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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确给了我丰厚的回报。我有了电脑、手机、房子、信用卡，成为了一名中产阶级。在渐渐拥有名声的同时，和一切的房地产记者一样，不可避免地发胖。31岁那年，如一名改邪归正的回头浪子一样，放弃了多少有些许放荡的自由生活，和一位丰满的北京姑娘结了婚。如一切称职的丈夫一样，从此拥有了固定且合法的性伴侣。三年之后，和一切突然发现婚姻的徒劳的夫妇一样，离婚。原因复杂，到现在我也没有彻底弄清楚过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城市里，人们象赛龙舟一样离婚。由于有了律师从中作伐，一切变得简单而迅速。但是生活是无限宽容的，不管伤口是否愈合，它如同一位历尽沧桑的年老妓女一样，随时充满温情地准许我们重新开始，如同一篇新小说的开头。所以我平静地接受了我应该得到的生活。按部就班，毫无怨言。作为一个称职的房地产记者，今天的任务是，到幸福大街的818路站牌接一个房地产商——我的采访对象。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一名单身汉，34岁，微胖，职业记者，穿一件旧的仔服，在幸福大街的站牌下耐心地踱来踱去，吸烟。所谓的幸福大街，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窄窄的街，两旁是矮矮的树、商店、平房和出来乘凉的老人。在这一个日新月异的都市里，这条街异乎寻常地保持了一种亲切、破败的旧貌。“幸福”这个充满润湿的诗意的词，在这里仅仅是伤感地成为一条窄窄的街道的名字吗？一条窄窄的街道和幸福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令人疼痛的相关吗？不过是一次心血来潮的命名罢了。但是它的确是这样，令人充满关于乌托邦的幸福的遐想。太阳已经收走了最后一抹余晖，行人的背影越来越黯淡，佝偻的老人开始在树下缓缓挪动——什么时候，衰败的暴露已经越来越没有顾忌。我感到恍惚起来。有些遗忘已久的记忆蛮横地闯进来。真不应该啊，我对自己说，怎么可以和那些浅薄无知的少年人一样！我其实很少去回忆。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地名我是记得的。有多少名叫幸福的街呢？只要把记忆中的时钟轻轻往回一拨，就回到七年前，仍旧是我——那时侯还没有开始发胖，站在幸福大街的车牌下。仍旧是等人。
我等的是红喜。
那天红喜要来。
她没说为什么。
一切从那个夏末的下午开始。我是说，七年前。1999年，一个神经质的脆弱的世纪末。充满世纪末隐喻的夏日的末梢。我在等她。在幸福大街。这个年份发生了很多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事情，比如：彗星坠落，桃花早开，日月全食，某块陆地的战火，某个岛屿的地震，某地的下岗女工在电视的感恩戴德，某地在富于象征意义的无邪童声中回归。我这么回忆往事并不是想赋予这个年份一种特殊的含义——其实所有的大事和我们都没有切肤之痛，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已经习惯于对一切的世界大事无动于衷。我只是和一切漂流在外，自力更生的外乡人一样，多少有一点世纪末的恐慌和莫须有的伤感，急于抓住一点什么。我实在不能解释什么。那时侯我还没有老去。我还在竭力地保证自己不会麻木。
没错，是我，就是我。在27岁的夏末的一个下午，我刚刚写完城市北郊某个小区的房地产的报道，参观完美术观的一次新锐画展，并且在单位收到了一位古怪少女的恐吓信，中间夹着一只蝴蝶的尸体，她极其甜蜜地扬言要嫁给我并杀死我，因为我毫无道理地拥有过多的CD和影碟，但我的确没有兴趣和一个初三的少女发生任何艳遇。当我在一个文人典型的斗室中，在70年代的德国电子音乐中心急火燎地撰写永远写不完的稿件时，电话铃和往常一样，神经质地响了。我抓起话筒，我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它很柔和，有一点沙哑，南方口音，这个声音形成一个柔媚的轮廓，影影绰绰的，媚媚的，有点轻浮，甚至可以说是放荡，但又有一些迟疑，一点矜持，一点撒娇的意味，或者，索性是调情。什么都是一点点，什么都是不完全。摸不透的，不着边际的。一个柔媚的三十岁的女人和一个娇憨的孩童的结合起来的声音。她说出我的名字。我说，我是。我等她说话。她却笑起来，低低地，仿佛很害羞，不知所措，象小小的草的尖，撩你。很过份，真的是有一点过份了。她迟疑了一下，说，我是红喜。我关小了电子乐的音量，沉住气，用我最好的最自信的声音说：你好，红喜。
