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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联网相比，广播、电视根本算不上大众传媒。真正的传媒应当是双向性的信息流通渠道，它不是你说我听，而是既听又说。这时，信息才可能属于大众，属于每一个人。
无所不在的眼睛
作为一个工具系统，目前的互联网显然没有一个中心。然而，如果说互联网代表着一个没有中心的社会，那就要十分慎重。如今的网络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控制和管理中心，但由此断言网络社会没有中心尚为时过早。从目前现状来看，互联网还只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它在许多方面还处于实验和有待完善的阶段，因此有人说：互联网每天都是新的！
此外，从互联网的普及范围来看，它还远远没有纳入人类社会生活主流，更不用说取代现有社会结构了。当人们说整个互联网没有一个董事长一类的所有者时，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和托夫勒提到的一个事实：在工业社会后期，所有者已经退居二线。他们把一个管理者阶层推向前台，自己则成为控制这部运转着的社会机器的隐身人。隐身人的说法使我们又想起了罗伯茨设计的ARPAnet。这个无中心的网络本身并没有取消一个军事指挥中枢，只是把这个指挥中枢变成一个隐身人：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但这句话的另一半意思恰恰是：它可能无处不在！岂止是网络，美国的F117战斗机被称为隐形飞机。
技术专家通过对机体形状的特殊设计，使雷达电波在触及机身时被折射到其它方向，这样地面雷达监视器就无法显示目标的存在。这种隐形技术使战斗机具有了隐蔽攻击的能力，但我们不能因此说，战斗机没有了。
隐身，就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隐身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现代社会（也就是许多人谈论的后工业化社会）与传统型社会的重大区别似乎并不在于它是无中心的，而在于这个中心日益隐蔽。它是个隐身人控制的社会。西方制度理论常常谈论两种规则：一种是所谓设置性规则（InstitutingRules）；另一种是运用性规则（Applying Rules）。前一规则确立基本制度，后一规则指的是在该制度提供的限度内通权达变的活动。说话要遵循语法，下中国象棋，要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些都是预先设定好的设置性规则。然而每个人说的话可以千差万别，每个棋手可以有不同棋路风格，这就是运用性规则在起作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这个意思。由于我们通常说话时感觉不到语法的存在，下棋时也习惯了基本规则对我们的约束，因此，设置性规则又称隐型规则。由于在互联网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通常很难感到这里有什么中心或规则的存在。
法国当代思想家福科曾以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研究所谓社会监视问题。他首先考察了19世纪法国监狱的模式：那是一个由环型的监房围成的院子，院子中心是岗楼，每个监舍的窗口都正对着岗楼。这些窗户显然不仅是用于通风的，更是为了使哨兵监视牢房中的动向。现代社会不同了，他说，我们很难感觉到谁在监视我们。然而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在城市路口、高速公路、超市和精神病院中，有许多不起眼的'电子眼'在注视着我们。换句话说，在文明社会中，监视成为隐藏着的目光，这种目光几乎无所不在。福科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后工业社会无中心化的神话。当你谈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时，单靠感觉是不够的。当然，在福科考察监狱历史时，互联网还没有问世。然而，随着网络的发展，当今世界一些网络协议机构、网络专家以及政府正在制订或修订一些越来越严格的网络管理规则。这些规则或者是一些温和的网络道德命令：不要让你的信件或交谈太粗俗；不要试探或使用他人的密码；发现计算机系统问题最好尽快通知网络管理员。
然而，除了这种没有约束力的劝告之外，还有一些带有强制色彩的规定：任何网络服务机构都要将用户地址上报有关机构备案；网民对网络不法行为有举报的义务。这就是一种没有商量的法规了。尽管自由主义者呼吁应当鼓励并尊重个人主义，一旦网络涉及到国家、企业或某一集团的利益，它们就不会允许网络拥有治外法权。正如ARPAnet 最初是由美国军方出资建设的一样，在许多国家中，拥有最先进网络技术的机构往往是情报或安全部门。许多科研机构直接为这些部门服务。这些工作当然是为了强化对网络的监督和控制，这种控制通常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存在的。
就连比尔·盖茨和尼葛洛庞蒂那样的乐观主义者也已经感受到这种隐藏着的目光的威胁。在《数字化生存》中，尼葛洛庞蒂指出：唯一的危险来自想要控制网络的政府和政客。……更糟的是，包括美国在内，不少国家希望能确切地找到办法来'窃听'网上讯息。假如这还不足以使你毛骨悚然的话，你最好警醒一点。相比之下，比尔·盖茨谈得更充分：保密性的失去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社会每个人的信息，而我们往往对它被怎样利用，它是否准确等等一无所知。……在一个日益工具化的世界中，也许会有一天，摄像机把公共场合中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记录下来。
