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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包装”一词与人联系起来，是近几年的事。乍一听，这种联系似乎是将人等同于商品，觉得对万物之灵有亵渎之嫌。细思之，这种联系倒也不无道理。有道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同一个人，若是身着破衣旧衫，难免遭人冷眼，若是身着华服盛装，就会受人尊敬。梁实秋曾幽默地说：“我们平常以为英雄豪杰之士，其仪表堂堂确是与众不同，其实，那多半是衣裳装扮起来的，我们在画像中见到的华盛顿和拿破仑，固然是弈弈赫赫，但我们在澡堂里遇见二公，赤条条一丝不挂，我们会有异样的感觉，会感觉得脱光了大家全一样。”可见服装对人的作用不可小觑。而一尊佛象，若是不在那泥胎上镀一层金，恐怕很少有人在它面前顶礼膜拜，即使是最虔诚的信徒也可能会对它生出不敬之念。
人虽不同于商品，但既然与“包装”一词联系起来，其包装的方式方法，也就与包装商品大同小异。近年流行一种说法，叫“推销自己”，而要想把自己推销出去，一身引人注目的行头，作用毕竟有限。在用衣服将自己的形体包装一番之后，还要象做商品广告一样，对自己的才能有所介绍，有所宣传。几年前，媒体率先将“包装”一词用于歌星，说是大陆的歌星，不像港台歌星那样善于包装。于是大陆的一些星们纷纷乞灵于包装，不仅从发形服装到舞台风格极力效仿港台歌星，把自己弄得浑身上下港台味扑鼻，而且借助媒体大肆宣传鼓吹，甚至时不时地弄出一则绯闻以引起大众的注意。如此一包装，有些星虽然名声尚不及“四大天王”、“四小天王”者流，倒也真得提高了知名度，有的甚至闹得大红大紫。这些红了紫了的星们，有的确实颇具实力，有的则多半靠包装而浪得虚名。
普通人当然也深知包装的重要性。他们尽管不能象歌星那样借助媒体之力，但在需要包装之时，也会尽其所能，不惜工本。据说，当前一些大学生在应聘之前，十分重视在包装上下工夫。特别是一些女大学生，不仅在发型上煞费苦心，而且对穿衣服、皮鞋的样式、色彩以及带什么包，都特别讲究。有的甚至为了不太如意的容貌而进美容院除雀斑、割双眼皮、垫鼻梁……成都一位女研究生更有惊人之举，她送给某涉外公司的的应聘材料中有一本写真集，内有她身泳装、短裙等各款服饰的照片50张。她说自己这么做，目的是为了从全新的角度推荐自己，让用人单位全面了解自己的素质和品位。一位女大学生说：“在学业无法包装的情况下，或者有时候学业也无法成为惟一标准时，外表的包装就显得特别重要。”此言颇能代表许多学子欲在求职的激烈竞争中引起注意并获得成功的心态。当然，大学生们在注重外表包装的同时，少不了在他们形式各异的自荐书，对自己的才能做一番精彩的文字介绍，并在封面上写下诸如“给我一次机会，还你一个奇迹”之类的惊人之语。
种种形式的包装确可助人于某一方面取得成功。而人们过于注重外在的包装，则是社会对人的价值的认知与评价发生偏差所致。一个人若是只重外在的包装，而不重内在能力的提高，也许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志于一时，但时日一久，必遭淘汰。若是外表包装得光彩照人，内在根本无能力可言，那就像明人刘基笔下那位卖柑者所卖的柑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或是像塞满了稻草的绣花枕头。
第一辑 旁观世态说“不卑不亢”
我们称赞一个人“不卑不亢”，是指其待人处事的言行、态度而言。
人们在与自己地位、才识相等的人交往时，都能从容以对，谈笑自若。交浅者，可以相互示之以敬，待之以礼；亲昵者，可以你诙我一谐，我幽你一默。此时大家均能当得起“不卑不亢”的赞誉。然而若是换了其他场合，有些人便从容不起来，自若不下去。那“卑”与“亢”，便会因对方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明明白白地露于言行，写在脸上。
在机关坐过办公室的人，恐怕都颇熟悉这样的场面：下级或有求者来访时，大家可以冷脸以对，洋洋不睬，至于让坐、倒水等举手之劳，也无人愿为。然而，若是遇到上级大驾光临，那场面便会变得隆重而又壮观：首先是全体肃立，恭敬迎迓，然后是领导出面，热情接待……。前后两种人仿佛两面镜子，活活地照出了一些人的卑、亢之态。这种机关里的喜剧，大都是集体上演，尚不能充分展示某些人的个性。有的人见了不如自己的人，昂首挺胸，胡吹乱侃，或是挺身说教，板脸训人。然而一旦遇到胜过自己的人，特别是乌纱盖顶的人，便会摇身一变：头昂不起来了，因为脖子失去了支撑脑袋的力度；胸挺不起来了，因为软骨病的痼疾突然复发；说教的嘴，吐出满口谀辞；训人的脸，笑成一朵菊花。至于嘴角发抖、小腿发颤、手忙脚乱、额头冒汗等情，常是此等人卑态的并发症。申居郧《西岩赘语》中有言：“骄谄，是一个人。遇胜我者则谄，遇不如我者则骄。”此语便是这类两面人的写照。