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很多办法认识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想象力和好奇心会促使我们虽则素昧平生却促膝长谈，甚至通宵达旦。和一个你想象中的人说话是富于刺激和挑逗意味的。有一次我在E…MAIL中告诉她，一到夏天我就会在屋子里裸行，写作。她说，这样我会脸红的。那时我尚且和我的女友住在一个屋子里，每晚做爱，但我看到这句话时，我忽然想这个女人是在挑逗和暗示我她是我想要的。理所当然她是一个女人。她的话总是包含一种极为神经质的痉挛式的激情和叹息。我给她的每一封E…MAIL都很短，但都是细细斟酌的，不能暴露出雕琢过的痕迹。这是一种调情的工夫和技巧。她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地落入这一个圈套中来。她在若有若无，若即若离地倾诉什么，用一种乌托邦的、空想的语气，充满智慧和宽容。我想她在和我调情，因为陌生所以肆无忌惮。她是老练的，我想。无疑这激发了我的斗志和耐心。我不急于认识她。我照常上班，赶稿，认识女孩子，和女友作爱。我想象着她。真好。我喜欢想象女人。不仅仅是在床上。她会来。她不停地说话她就会来。
她说，啊你在工作，你真的好无耻。
是的，对于向往游手好闲和四处游荡的生活的人，工作是最不可忍受的。
我说，你来吧。
她在犹豫。揭开一个想象中的人的真面目是需要勇气的。
如我所料，她在一点点的犹豫之后说好吧，我去找你。
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她要来。毫无道理地。她穿过这个城市。穿过下班的人群，地铁和初上的华灯。去找一条名叫幸福的街。她甚至一这个地名是杜撰的。她听到这个名字时不相信地笑了。夏末的太阳仍然是毒的，路上很多车，车上又挤满满了人。她要倒三趟车，她出了很多汗，而平时其实她很少出汗，汗水毁掉了她脸上淡淡的脂粉。最后她死了心，知道自己不可能奢望比平日更美丽一点。她看着窗外。与其说她在赶路不如说她在等待。她总是在等待。很安静，也很耐心。她什么都愿意相信，尽管其实她早已经不再天真。她不是无辜的。岁月赋予了她邪恶的、造作的秉性，埋藏在她多年积累的陈旧的天真之下。她不清楚它到底有多少。对她而言，她去干什么？仅仅是去看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一名在夏天在屋子里裸体写作的男子？她凭什么相信他？直觉吗？这一中神经的运行方式是否可靠？对我而言，她是什么样子？她来干什么？她是否已经有了预期的幻想？她是天真的，还是淫荡的？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来了，我是说，红喜，她来了。这很重要。这是开始。这仅仅是开始。它令人激动，充满幻想。这么多年，其实我很少去试图想起那个夏日的傍晚。而七年后我再次回忆起来，它居然如此清晰可辨，如同一次庸俗的昔日重来，充满了事后的修补和一相情愿的刻意美化。但是毫无异议，红——喜，这个健康、美丽得甚至乡气的名字，她来得如此轻快、灵巧，象一切玲珑、喜人的事物，我无法描述她来临的时候我的喜悦。七年前，就是我，看着红喜从最后一趟818路车上跳下来，动作象少女一样敏捷、优美。她穿着薄薄的白色圆领短袖衫，外面是一件薄薄的深蓝色背带裙，裙子很长，仅仅露出了她的脚。她的脚上穿一双银灰色的凉鞋。头发绞得很短，微微有点凌乱上面别了一只银色的蝴蝶发卡——而她本人就象一只蝴蝶，轻盈，脆弱，扑闪着小小的翅膀。她向我走来，微笑。她是我想象的。普通得让我充满喜悦，就象街上任何一位美丽的少女。她看见我，却不认识我。她别过头去，东张西望。她害羞，但是不安分。她是脆弱的，象蝴蝶。她盖住了她丑陋的一面，她身上过分的激情和欲望在沉默。她因此是悲伤的。我叫了她的名字。她回头看我，她还在微笑，然后她再次向我走来。头上的蝴蝶一闪一闪，她逃不开，她的宿命和我的强大的想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