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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时代，为自己的精神留下一个思想的和创造性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空间，我们的头脑就只能像一个吃什么、拉什么的腹泄患者，网络则成为一个病态精神的宣泄场所。
一旦人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明确目的和问题，信息量才越大越好！
认识你自己
人只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这真是一件既平凡又奇妙的事！假定有一天你面对一块打破的镜子，发现自己的形象变得残缺不全，一定会很不舒服地想：这不是我的本来面目。
在网络时代，当你发现自己的个性消失在一串数字化的名称中后，当你意识到自己在网民、用户、网络隐君子这些公共名称中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他人之后，当你想到我在不必面对面的生活中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交流者后，你一定会提出我是谁的问题——一定会寻找那个消失在破碎镜片中的我。而这也正是人类思想家在几千年中一直追问的问题。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有一位叫做第欧根尼的怪人：一个大白天，他打着灯笼在熙熙攘攘的市场四处踅摸，人们问他找什么，他说：我在寻找人。这话激怒了所有在场的人，于是大伙把他哄了出去。时光过了近2000年，法国思想家笛卡儿坐在自己家的壁炉前冥思苦想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用一种简单明确的方式证明我确实存在着呢？最后他断定：因为我思想着，所以我存在着。
这两个思想家似乎都做着无意义的事：市场上到处是人，但第欧根尼却要寻找，那无非是说，他心目中的人与世界上那些芸芸众生没有共同之处。同样，我本来对每个人都不成为问题，但经笛卡儿一问，这个我竟成了一个需要探讨和证明的东西。
其实，寻找人，追问我，其宗旨早已写在古希腊神庙前的一段铭文中：认识你自己！人最熟悉的是人，最不熟悉的也是人。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面狮身怪物司芬克斯整天虎视眈眈地卧在忒拜城外的路口上，他对每一个过路人都提出这样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这个关于人的谜语竟难倒了许多人！人不知道人的谜底，也正如我常常不明白我是谁的问题，所以每一代人，包括现代网络读物作家，都要重提关于我的问题。19世纪一位思想家小时很穷，他每天在山上放羊。一天，他忽然想到我是谁的问题。看着满坡啃食青草的羊群，他问自己：这些羊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过着同样的日子，具有同样的命运，它们属于一个畜群（herd），所以对它们来说不存在我。同样，我的祖父像许多人那样耕作，我的父亲也像许多人那样修鞋，他们都像这里的每一头羊一样，消失在一个没有个性的群体之中，他们当真有我的生活吗？看来一切都得从头考虑。
不仅专业思想家这样想问题。19世纪末法国画家高更在作完一幅画后给它标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儿去？这个标题的问法非同一般：它从过去追问到未来，同时把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放在过去与未来的夹缝中。所以有评论家说，高更给处于巨变时代的20世纪的人们出了一道难题。
以电脑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是20世纪最辉煌的科技成果，它对人类未来生活的影响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虽然所有的人都不怀疑，它将给未来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确定它对未来的人类意味着什么？
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儿去？这的确是每一个面临网络时代的人都应当考虑的问题。
我的名字是一串数据
半年前，我在北京某信息服务公司入网。办手续的小姐递过一张表格，我在朋友指点下先在密码栏中填下0314的数字——这是儿子的生日，容易记忆。随后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在填写名字时，朋友说你只需写上anyone（随便什么人）就行了：因为在网络上，你的电话号码必须准确，以便于公司和你联系；你的密码应牢记于心，以保障你能安全地使用自己的线路；当然如果你有帐号的话，那就更要小心，防止别人共享你的钱财。至于名字是无所谓的，随便什么都行！岂止是办理入网手续。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上不都有一长串数码吗？凭着这些数码，人们可以找到我们在户籍警那里备案的材料。不久前我填写出国申请表，外事干部一再告诫我，名字写错了都问题不大，但学号、学科代码一定要填写正确，否则审查人员就无法在电脑中找到你。
在统计学时代，我们的身份日益数字化！这就是数字化生存的最直接含义，它用数字顶替了我的本名。
