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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动向可见当时政治条件的影响——曹操及其继位者已建立以法家精神为本的军事专政制度——也可见汉代盛极一时的关于个人天命成分学说的影响，再者，行政实务亦有其影响：“中正”官的任务是按候选人的行为与人品而安排其公职，“中正”以简练、深刻的言辞概括其判断。自3世纪初开始，人品划分成为中国知识界特别喜爱的谈论主题。这类无拘无束非功利的交谈，曾冠以“清谈”之名。在清谈中竞相说俏皮话、开玩笑、发惊世骇俗之言。清谈慢慢从人品扩展到文学、艺术、道德、哲学等问题。自4世纪初大迁徙之后，清谈便成了南朝贵族团体的特点。5世纪上半叶有一部著作（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保留了这类清谈的旧事例。此外，南朝时代的一系列论辩性著述都借鉴当时流行的争辩形式。这种论辩著述是4—6世纪的佛学文士及其论敌所喜用的武器之一，从《牟子》或《牟子理惑论》至《弘明集》都是这样。前者撰于越南，成书年代不详，但大体是这类书籍最早之一部，后者是辩难攻诘的大文集，约于510年问世。
3世纪法家与名家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自2世纪末以来，兴起对署名“老子”的玄奥著作（《道德经》）以及对《庄子》的新兴趣。结果到3世纪形成哲学的新潮流，将上述两种著作与周代占卜旧著（《周易》或《易经》）结合起来。此即世称的“玄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何晏（卒于249年），曾撰《无名论》与《无为论》；天才哲学家王弼（226—249年），23岁身故，曾诠注《老子》与《易经》；向秀（223？—300年），《庄子》大注家，其注释由郭象收入到自己的释文中；裴（267—300年），曾著《崇有论》。玄学派作者接触的尽是些玄奥问题，诸如：有与无的关系，二者并非相反、互相排斥，而且密切不可分；确定、可名、变化、多样的“有”，以基本的“无”作为其必要的反面，为其本体之支承，“无”是一切可见现象之源；崇“有”或贵“无”；智者有欲或无欲；思想与语言的关系；音乐的本质；等等。
这类本体论思辨，在某些人（如郭象）的著述中与法家及名家的解释密切结合，310年间南迁之后，获得持久成功。4世纪期间，由于加进大乘佛教的成分，这种思辨再度活跃起来。大乘佛教关于四大皆空的教义，吸引了争辩“有”与“无”、“体”与“用”的“清谈”人士。其中与玄学派观念表面相似的部分掩盖了这种外来哲学与华夏传统的根本区别几达整整一百年。
第四部分 15。个人主义、自由、美学与诗歌
3世纪时，玄学派本体论的神秘思辨往往与保守的社会学说结合在一起。这种思辨从战国时代道家两大著作中吸取灵感，但却并不代表道家运动的深层倾向。道家运动在知识阶层中反而以反对习俗的态度表现出来：蔑视礼教，随遇而安，不关心政治生活，崇尚自发，热爱自然……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厌恶习俗，热衷为艺术而艺术，自3—6世纪整个动乱时期都以此为特点。可以说，中国整个中世纪盛行着一种“唯美主义”，这种潮流与古典传统明显相悖。第一批显示这样倾向的人士是世称的“竹林七贤”。这是放浪文人的小团体，其中以诗人兼音乐家嵇康（223—262年）最为著名。南迁至长江流域之后，贵族阶层当中沿袭同样的精神状态，依然对自然与自由抱有相同的兴趣。这种态度与趣味亦见于著名书法家兼诗人王羲之（近307—365年）的兰亭会。王羲之的名字与中国文学史、书法史一个最著名的时期联系在一起。兰亭会设于会稽（现浙江绍兴地区），41名诗人在开怀畅饮之后，即席赋诗竞赛。
《古诗十九首》是抒情诗的初例，极可能始于东汉。自《古诗十九首》到7—9世纪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中国诗的发展不曾中断过，而且留下了许多极其伟大的名字。建安时代（196—220年）的著名诗人“建安七子”与其同时代人曹操及其二子（魏文帝曹丕，187—226年；曹植，192—232年）的诗作，依然是从事军事、政治活动的人士的作品，坚持汉乐府饱含活力与纯真的民间主题，而相反，四、五世纪的诗歌则表露出漠不关心政治，追求为美而美，这是南朝时代的突出标志。嵇康与阮籍（210—263年）已反映出明显的道家倾向；这种倾向复于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潜（陶渊明，365—427年）身上显露出来，而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年）则属于首批受佛教影响的人士。
