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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其他传记则要复杂得多，尼采的颠狂、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赌癖、海明威的放荡生活、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还有尼克松的不诚实，这些名人与科学家比起来都少了些纯粹。当然，如果愿意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坏人的传记，如墨索里尼传、希特勒传、慈禧外传等等，但你很难看到一本本性邪恶的科学家传记。因为如果一个人有罪恶，人们就不会把他当作科学家了。一个儿童在表达志向时如果说要做一个科学家，那就让大人格外高兴；如果说要做一个政治家或军人，成年人就会感到心有不足。原因很简单：假如面对一位一生中创作出无数美妙作品的音乐家，我们会想，这个每天都生活在如此动人的旋律中的人，决不可能是个心地不良的人。同样，当人们认为科技给这个世界带来福音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必定是精神高贵的。然而在一些科学家的谈话中，我们发现科技专家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并非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他们常常像君临于人类之上的上帝一样对人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漠甚至蔑视态度。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尼葛洛庞蒂用冷静的科学语言说：就智慧而言，我们将是一种比较次要的生命形式。如果说这个说法还有些暧昧，我们不妨摘引一些比较明确的看法：美国计算机专家伊文斯曾断言，科学家不久就可以制造出一种比人类聪明百倍，并可以完全取代人类作出诸如战争与和平这样重大政治决定的超级智能机。麻省理工学院的法伊弗教授用进化论观点来解释计算机技术进步，他说，机器总是走在人的前面，并将永远超越人类。计算机专家戈登·巴斯克则更明确地宣布：计算机是一种超越人类智慧的胚胎，相反，人类进化却是生命史中近乎结束的章节……我们可以期望一个新的物种将傲视人类，使人类的成就相形见绌，这就如同人类曾经超越了其先行者——直立人——一样。除了这些看法之外，1987年8月美国《奥姆尼》杂志曾引用现代信息技术奠基人之一、美国贝尔实验室专家克劳德·香农的话说：我幻想会有那么一天，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就如同现在狗与人类的关系一样，我将为机器而欢呼喝彩！在讨论克隆技术时，美国生物学家埃德·伯杰说：克隆羊的出现早就在我们预料之中，即使有人造出克隆人，那也不使我们感到意外。既然人已经过时了，上帝为什么不能借助我们的手创造出一种更高级的生命呢？
总之，在这些科学家那里，人是什么的问题已经过时，他们更关心的是人可能成为什么，或者人应当是什么。难怪有位记者在讨论克隆人时曾设想，将来很可能会从某生物实验室中跑出一个长着天使翅膀、具有爱因斯坦那样的智慧和希特勒那样的邪恶意志的人。这种想法近乎神话，但决非空穴来风。读到这些说法，我们会有什么印象呢？《圣经·创世纪》有一个故事：先知以撒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雅各总想夺取大儿子以扫的长子继承权。一天，以扫从外面打猎回来又饥又渴，他看到雅各正在熬红豆汤，就说：把汤给我喝吧。雅各说：可以，但你得把长子权卖给我。目光短浅的以扫同意了，便将这宝贵的权利出让给雅各，这就是著名的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的故事。如今的科技专家似乎就是这个以扫，他为了试验自己的创造力，为了获得事业的成功，不惜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长子权出让给机器。应该看到，出于职业原因，很多科技专家也许从来就不认为人是个值得尊重的动物。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医生由于总与人体打交道，所以在欣赏人体雕塑时也要带一把解剖刀。或许正是这样，当科学技术专家开始染指生命和智慧的神秘之后，他自然会破除对人和智慧的各种迷信，用冷冰冰的或轻描淡写的口气来谈论人的缺陷、人的过时或人类的死亡。像香农那样的说法（如果他真的这样说过的话）已经表明，有些专家已经不屑于与人类为伍了。他们在等待人类的过时，或者说，他们在追求人类的过时！这就是一些科技专家对人类命运漠然视之的重要原因。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人们可以信赖科技专家的智慧或创造力，但并不能无条件地信赖他们的道义感或责任能力。科学家并不天然地等同于人类的良知。