当然，用户在网络上使用的通常是一些由拼音文字组成的域名。如果我建立自己的E…mail信箱，或建立一个主页，就要依照域名规则给出这样一个地址。比如我的一位朋友的E…mail地址是：spc @ccs。umich。edu这个地址是美国Michigan大学，而朋友的名字采用了英文缩写字母。它与我们在信件中所使用的地址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域名地址只是人们为了记忆方便而采用的编址方式。对于一台只能识别数字的主机和路由器来说，这个域名还需被一套域名系统软件翻译成数字化地址，即IP地址。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系中一台主机的IP地址是：128。95。10。207在这里，128代表美国互联网中的教育网，95指华盛顿大学，10代表生物系，而207则是某台主机的序号。一个特定数据是网络给出的唯一属于我的位置。
网络之所以不太看中每个人的大名，其原因很简单：在这个世界上，人比姓名要多得多！姓名很难成为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符号，它缺乏精确的检索价值。网络通过数据给我确定了独一无二的名字，于是尼葛洛庞蒂说：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因为在后信息时代，……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当传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掌握了'我——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因此，我们好像在网络时代真正发现了那个叫个性的东西，发现了真正富于个性的我，任何人不会将我与他人混同。
这似乎是统计学时代和前统计学时代的重大区别。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在前统计学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姓名和与生俱来的那张面孔。这两者构成了每一个我的直接标志。不过细细想来：姓名虽然属于我，却是为他人称呼而起的；面孔虽然是我的，却像是为他人的识别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他人的称呼，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同样，如果这个世界中没有镜子，我也不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传统的姓名和与生俱来的面孔只用于识别，它使人成为德国思想家韦伯所说的同质异构体，也就是说，让别人忽略掉我与他人的相似之处，把我当做一个独特的人。而统计学时代的数字和地址则把人视为异质同构体，即忽略每个人的不同之处，把他们的面孔、行为特征乃至心理特点变为可以统计和排序的项目。这样，我们这些姓名各异、面目不同的人变成了生产流水线中那种具有不同序号的数字化产品。有趣的是，在统计学时代，即使我们那张独特的面孔也在统计性的排序中失去了个性。米兰·昆德拉在小说《面相》中作过这样一个实验：她换了一本杂志。杂志中尽是人脸，除了脸还是脸。她发现其中有92张照片纯粹是一张人脸的照片；41张为一张人脸上加点别的什么；23张集体合影中又有90张人脸。于是她得出结论说：如果你把220张人脸摆在一起，你会突然觉得这些都是同一张人脸的变形，而根本不曾存在过所谓个体！这让我想起一幅美国漫画，它用计算机处理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照片，最后竟把他变成一个笑容可掬的女人；它还把布什的照片幻化为克林顿的照片！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简化成一个基本量词。英文中把某人写作a person，这里的per就是一个基本数量单位——每个。
当人们用per…son或张三、李四来指示某人时，那个具有一个姓名或面孔的人已经融化在人这个泛称之中了。
在网络时代，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姓氏——网络，而使每个人相区别的便是由不同数字串或域名构成的名字，以及在这名字下出现的、分类清晰的有关我的一堆数据化资料。
毫无疑问，这个我是数字化的产物，我的个性就是统计学的一个单位！
我的个性或其他人的个性就是可以被数据化的一切。这就是我与其他人的共同点。
清晨醒来，我迷迷糊糊听VOA新闻：非洲扎伊尔一个难民营中有5000胡图族难民奇怪地失踪了，记者猜测他们可能被秘密屠杀了。……中国南方两列客车相撞，死亡90多人，伤300余人。新闻关心的只是数字化的人！
同样，网络服务关心的也是数据化的人。至于我那些没有数据化或很难数据化的特征，它是不予承认和理睬的。套用萨特的说法，每一个我都被投入数字化的盐酸池中销解掉了。这就是数字化时代对我的共同理解。
我是终端，他人是X
人是喜欢给自己命名的动物。
我们除了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或绰号，还有一些社会性的公共名称。我在这些公共名称中与这些或那些他人组成了一些社会学意义的团体、阶层。每一个我都是许多公共名称的集合。比如，我是老板，一个管理专家或决策者，一个网球或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成员，一个高消费者（这意味着我有公寓或别墅，住总统套间，开着豪华车），等等。这些公共名称从各方面刻划了我的身份。
在网络时代，我不仅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数据化的名字，也得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