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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演变过程中，仍然可以辨别出异常不同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古代信教、尚武的王国（约于公元前1600—前900年）与公元前3世纪建立起来的集权帝国事实上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后者由享受俸禄、可以撤换的官僚执掌。公元前10—前7世纪的社会则完全别具一格。当时列国并存，其元首由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高官辅佐，而且崇奉家族的长幼尊卑。但自从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来，其间变化之大就超乎通常人的想象。因为用词的一致掩盖了这种变化。3—4世纪之间，在长江流域的各国中形成一个拥有小城堡与属地的实行内婚制的贵族阶级，而且左右中央政权。这种现象在中国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不曾出现过。宋代（960—1279年）初期的政治制度，其官僚阶层中存在着朋党之争，而明代皇帝于14世纪末期建立的却是独裁帝国，二者之间何啻天壤之别。1912年清皇朝的消亡被视为2000年政治制度的终结，但这纯然是个幻觉。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最末一个皇帝是孩提时代便登基、年号为宣统（1908—1912年）的溥仪，虽然从前者至后者一直是帝位相传、朝代更迭，但是朝代与朝代之间却存在深刻差别，牵涉到国家组织以及通常掌握实权的社会集团（贵族军队统领、靠地租为生的士大夫家庭、宦官等）。要从中华帝国制度的整体，从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去描绘其特点，这是方法上的严重错误，因为政治制度是活动机体，会不断适应社会变动与经济变动，只有短时期与之抵触。
我们所习惯的关于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划分，未免过于绝对化。历史上并未出现过纯粹的民主模式，中国君主制亦并非排斥任何调节机制与民众表达形式。剥削弱小、专断强暴都不是华夏世界的特产。总而言之，历史上其他民族也不见得比中国有更多的正义、更多的人道。有人可以以极其暗淡的色彩描绘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而就欧洲情况而言，要采取同样的处理办法也并非难事。
关于中国政治形式自远古至今日的更迭变化，下面的总框架可以为我们提供明确概念。
第一部分 13。华夏世界历史演变梗概（2）
一、古代
约于前1600—前900年。这是宫廷文明时期，中东⑧的文明在同一时期亦出现类似的事例。国王是贵族阶级的第一号人物，其专门活动是祭祀与作战。国王既是军队的首领，也是祭祀的首领。所有活动都依附于王宫，王宫同时担负政治、宗教、军事与经济的职责，没有明确划分。
约于公元前900—前500年。贵族城邦制度取代了古老王国形式，各城邦既联盟又争夺。各诸侯国的首领在一种基于亲属关系、祭祀特权的等级制度中，通过家庭、宗教、政治、战事、经济等关系互相联系起来。但贵族城邦制度在此时期末年便告解体，而同时组成彼此争斗的大国。
约于公元前500—前220年。贵族社会的危机因发展了君主制而获得解决，最后创建了中央集权式国家。由于取消封地并消灭大贵族，中央集权国家便直接依靠作为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之源的农民。
二、武士帝国
公元前220—190年。中央集权式国家因征服各小王国而扩展起来，但其自身的演变亦十分迅速。集权有利于皇宫但损害官吏的利益，因而连续引起两次危机，第二次终于导致政治上的大混乱。
190—310年。各自为政争夺权力的军事首领终于瓜分了整个汉族土地：华北、长江下游、四川。华北建立起军事独裁制度，但遇到日益强大的豪强家族抵抗。豪强家族是1—2世纪发展起来的。
310—590年。非汉族居民自公元初年开始定居华北并在此建立国家。其政权机构为下述两方面传统的综合体：华夏世界的政制传统，草原牧民或汉藏疆界山地居民的传统。华北诸国日益汉化并依靠混血的武吏贵族阶层，后由其中的最强盛者统一起来，而在长江流域，4世纪初逃亡于此的中国精英之士则形成了内婚制的贵族阶层。他们在北方帝国统一华夏诸国之前，一直掌握着先后设于南京的各朝廷的实权。
590—755年。在新帝国之初居统治地位的华夷贵族阶级与为强化国家行政结构而组成的新官吏阶层开始冲突起来。给农民分田、对地主实行控制的制度自成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便一直在华北实行，此时已趋于衰退。从8世纪末开始，便改为对收成征赋税的制度，即耕地税代替人头税与劳役税。同时征兵制很快让位于雇佣制。
755—960年。曾经统一华夏诸国、具有武士传统的贵族阶级已被消灭，同时在前一时期形成的官吏新阶层亦被清除。军事冒险者组成雇佣军，瓜分华夏土地。
三、1644年之前的官吏帝国