“遇胜我者则谄，遇不如我者则骄”的两面人虽多见于官场，百姓中也并不少见。有些腰包鼓胀的小款对穷人一副傲态，但见了巨富便露出谄相；有些县城里的人对来自乡村的人常露出几分瞧不起，但见了大城市来的人又变得恭敬有嘉；有些知识分子在文化程度低于自己的人面前优越感十足，但见了学者名流，又显得十分自卑……。只因几千年来，等级尊卑的观念，已深入许多人的骨髓，使得这些人遇到位尊而多金者，即使不有求于他，也会下意识地卑躬屈膝，不如此，他恐怕得罪了富贵之人，有朝一日会祸降己身；遇到位卑而贫穷者，即使不碍自己的事，也会不由得露出几分轻蔑之态，不如此，他恐怕显不出自己还有可以骄人之处。要想让他们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待人处事，除非这个世界上彻底消除了等级差别，人不再有贵贱、穷富之分。
不过，世间确有一些人能够在待人处事上当得起不卑不亢的赞誉。据我观察，一个人能否做到待人处事不卑不亢，大约与其志向、见识以及有无独立的人格有关。志向高远、见识广博，并且有独立人格者，大多不会在待人时以官职大小、钱财多少或学问高低论尊卑；他们既不至于在遇到胜于自己的人时露畏怯、示卑容；也不至于在遇到不如自己的人时摆架子、显傲态。苏东坡曾说他：“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玉皇大帝之位虽尊，但在苏翁眼里并不为尊；卑田院乞儿身份虽微，但在苏翁眼里并不为微，故不论是陪玉皇大帝，还是陪卑田院乞儿时，苏翁的言行、态度，恐怕都可以当得起不卑不亢之誉。
注：卑田院乞儿，封建社会一种收善贫苦孤儿的慈善机构。
说成见
心怀成见者，看待人与事时就仿佛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或变形眼镜，而他所看到的人与事也就失去了本来的颜色或面目。因此，“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也就成了一句批评心怀成见者的名言。
如果把成见比作荆棘，那么，一个人幼小时所接受的父母偏颇的灌输，成年后所受到的社会上某种欺骗式的宣传，以及人生道路中的种种挫折和遭遇，都会在他的心田里种下荆棘之苗。因此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不及时根除这些荆棘之苗，他心中就会长成一片茂密的荆棘之林。曾几何时，电影或戏剧中的反面人物，无不是相貌丑陋，正面人物无不是相貌英俊，于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儿童，心中便会形成一种成见，认为相貌丑陋的人，其心灵一定丑恶，相貌英俊的人心灵一定美好，而有了这种成见，就可能将丑陋者善意的帮助视为恶意的欺骗，而将相貌英俊者恶意的欺骗视为善意的帮助。古往今来，人们大多对继母怀有成见，认为继母都是刻薄寡恩，虐待其夫前妻的子女，以这种成见看继母，她们即使疼爱前人的孩子，也会被视为“作秀”，她们对孩子应施的管教，也会被当作虐待的证据。由此可见，成见的荆棘一旦在我们心中生根，便会蒙昧我们的心智和眼睛。
被成见的有色或变形眼镜遮住双眼，或是说被成见的荆棘占满心胸的人，与人相处时，不是无端怀有戒心，便是随意冤枉无辜，同时由于受成见所囿，对事物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并且很难溶入他所怀有成见的群体。故成见太多的人难有挚友，多是孤家寡人。而一个人的品行、能力一旦在别人的心中形成某种成见也很不妙。由于报端屡次刊登保姆偷盗主人财物的新闻，使得一些人对外地进城的保姆怀有成见，认为她们手脚不干净。有些人甚至像防贼一样防备保姆，白天上班将保姆和孩子锁在家里，下班后才许其出门。某女士在家中少了几百元钱，便疑为保姆所窃，但因无证据，又不好明说，于是保姆的一举一动都让她感到象个贼。保姆进屋，该女士要随后监视，看她是否偷东西；保姆出门，该女士要盯稍，看她是否拿了家里的东西到外面去卖。她的怀疑令保姆深感委屈。后来，她的儿子承认是他拿了那笔钱到网吧玩游戏，保姆这才得以洗去不白之冤。近有某人将一首老歌填上新词，名为《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个注意歌》，歌词中有“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准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之类。这些歌词，可以说是城市人对民工所怀成见的集中反映。正因为如此，外来的民工被视为“治安隐患”、“为城市文明抹黑的人”。他们出门时可能遇到严厉盘问与开包搜查，居家时可能有警察闯入检查证件，若是证件不全，便要被带进派出所或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