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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东西。现在太阳太低了，我在一面巨大的反光镜上空飞行。
“你能看见吗，杜特尔特，透过这鬼东西？”
“直直往下，能看见，上尉……”
“喂，机枪手，歼击机没有动静吗？”
“没有……”
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否被盯梢，从地面上是否能看见我们身后拖着的团团游丝。
“游丝”这个词令我思绪悠然。突然脑中浮现一幅迷人画卷：“……如翩翩佳人，遥不可及，我们追寻着自己的命运，披着裙裾缀满冰花的长裙……”
“踩一下左脚！”
这，才是现实。但我又回到我的蹩脚诗歌：
“……一个转身，引得满天的追随者跟着团团转……”
踩左脚……踩左脚……也得踩得动啊！
翩翩佳人转身没转成。
“您如果要唱歌……就转一下眼睛……上尉。”
我唱歌了吗？
不过，我就算有一丁点儿音乐的雅兴，也全教杜特尔特给破坏了：
“我差不多拍完照了。您马上就可以往阿拉斯方向下降了。”
我可以……我可以……当然了！机不可失啊。
瞧！气门杆也给冻住了……
我心想：
“这个星期，三次任务只有一次回来，可见战争的危险性有多高。但是，假设我们是那些回来的人，也不会有什么话要说。我过去曾冒过险：开通邮政航线，飞往撒哈拉分裂区，还有南美……但战争并不是真正的冒险，它只是冒险的替代品。冒险建立在创建关联、提出问题和创造新鲜事物的基础上。想把简单的猜正反面游戏说成是冒险，单单将生与死充做赌注是不够的。战争不是冒险，战争是一种疾病，像伤寒。”
或许以后我会明白，我经历过的惟一一次真正的战争历险，发生在我奥尔贡特的房间里。
第三部分 一种令人疲惫不堪的快意第13节 那是1939年寒冬
那是1939年寒冬，部队驻扎在圣迪齐埃，我就住在郊区的一座叫做奥尔贡特的村庄里。夜里气温下降，以至于我盛水罐里的水都结成了冰。穿衣前第一件要做的事，当然是把火生起来。但这一举动就要求我离开我的床，那温暖的、可以任我翻来滚去的床。
在这间空旷冰冷的屋子里，再没有什么比这张简单的修士床更美好了。经历了日间的辛劳，床让我体验到休息的乐趣。没有什么可以威胁我。白天，我的身体遭受了高空的严酷和枪弹的袭击。我的身体在白天可以变为痛苦的温床，被不公正地撕裂。
我的身体白天不属于我，不再属于我。人们可以从中截取四肢，抽取血液。因为这仍然属于战争现象，身体是零件仓库，储存着不再属于你的零件。执达员来领取眼睛，你就把视觉交给他。执达员来取腿，你就把行走的天赋交给他。执达员举着火把，要领你满脸的血肉，你向他屈服，交出微笑和向人表示友好的天赋作为赎金，而自己成了魔鬼。还是这个身体，可以在白天成为我的敌人，对我使坏，或变成呻吟的工厂，此时它还是我顺从、亲爱的朋友，半睡半醒地裹在被窝里，传达给我的只有生活的乐趣，以及它幸福的鼾声。可是我必须让它离开床，用冰冷的水给它洗脸，给它刮胡子，穿上衣服，让它体面地投入战场。这样地离开床，仿佛从母亲的臂弯、母亲的怀中被人夺走，夺走了对孩子身体所有的爱、抚摸和保护。
因此，经过反复思量、深思熟虑、一拖再拖后，我咬紧牙关纵身而起，跑到壁炉前，堆起柴火，浇上汽油。等这边火一着，我再次穿过房间，钻进被窝，重新找回温暖，用鸭绒被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左眼，窥视着壁炉。起初毫无动静，接着有零星的火苗照亮了屋顶。然后火苗在炉子里稳定了，就像一场组织井然有序的节日。接着开始发出劈啪声，呼呼声和歌声。欢快得如同一场乡村婚礼的喜宴上，人们开始推杯换盏，面红耳热之际的推来搡去。
我觉得自己被我温厚的火看候着，就像有一只活泼、忠实、勤劳、尽职的牧羊犬守护着我。我望着它，感到一股莫名的狂喜。当节日进入高潮，天花板上舞影婆娑，音乐酣畅淋漓，角落里，火炭熊熊燃烧。等到我的屋子充满烟和树脂的神奇味道，我一跃而起，从一位朋友身边来到另一位朋友身旁，从我的床奔向火，奔向最慷慨的那位朋友，不知我是去那儿烤热肚子还是暖和我的心。游移在两种诱惑之间，我窝囊地屈服于更强大、更绚丽、更能为自己宣传造势的一方。
为了先点着火，我三次起床后重新躺下，然后收获火苗的庄稼，三次牙床紧闭，穿越屋内空旷冰冷的旷野，尝到了极地探险的滋味。我横穿沙漠走向幸福的旅站，熊熊火焰给了我回报，它为我起舞，牧羊犬的舞蹈。