960—1280年。统一中国是其中某一军事首领的事。但是由于管理人才匮乏加之国家经济发展，于是导致官吏阶层迅速增长，政治与行政机器不断完善。文字材料的日常复制早于欧洲500年，这就促进了教育的传播以及智识阶层的扩大，这一阶层直至现代都一直支配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智识阶层受到排挤，由此便常常与中央政权发生冲突。
1280—1370年。借鉴中国政治体制的非汉族大帝国前一时期已在北方接壤地区建成。从8世纪初起便被日益强大的蒙古所消灭。蒙古的独裁、封建政权有其特殊性并一般依靠非汉族的人员。这一制度通过征战于13世纪末已扩展至中国南部，但后来被14世纪中叶开始的人民起义席卷而去。
1370—1520年。在元代末期通过人民起义而建立的帝国一开始便表现出极强的君主专制倾向。中央政权不信任地方官吏，而通过秘密警察监视之。
1520—1644年。由于经济、思想获得新发展，关系愈加紧张。政权机构的僵化与16世纪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二者之间相互抵触。从1600年前后起，这一矛盾便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随之而来便是士兵与农民起义。
第一部分 14。近当代中国（1）
1644—1800年。17世纪上半叶已占据满洲的汉化居民此时利用中原的一片混乱，以征服手段取代原先的汉族统治阶级。入侵建立起来的军事封建制度日趋温和；满洲人基本上采用前朝的政治结构，同时大力笼络前朝的士大夫阶级。阶级合作使新皇朝避免了17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紧张凶险。空前繁荣促进了社会稳定。
1800—1900年。但自1800年前后起，财政危机出现，腐败之风增长，经济衰退，局势因此而更为严重。19世纪上半叶形势继续恶化，终于导致1850—1870年间的社会激烈动荡。19世纪末年，由于西方诸国的高压（不久日本亦加入此行列）遂引起国家与社会解体，导致经济破产，民族独立丧失。
当代中国
1900—1950年。出现新的政治潮流，其主要代表为实业资产阶级。此阶级在各大口岸与东南亚形成。但借助列强势力的新军首领掌握着实权。这漫长的危机由于军事专制政权建立而获得部分解决。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发展起来，扫荡了军事专制政权。工农军队的众领袖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1976年。仿效苏联制度的新政权重振经济并着手社会的彻底改造。毛泽东的乌托邦观念引发了大跃进（1958—1959年），随之而来的是变化节奏突然加速。1960—1961年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与中国决裂标志着1949—1976年的大转变。“文化大革命”之前，现实的考虑再度占上风。1966年，毛泽东在军队支持下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期重掌领导权，防止革命退化。但是模仿苏联模式的机构顶住了风暴。
上列中国政治史的梗概极其简化，并未将其演变的其他重要方面考虑在内，如以下几个方面就未涉及：华夏语言文化的人口扩展，政治实体扩充；军事扩张周期，殖民化现象。中国远古的小城邦无非是处于大片不毛之地中间的飞地，并未超越黄河下游流域的限度。华北平原之开发始于公元前4—前1世纪。南方各省份的殖民地化是个长期现象，始于公元前3世纪末。6—8世纪，尚武的中国转向中亚，终于将其势力扩展至帕米尔以外的地区。12—13世纪，中国受草原诸帝国铁蹄的威胁，成了航海与贸易的国度。18世纪汉满帝国统治着亚洲大部分地区，更为重视大陆问题而不是通商贸易，不过其时南部与东南部各临海省份的通商贸易已非常活跃。
上述概要也没有将技术发展史的重大阶段考虑在内。技术不断进展，跟着人口大增长。古代华夏地区大体只有几百万人口，后来我们已知的第一次统计却表明，2世纪时已有5700万。人口明显增长极可能是由于公元前4—前2世纪技术大发展所致。第二次技术革新的伟大时期处在8—11世纪之间（发展水稻种植、选种、印刷工艺、纸币、新机械、出现远洋大船等等），随即导致人口新增长，因而到11—15世纪之间人口总数已超过1亿。由于引进美洲作物而15世纪初以后手工业蓬勃发展，终于自此时期至1830年前后形成历史上的最大增长。新近的发展则自当代开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相类似，至20世纪下半叶人口大激增。
思想史、宗教史、文学史之所以在本书中占一席位置，并非要作为自成一体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之附属物，而是因为这两方面的历史是一个整体，将二者区别开来不过是人为的划分。华夏世界有其思想文化发展史，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与思想领域中，都曾发生不断的经验积累，出现过纳新融旧、深化演进的运动，举凡历史都有此特点。指出或揭示此点，至为重要。必须强调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特殊倾向、其独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