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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已经发展到高处不胜寒的地步。由于科技的创造力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人们对它崇拜一下似乎无可厚非，这种崇拜包含着人对自己创造力的赞叹、欣赏——毕竟连上帝也没有创造出如此精致、如此美伦美幻的世界！更何况所谓上帝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想象物。
不过，随着科学技术能做的事越来越多，传统《圣经》中关于可做与不可做的问题又凸现了出来：你不可过于迷恋自己的技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不可过于崇拜自己的创造力。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各界评价科技成就时最热门的话题。
人们好像开始为自己最引以为自豪的创造力感到不安了。他们由此回想起一个古老的格言：凡事都能做，并非都有益！就网络而言，它尚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焦虑。因为到目前为止，网络除了给人带来方便，并不包含什么潜在的威胁。即使有人说，互联网可以成为发达国家对我们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但包括我在内的普通用户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在于与网络有关的神话和狂想，尤其是当这种神话与人工智能的前景联系起来以后，我们多少会觉得网络的发展似乎意味着人类正在过时。当有记者问尼葛洛庞蒂，计算机是否将变得比人优越时，这位一向快人快语的科学家竟闪烁其词地回答说：我的同事会说这是对的。就智慧而言，我们将是一种比较次要的生命形式，机器能够比我们更有智慧，但只要机器没有自己的意志，那可能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
我们将是比较次要的一种生命形式，这是什么意思？那可能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这话又是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在全球不遗余力地推行数字化革命的当代信息传教士，尼葛洛庞蒂在描述比特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好处时向来不吝笔墨，但在涉及信息技术与人类命运这个至关重要的话题时竟如此含含糊糊，这在许多科技专家那里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
我猜想尼葛洛庞蒂一定暗暗同情人类过时论的观点。他提到的我的同事肯定包括现代人工智能理论的奠基者——马文·明斯基，因为这位主张赋予机器以意志和智慧的专家就在尼氏的媒体实验室中工作。当然，与飞速发展的电脑和网络技术相比，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进展毕竟十分缓慢。许多批评人工智能理想的作家甚至以一种庆幸的口吻来谈论这种缓慢。我知道，他们之所以幸灾乐祸，是因为不愿意让机器人尽快地取代人。毫无疑问，要想制造出一个比人更有智慧或更具有决断力的机器人，在技术上是有很大难度的。因此，人们为人工智能的后果担忧似乎还为时过早。然而在另一个领域中，遗传工程技术专家却走了一条捷径，他们直接研究生命本身！提到信息技术，许多读者通常想到的只是电脑、网络、比特或人工智能，孰不知生物工程也是当代信息技术的重要领域之一，它与电脑和网络技术是一对孪生兄弟。
1953年，英国剑桥大学的两位年轻科学家沃森（James Watson ）和克里克（FrancisCrick）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很短的文章中宣布，他们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天然结构。这种核酸就是我们如今常听说的DNA，它是生命的基本分子。DNA中包含着决定生物遗传特性的遗传密码，它的基本单位也被称为比特！几百个基因的相互组合可以构成像细菌那样最简单的生命，而用十万个以上的基因进行组合，就可以制造出像人类这样复杂的生物。
目前，生物科学家已经发现和归纳出了几百种导致人类遗传缺陷（如低智商、弱视以及各种遗传性疾病）的基因。对这些基因的发现给各种遗传病患者带来了福音。然而生物工程学家不是医生，他们的目的不单单是给人治病，而且想彻底改造或创造生命。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开始资助一项耗资3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图谱工程（Human GemomeProject），其目标是在不远的将来将人体中全部基因（大约10万种）
的位置寻找和描绘出来。这样，科学家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实施改造人或再造人的计划了。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不久新闻媒体关于苏格兰克隆羊和美国克隆猴的报导会在世界各国引起波天大浪。因为这些技术无非是克隆人技术的短暂序曲。事实上，美国科学家已经说，对人的无性繁殖已经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