当然，如果人类注定要由一种更高级的生物或机器所取代，即使那些对人类怀有浓厚自恋情结的人也只能听之任之。问题在于，人类或许在还未过时的时候就毁灭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技术失控问题。人毕竟不是上帝——上帝不仅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控制一切。他不会自杀。但现代科技面临的更大问题已不再是如何发挥出最大的创造力，而是如何控制这种创造力，使它不致成为人类的自杀工具。在卡赞斯基对现代科技专家甩出炸弹之前，早已经有人向一些著名科学家提出了十分尖锐的问题。前不久看到一则原子弹之父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对话，它使我深受震动，这里摘要如下：问：您被称为原子弹之父，是吗？奥：画报上是这么说的。……是的，我们制造了这个专利玩具。问：您在很短的时间造出并测试了原子弹，并把它扔到日本，是这样吧？奥：不是，在广岛投掷原子弹是一项政治决定，不是我的决定。……我做我的工作，我们开出了一张可能目标的表格：广岛、小仓、新泻和京都。我们作为专业人员被征询意见：根据我们的测试经验，哪些目标最适合投放原子弹。……我们就目标的合适程度提供科学数据。根据我们的计算，地面直径至少应有两英里，建筑密度要高，木结构建筑尽可能多，这是考虑到气压和随后产生的大火。此外，被选中的目标应有很高的军事价值，以前没有受过轰炸。问：为什么要这样？奥：这是为了精确地测定原子弹的效力。问：您为此感到严重的道义不安吗？奥：我不知道有谁在投掷原子弹之后未曾有过严重的良心不安。问：您制造了这个东西，选定了目标，确定了引爆高度，然后为后果在道义上感到不安，这难道不是有点精神分裂吗？奥：是的，我们物理学家若干年来就生活在这种精神分裂状态中。问：您能解释一下吗？奥：
人们把近代自然科学最伟大的发明用于灾难的目的。核能并不就是原子弹。……
它能生产极为丰富的产品，这是一种廉价能源。……对我们不幸的是，一些政府把它运用于相反的目的。问：……博士，你制造了原子弹。是为了创造一个极乐国吗？还是想用它来打赢一场战争？奥：我们制造了它，是为了阻止它被希特勒应用。至少最初是这样。问：……物理学家弗兰克等人曾提出备忘录反对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并建议在沙漠上进行一次展示性核爆炸，是吗？奥：洛伦兹也反对。
可我拿不定主意。……我们在专业鉴定书上说：把这种东西像放鞭炮一样在沙漠上引爆，多半不会造成什么深刻印象。问：您是否在向官方的报告中说，这次爆炸是一件卓越的事？奥：从技术上说它是成效卓著的。……我们科学家在这些年来已经接近狂妄，我们已经认识到罪恶了。奥本海默到底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他的对话一板一眼，诚实而且冷静。即使在谈论一桩造成数万人毁灭的灾难，他也仅仅关心技术上的评价，而把应付的责任交给政治家或军事家来承当。到这时，我们的确感到科学特有的冷静态度显得尤其恐怖和残酷。
显然，这些毁灭性的产品都是在高科技实验室中产生的，许多科技专家对于它们的存在，就像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的出现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
虽然人们可以辩护说，制造这些怪物的科技专家都是为国家利益或某些政府部门工作的，但这无非证明，这些科技专家像科技本身一样，只是一些工具人。他们与人类的智慧和良知似乎完全无关。更何况，未来的危险或许不仅仅来自某些邪恶的政治狂人，也可能来自科幻片中塑造的那些邪恶的博士。今天，我们在享受着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毁灭性武器的威胁：核武器是不用说了，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激光武器、势能武器、电子武器，总之，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重要部门似乎都在为人类的毁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些武器就像装在潘多拉的盒子中的灾难，或者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那个魔瓶中的怪物。它们随时可能出来！当现代科技已经把整个世界和人视为巨大的实验室后，它固然可以轻而易举地促进人类的幸福，但也可能成为陷入失控状态的毁灭力量。
人类不仅承受不起一次毁灭性的战争，甚至也难以承受像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失误：一只爱滋病老鼠的出逃，20克经过基因处理的大肠杆菌泄露，或者一次核武器预警系统的电脑故障，都可能给人类造成灾难。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与人类的吉凶祸福密切相关的时代。我们不妨听听美国作家安德鲁·金伯利的忠告：不要因为一个新发现就欣喜若狂，要记住：转机往往也是危机。用超人的上帝眼光来看待人和世界，只关心自己在技术上能做什么，而忽视这些做法会有什么后果，这是科技崇拜的基本症状。
漂泊与还乡
未来崇拜、速度崇拜和科技崇拜，构成了信息时代人生的基本主题，它们使我们的生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虚拟化色彩。我们真正感到人生如同佛家所说是如幻又如电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惟有强烈的物质消费欲望是经久不衰的。
在这种生活中，每个人都像一个终生的旅游者。人们从一个技术时代旅游到另一个时代——没有人生活和工作在他出生时看到的那个世界，也没有人死在他曾经为之工作过的那个世界。德国诗人歌德在暮年时曾回忆说：我活得很长，有幸看到一系列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