抽烟。从窗玻璃中看到伊士拉埃尔飞快地走过。他的鼻子通红。一个十分犹太的又大又红的鼻子。伊士拉埃尔的红鼻子骤然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被我端详着鼻子的伊士拉埃尔，我对他本人也有着深深的友谊。他是大队里最勇敢的飞行员之一。最勇敢也最谦虚的飞行员之一。我们频繁地向他谈起犹太人的谨慎，这恐怕使得他把自己的勇敢也当成了谨慎。充当胜利者是要谨慎小心的。
所以，我注意到了他的大红鼻子，但只是一晃而过，因为他那飞快的脚步很快就把他和他的鼻子带走了。我转过身，认真地问卡瓦尔：
“他怎么会有那样的一个鼻子呢？”
“妈妈生的呗。”卡瓦尔答道。
随后他又加了一句：
“可笑的低空飞行。”说完就走了。
“啊！”
当然，这天晚上，当我们放弃对伊士拉埃尔归来的等待时，我想起惟有他的鼻子，长在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上的鼻子，天才般地表现出最最沉重的忧虑。如果是我命令伊士拉埃尔去飞的，这个鼻子的影像一定会久久地盘桓在我心头，责备我。当然，伊士拉埃尔对飞行任务未置一词，除了说：“是的，少校。好的，少校。明白，少校。”当然，伊士拉埃尔的面部肌肉没有一丝颤动。然而他的鼻子，悄悄地、狡猾地、不守信义地变红了。伊士拉埃尔管住了他的面部表情，却管不住他鼻子的颜色。鼻子悄然在一旁夸张地表现着。伊士拉埃尔不知道，鼻子已经向少校表达了它强烈的反对。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少校不喜欢派他觉得有预感的人去飞。预感几乎总是出错，但它能让战争的命令带有审判的意味。阿里亚是个指挥官，不是法官。
同样，那一天，军士T也是如此。
伊士拉埃尔的勇敢与T的胆怯可谓不相伯仲。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惟一真正表现出胆怯的。当T接到战争命令时，看得出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切来得简单，不可避免，而又缓慢。T从脚到头逐渐变得僵硬。面部没有一丝表情。两眼泛起亮光。
伊士拉埃尔的鼻子在我看来是窘迫的，为伊士拉埃尔可能的死亡而窘迫，同时又是愤怒的。而T呢，受到如此大的打击，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内心变化。他没作任何反应：他那是在蜕变。命令宣布后，他只是起了焦虑。焦虑让他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均匀的光芒，T自这一刻起变得遥不可及。仿佛在他和宇宙之间有一片无情的沙漠在蔓延。我从未见过如此这般的恍惚。
“那天我真不该让他去飞的。”少校后来说。
那天，当少校向T宣布了出发的命令后，他不仅面色苍白，甚至还笑了起来。只是笑。或许死刑犯在受刑前的反应就是如此。
“你状态不好，我替你吧……”
“不，少校。既然轮到我，就该我了。”
T在少校面前立正，直勾勾地看着他，一动不动。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没把握……”
“该我了，少校，该我了。”
“你瞧，T……”
“少校……”
他像堡垒般不可动摇。
阿里亚说：
“所以我就让他飞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无法解释。T是机上的机枪手，有一架敌军歼击机企图攻击他。但由于机枪发生故障，敌机掉头返航。在飞机进入基地附近前，飞行员一直与T在交谈，没发现任何异常。但在着陆前五分钟，突然没了回答。
夜里，人们找到了T，头被尾翼打得粉碎。他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跳伞，飞机速度极快。这一切都发生在友军的领空内，已经没有什么危险可以威胁他了。那架敌机的出现仿若一声宿命的召唤。
“去穿衣服吧，”少校对我们说，“五点三十分起飞。”
“再见，少校。”
少校做了个含糊的手势。是迷信吗？我的烟灭了，我在口袋里徒劳地摸索着：
“你为什么从不带火柴？”
是真的。我边道别边跨出门槛，问自己：“为什么我从不带火柴呢？”
“这任务让他烦心。”杜特尔特注意到。
而我想：“他才无所谓呢！”但我这个不公平的玩笑话并不是针对阿里亚的。我被一个没有人愿意承认的事实所震惊：思想是短暂的。惟独智慧的生命才是永恒的，或者近乎永恒。我的分析才能没有多大长进。但思想毫不看重物体本身，它看重的是物体之间建立的关联，透过表象所看到的本质，而思想超越视觉进入对本质的领悟。对某一领域情有独钟的人，有时会发现它不过是一些不协调物的堆积：一个深爱妻子的人，有时在爱情中只得到忧虑、不快和约束；一名音乐爱好者有时也会觉得对音乐毫无感觉。我有时也会不了解我的国家，比如现在。国家不是地域、风俗和物资的总和，这些是我的智力总能捕捉得到的。它是一种本质。而有时我发现自己对于本质一无所知。
阿里亚少校一整夜都在将军那儿讨论纯逻辑学。它会毁了思想的生命，纯逻辑学。随后在路上又遇到没完没了的交通堵塞，这使他精疲力竭。归队后他又发现许许多多的物质困难，它们一点点地啃噬着你，就像山体滑坡，铺天盖地，让人无从阻挡。最终他把我们召集起来，布置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我们是一片大混乱中的物体。对他而言，我们不再是用独特的方式看待或忽视事物、思考、行走、喝酒、微笑的圣艾克絮佩里或杜特尔特。我们只是庞大建筑中的一些小碎片，需要更多的时间、宁静和空间才能聚合在一起。要是我面部因苦恼而有一丝的抽搐，阿里亚就只注意到抽搐。他派往阿拉斯的只有抽搐的形象。在所有问题的一片混乱中，在山体的崩塌下，我们自己也都被分成了小碎片。声音。鼻子。抽搐。碎片是不会使人感动的。
这里谈到的不是阿里亚少校，而是所有人。在难熬的葬礼上，我们爱死者，却与死亡毫无接触。死亡是件大事。它是死者的思想、物品、习惯之间新的关系网。它是对世界的重新安排。表面上什么都没有变，而实际上一切都变了。书还是那本书，意思却两样。要重新感受死亡，就得去想像我们需要死者的时刻，那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