对自然的兴趣使诗歌与绘画传统同时获得丰富的源泉。当时的自然是透过道家观念而表现出来的——自然作为长生者的居所，不受当世牵累的自由纯洁的生活圣地。四、五世纪时期，在儒家式道家传统人物之侧、神鬼之旁以及宫廷内景的近处出现了山川景色。风景画深受道家主题与观念的支配，依然保留着自己与巫术的关系的痕迹，但当时已适应纯美学的需要。中国出现风景画比欧洲在不同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风景画早1000多年。汉代时期，绘画仍是工匠之作，而这时已成为知识界喜爱的艺术之一，与书法紧密结合。自此，绘画方面的进展更为迅速。色彩愈加多样化，出现可以表达更为复杂现象的表现新程式（角度多样化，以不同景面重叠法表现远近……）。此时诞生了一位画家，他是最早也是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早于陶潜20年，晚于谢灵运40年。这位画家便是顾恺之（345—409年）。
此外，中国中世纪有一新趋势：重视作品的美学价值而不受任何道德判断左右，关心对作品的批评分析，注意划分类别。从曹魏至梁代，欣赏趣味细腻，批评标准提高，进步十分明显。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是诗人曹丕（3世纪初）的《典论》，书中比较了汉代一些诗文著作的各自成就。曹丕的评价已经从纯文学观点出发；道家大师葛洪也抱同样态度。他在其《抱朴子》（约于317年）一书中明言：德与美各不相干。后来，6世纪上半叶梁代的钟嵘，则在其《诗品》中致力于将自汉至梁123位诗人划为三类，并附以大量评注。但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伟大时期之一的标志主要是6世纪初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著名诗文总集《文选》（约于530年）的问世。《文选》为梁朝皇家太子所编，至今依然是了解自两汉至6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材料之一。
致力于文学批评的人同时还大力进行绘画的分析与批评。例如南齐（479—502年）末年的谢赫著《古画品录》，书中探讨了3—5世纪27位画家的作品；又如陈朝（557—589年）姚最作《续画品》，即《古画品录》的续集，内中研究了梁代20名画家。
4—5世纪乃至6世纪上半叶都可以视作是南朝文学史的成熟与重大革新时期，而到了陈代（557—589年）已开始衰落，这一点大体可从此时期的政治社会条件加以说明。当时的倾向是追求形式。6世纪的非诗歌著作盛行一种讲究对仗，务求声律和谐，而且多用四六字句式的文体。这种文体称“骈文”或“四六文”，起源于战国末年及汉代，但到6世纪时表现出空前未有的矫揉造作性质，自成体系。最后，还应一提的是：在邻近领域方面，陈朝末代皇帝宫廷盛行靡丽浮艳的诗歌，可以徐陵（507—583年）、江总（519—594年）两诗人为例。陶潜、谢灵运、颜延之（384—456年）等大诗人所汲取的旺盛源泉似乎当时已经枯竭。不过，末落时期的形式追求也不是毫无作用。后来，唐代诗人就曾综合前代传统，而且能够加以利用。
第四部分 16。道教界
玄学派门徒将《老子》、《庄子》与《易经》结合起来进行本体论的神秘思辨，实际上不太切近道家精神。这些上层社会的“清谈”人士并不接触博识精湛的真正道家宗教流派。自古代至汉代以来，此流派不受其影响而沿袭下去。真正的道教是保持一定程度秘密的流派，其核心是些小团体，间或参加四川大派“五斗米道”。这些团体掌握通灵神示法以及关于降神传统，其宗派的最高秘密以师徒相传为基础。一种圣徒文学便诞生于这类团体，最古老的例证是公元前1世纪末刘向编纂的《列仙传》。该书为佛教徒所模仿，获得广泛的传播。超自然的故事也出自这一阶层，自干宝（？—336年）的《搜神记》问世以来，这类故事盛行一时。从历代民间故事、佛教故事至道家故事都混编在这些故事集中。
然而，道教团体的主要目标是追求长生术、养生术以及肉体升华的方法。由于寻求长生药而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持续不断。据李约瑟说，华夏世界若干重要发现（如淬钢法）即有赖于这类实验。中国炼金术的操作涉及水银、铅、硫、金、银。有关这类历史的最古老文献之一是撰于2世纪的《周易参同契》。4世纪初，葛洪（约于281—341年？）是这一传统的出色代表。他是道教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写有道术著作《抱朴子》（约于317年）、长生者传记集《神仙传》。葛洪似乎已掌握药典、炼丹术、医学、天文学。或许因其长期居住于热带地区（尤其是广州）而开始了解土著居民的奥秘。葛洪在南中国的主要继承人是陶弘景（456—536年）。他也具备百科全书式的头脑，吸收了当时的全部知识：数学、阴阳学说、地理、炼丹术、医学、药典……儒学与佛学传统。他还诠注古药典，留下《本草经集注》。葛洪在中国北部的影响反映在寇谦之（363—448年）身上。他是出身于长安富家的杰出人士，自认为属于天师家系，其祖师爷是五斗米道的创建者张道陵。寇谦之于424年与北魏宫廷联系，令太武帝（424—451年）言听计从。他声称认出太武帝是道家神仙再世。他曾与太武帝的谋士、博学的大官崔浩合作，一道采取措施反对佛教，而当时佛教的影响已不容忽视。崔浩创立了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