无性繁殖或者说克隆技术是当代科技专家取代《圣经》中的造物主的又一个实例。按照《圣经》中的说法：神用那人（亚当）身上所取下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把她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夏娃。从宗教徒的眼光看来，克隆技术本来是上帝的专利。然而现在生物工程专家开始闯入上帝划定的这个禁区了，当数字化技术使人体的神秘大白于天下之后，造人就不再是上帝的专利。人不愿再作上帝或自然的产品了，他开始进入一个人是人的试验品的时代。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专家渴望用数字化的机器来代理和替代人，而现代生物工程专家则更干脆，他们直接祭起200多年前法国哲学家拉梅特利的口号：人是机器！并用数字化技术对这台机器进行拆卸、修理乃至改造。这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殊途同归。
人是机器，这就是现代信息技术理论对人的基本论断。此外，人工智能专家和生物工程专家还对人作出了一个相同的诊断：人只是一台陈旧的、不怎么样的机器。它或者应该被其他机器淘汰，或者需要升级。正是基于这种共识，现代电子技术已经开始与生命技术联手，他们往人脑中置入芯片改善人脑的工作状况，或者把人脑组织的数字模型移入机器之中！如今，所有人都不怀疑当代高科技是十分能做的，它完全可能在实验室中造出一个新型的人型机器或机器化的人。然而，这些事情是否可做则是超出技术范围、与人类生存和人类命运直接相关的问题。
在许多伦理学家、宗教学家以及类似学者看来，如果说一个社会对人的生活行为提出可做与不可做的道德命令是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么对现代信息科技提出可做与不可做的要求则是为了捍卫人类的尊严，为人类寻找最后一块保留地。
正因为这样，当克隆羊问世之后，美国政府下令对克隆技术尤其是克隆人技术的情况进行调查，大部分西欧国家、日本和一些拉美国家也明令禁止克隆人研究。
但在许多专业科学家看来，这些禁令反映出人们对科学的无知。有些人甚至说，对科学发布禁令与当年罗马教庭对伽利略的审判毫无二致。显然，高科技实验室在不同人眼中扮演着天使和魔鬼两种角色。它不仅能生产造福于人类的电脑、网络、延年益寿的药品，也不仅制造一些美妙的科学幻想和现代神话，还制造着人类的倒数计时器！当乐观主义数着科技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步伐时，悲观主义者和一些对人类已不再感兴趣的科学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数着人类走向终点的脚步。
卡赞斯基甩出的炸弹
1996年4月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获了一起延续十多年的系列爆炸案。在美加边境蒙塔纳林肯镇附近森林的一处与世隔绝的小房子中，50名特工人员逮捕了代号为FC小组的凶手西奥多·卡赞斯基。他在过去17年中曾16次邮寄炸弹，炸死3人，另有20多人致残。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美国有关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目前，美国公众和世界许多新闻媒体都关注着这次审判，有人把该案与不久前判决的黑人影星辛普森谋杀案并称为世纪性的审判。
其实从案件性质来看，辛普森情杀案只是历史上最古老的犯罪活动。该案之所以引人关注，无非因为被告是一个著名体育明星和影星，他雇佣了一只号称梦之队的强大律师团。更重要的是，该案涉及到美国社会中最敏感的种族问题。
相比之下，卡赞斯基爆炸案本身就不同寻常。罪犯卡赞斯基不是像阿布·尼达尔那样的国际恐怖分子，也不是一个心理变态狂。他16岁考入哈佛大学，20岁获得数学学士学位，25岁在密西根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讲授数论。显然，这是一位智商颇高而且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人。然而，他忽然在1969年27岁时离开大学到荒僻的北部森林隐居。70年代末，他开始以邮件方式投寄炸弹，在十多年中给社会带来多次恐慌。
更为不同的是，卡赞斯基的犯罪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他精心选择的袭击对象都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死于炸弹的三位牺牲者中，一位是计算机商，一位是广告商——他曾经帮助一家在海上发生大面积漏油事件的肇事公司恢复了公共形象，还有一位是加州森林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刚刚对砍伐加州一棵千年古树投了赞成票。其他被袭击的人也大多是大学中的科技研究人员。在系列谋杀案的最后阶段，他向美国报界要求发表一份宣言，在炸弹的胁迫下，《华盛顿邮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他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前途》。一个自动离开科学界的人向科学界甩出恐怖的阴影，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更何况这个嫌疑人选择了一种远离文明的隐士生活，又发表了一份强烈指责现代文明的文献，这就使许多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公众忽然又觉得他应当得到宽恕。美国一位著名报业人士甚至称他为铁窗里的美国文化批判者。那么，什么原因使他如此仇视这个社会呢？
卡赞斯基在他的宣言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称：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工业化虽然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生活乐趣，但也打破了社会均衡，使生命不再充实，使人类尊严受到折辱，造成了广泛的心理创伤（在第三世界则造成广泛的肉体痛苦），并给自然界带来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