电视摄像机目前在许多公共场合已经比较普遍了。它们常被隐秘地放在银行、机场、自动收银机、医院、高速公路、商店、旅馆和办公楼的大厅即电梯等处周围。
这种描述与福科几十年前的描述何等相似。在这种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免像生活在公共浴池中。虽然尼葛洛庞蒂等人相信，关于隐私权的立法将会使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他却忘记了一点，在我们的隐私权得到保护之前，我们几乎已经没有隐私了。我在这里无意讨论未来社会的隐私权问题，而是要证明：在谈论网络有中心吗这个话题时，我们不能以现状替代未来。即使今天的网络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乐园，那无非说明现代社会管理者尚不具备管理这一全新事物的手段和经验，但它决不意味着这些管理者不想管理，并且永远缺乏管理能力。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信息工具，网络也许会暂时削弱社会管理者的控制能力，但它也可能大大强化这种能力。社会管理者不仅可以把这种普遍的、隐蔽的监视用于善良的目的（如抑制犯罪），也可以把它运用于非善良的目的。
对策型社会
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宗教博弈论》。该书作者宣称：过去是一个上帝支配人、控制人的时代。如今，上帝与人成为旗鼓相当的对手，就像两个棋手在下棋一样。
比如，你不信上帝，上帝就常常让你产生失落感、幻灭感；你追求极端快乐，上帝或许就让你吸毒成瘾，自我毁灭；你追求性解放，上帝就造出一种来历不明的爱滋病；你拼命地攫取自然资源，上帝就让你整日生活在污浊的空气和反常的气候中，等等。
不仅宗教学家眼中的上帝与人的关系如此，社会的变化也是如此。传统型社会造就的是一个权力相当集中、个人缺乏自由的人文生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局面大大改观。不过这种改观的实质在于，社会控制从过去那种单一的支配关系慢慢演变成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互联网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变化。
目前，互联网犯罪问题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在报刊上，黑客这一说法的出现频度越来越高。所谓黑客就是那些利用技术手段非法进入其权限以外的网络空间的人，他们窃取情报，盗用钱财，进行网络骚扰。总之，他们或者侵害了某一机构的利益，或者侵害了网络居民的合法权益。据统计，单是在美国，近年来黑客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达到几十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仍在上升。
当然，许多黑客只是一些游戏高手，他们的侵入不具有恶意。但这里也不乏间谍、恐怖分子和贩毒贩私组织。199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在国会听证会上警告说，国际恐怖分子正在研究开发对美国进行信息攻击的理论、战略和技术，一场信息战在所难免。政府、学术界、司法机构和商业银行系统必须进入戒备状态。由于美国社会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因此，未来信息战可能造成的危害将不亚于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所造成的威胁。这并不是多伊奇一个人的观点。有人甚至耸人听闻地说，如果美国政府和商界不采取有效措施，很可能会经历一次电子珍珠港事件！
网络的确是社会的缩影，但它比现实世界更复杂。由于互联网超越国界、四通八达，此外用户可以使用各种假名，所以各种可能的攻击都来自暗处。相形之下，现代社会政府、商业机构以及私人用户则处于防守的地位。
1996年，美国军方互联网发生的站点偷窃和破坏数据和程序的事件高达25万起，而每150次中才有一次被破获。1996年8月，一位身份不明的黑客闯入美国司法部在互联网上的网站主页，把主页上的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改写为非法部（DepartmentofInjustice）。更有趣的是，1996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主页受到一群远在瑞士的少年黑客的袭击，主页上的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formationAgency）字样被改写为中央笨蛋局（Central Stupidity Agency），致使该网站停止运行24小时。与国家机构相比，黑客对商业服务网络的侵害已经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1996年12月14日凌晨，美国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商Web遭到来自加拿大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