这个故事听来平平无奇，却是一次巨大的历险。我的屋子向我展示的东西，我若有一天作为游客来参观这个农场，将永远无法体会得到。它只给了我简陋的陈设，一张床，一个水罐，还有一个不好用的壁炉。我会在里头打上几分钟的哈欠。我怎么能分辨出它的三个领域、三种文明：睡眠、火和沙漠的文明？我怎么能体会到身体的历险，先是母亲怀里备受呵护的身体，接着是士兵历尽磨难的身体，然后是人的身体，他因了火的文明而摆脱野蛮生活，满心喜悦。火使主人荣耀，使同伴增辉。当他们去参加一位朋友的盛宴，各人拉过椅子围坐在他身边，和他谈论着日间的问题、烦忧和疲累，边说边搓着手，往烟斗里加烟：“火，总是让人高兴的！”
可已经没有火让我想念温情，没有冰冷的屋子让我想念历险。我从梦里醒来，只有一片绝对的空白，只有极度的衰老，只有一个声音，是杜特尔特，执著地痴人说梦：
“踩一下左脚，上尉……”
第三部分 一种令人疲惫不堪的快意第14节 我造成了什么无法修复的损害
我恪尽职守，可还是难免做了失败的机组。我陷在失败里。失败从四处往外溢，甚至我手中也有它的记号。
气门杆冻住了。我只得开足马力。这下子我的两堆废铜烂铁对我不依不饶了。
我所驾驶的飞机，螺旋桨螺距增大限速太低。如果我全速俯冲，时速没法不接近八百公里，发动机也没法不超负荷运转。可是，发动机超负荷运转就可能被烧毁。
迫不得已时，我可以熄火，但这样必然引起严重的故障。此类故障将造成任务失败，飞机也可能失事。不是所有场地都能承受一架以一百八十公里时速着陆的飞机的。
因此关键是我能扳动气门杆。我一使劲，扳动了左边那根。可右边那根依然顽固。
现在我就能在允许的速度范围内降落，只要降低我能够操纵的发动机的转速，就是左边的那个。但如果我这样做，就得补偿右侧发动机的侧面坠力，它会造成机身向左侧旋。我必须防止这样的旋转。然而，脚踏板，这次操作所倚赖的脚踏板，也完全被冻住了，所以我无法做任何补偿。如果我降低左侧发动机转速，就会螺旋下坠。
我别无选择，只能在下降过程中冒险，超过理论烧毁转速。三千五百转：烧毁临界点。
所有这一切都很荒诞，一切都不对劲了。我们的世界由不相磨合的齿轮组合而成。不是器材的问题，而是钟表匠。缺的是钟表匠。
经过九个月的战争，相关的制造部门仍然无法让机枪和操纵装置适应高空的气候。我们遇到的不是人的问题。人，从大体来看，还是诚恳自觉的。惰性几乎总是他们效率低下的结果，而非原因。
效率低下像宿命压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压在用刺刀对抗坦克的步兵身上，压在以一敌十的机组身上，甚至压在负责改进机枪和操纵装置的人身上。
我们活在一个行政部门黑漆漆的肚子里。一个行政部门就是一台机器。行政越是完美，越要排斥人的任意性。在一个完美的行政部门里，人扮演着齿轮的角色，懒惰、不诚实、不公正都无处遁形。
然而，行政部门的建立，是为了一劳永逸地管理一系列的活动，同样，行政部门也不创造任何东西。它管理。它对错误的处罚、对问题的解决自有一套办法。它的建立不是为了解决新的问题。假设人们把木材送进一台冲床，是不会有家具送出来的。要想让机器适应不同的状况，就需要一个有权把它彻底推翻的人。可是行政部门就是要防止人类的任性，齿轮排斥人的干扰。拒绝钟表匠。
我从十一月起加入2/33大队。我一到，同志们就告诉我：
“你将赤手空拳地到德国转悠，没有机枪，也没有操纵杆。”
接着，又安慰我说：
“别担心。你不会吃亏的。歼击机总是在你发现之前，就把你击落了。”
六个月后的五月份，机枪和操纵装置冰冻如常。
我想到一句与我的国家同样古老的格言：“山穷水尽疑无路，奇迹出现救法国。”我知道是为什么。有时漂亮的行政机器出了灾难性的故障，无法修复，万般无奈之下，用普通人取而代之。人类挽救一切。
如果空军部遭到威胁，可能被一枚航空鱼雷炸得粉碎，情况危急，他们会随便叫来一名小兵，对他说：
“你负责解冻操纵装置。你拥有一切权利。自己看着办。但是如果十五天以后它们还是上冻，就让你进监狱。”
这样，操纵装置或许就不会上冻了。
诸如此类的毛病我能列举一百个。比方说，北方某省的征调委员会征调了怀孕的母牛，于是屠宰场成了胎牛的坟地。机器上的齿轮也好，征调部门的哪个上校也罢，都只能像齿轮那样工作。就像钟表，他们都得受制于另一个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