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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了原告心理的平静权，也使原告遭受到了精神上的损害。如果精神损害成立，那么在一定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实际的身体的损害，或者即使没有证据确切证明精神受到严重的损害，法院也可以判处实质性的赔偿。这样，原告得到的赔偿数额则没有具体的限制。而且，如果被告的行为明显带有恶意，那么原告会得到法院判定的加重性赔偿或者惩罚性的赔偿。这时，法院的目的不再仅仅是赔偿原告受到的损害，而是用来惩罚被告恶意的行为。一般而言，英美法系的国家较多地适用惩罚性赔偿，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则否定民事法律中的惩罚性赔偿，因为这种法律措施有点用公共权利干涉私人事务的嫌疑。
这个案件留给我们回味的余地还很大。比如说，这个男人有点怪！既然他爱他的前妻，那他为什么当初要与她离婚？既然他还想娶前妻，那他又为何不同意与他现任妻子离婚？他想实现一夫两妻或者一夫一妻一妾的梦想，那他为什么又对妻子那么凶？西方社会经过基督教的洗礼之后，一夫一妻制被认为是文明的象征，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本案的男子既不是个阿拉伯人，又不是一个中国人，这叫我们很难理解。再比如，家庭暴力是个世界性的现象，我们现在也开始重视，并有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是，在古代社会，情况并非如此。在老祖宗那里，我们过去讲夫为妻纲。依照唐律，夫殴妻为不睦，十恶之八；妻殴夫为恶逆，为十恶之四。法律处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当然，东西方也有相同的地方，比如，夫妻之间殴杀是婚姻关系解除的充分理由，我们古代称为“义绝”，西方则视为解除婚姻的理由。历史比较而言，西方人离婚比我们复杂和艰难，因为按照天主教的教义，夫妻一体不可分离，婚姻关系不允许解除，西方人真正获得离婚的权利，要到18世纪中叶。
第一部分精神病人的侵权责任
这是一个女婿杀岳父，岳母告女婿的事件，女婿是一位精神病人。女婿是本案的被告，1976年11月20日，他带着他2个月的女儿去看望他的岳父波尔马剃尔先生。其岳父与妻子（本案原告）及11岁的儿子罗伯特住在一起。傍晚的时候，罗伯特发现起居室里发生动静，他看见被告把波先生按倒在沙发上，用啤酒瓶砸他的脑袋。罗伯特听见波先生大叫：“不要这样，你会杀了我！”他跑过去帮助波先生。而后，被告跑到波先生的卧室，从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一个30…30口径的子弹盒。随后又到他妻弟的房间从壁柜里拿出一支30…30口径的来复枪。他返回到起居室，朝波先生放了两枪。波先生死亡。5个小时以后，在离波先生家大约半英里的丛林里，人们发现被告坐在一跟木椿上。被告光着身子，用他的衣服包着他的女儿。孩子在被告的怀里，一直在哭泣。被告身上有血迹，他带着来复枪，这把枪后被鉴定为凶杀的武器。
被告被送进了医院，后转到并羁押在法医学院。被告被指控犯有谋杀罪，但是基于精神的缘故被判无罪。精神病医生波登证实，被告患有严重的偏执性精神分裂症，表现出被害妄想、自大、易受影响和波动，以及幻视。结论是：被告在法律上处于精神失常状态，不能够形成理性的行为方式，只能够作出精神分裂或者疯狂的决定。初审法院认定，被告在谋杀的时候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波夫人提起了民事侵权行为诉讼，要求被告对殴打和枪杀波先生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判定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被告提起上诉，最后上诉到了康尼狄克州最高法院。
格拉斯大法官认为，精神病人是否承担侵权行为责任，康尼狄克州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大部分地区的法院认为，精神病人要为他们的故意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接着，大法官详细地分析了精神病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问题。他认为，让精神病人承担民事的责任，有着许多的理由，其一，普通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如果两个无辜的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遭受损失，那么公正的做法是由引起该损失的人来承担。其二，让精神病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也是一项公共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使精神病人的亲属限制他们的行动，并防止侵权行为人冒充或者伪装成精神病人来规避法律的责任。
被告声称，行为必须具备主观动机，而这又需要行为人意志的外部表现。癫痫病人纯粹条件反射或者抽搐之肌肉运动，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如果被告的行为是一种非理性和无法控制行为的外在表现，那么它就不具有侵权行为法中行为的含义。大法官说，法院不同意被告的这种看法。他说，虽然初审法院认定被告不能够作出理性的选择，但是认定他的确能够作出偏执和疯狂的决定。理性选择也并不是必须具备的要素，即使一个精神病人的理由和动机完全是非理性的，他也可以故意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法官说，被告对杀人的供述也还存在着冲突。在医院，他对警察说：他岳父是个大酒鬼，这是他拿酒瓶打他的理由。他说他要让他的岳父为他的坏习惯付出代价，让他认识到他所犯的错误。他还说他是一个超人，他有权力来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有可以让他的床飞到窗外去。但是，当他接受波登医生的检查的时候，被告又说他相信他岳父是红色中国的特务，他相信他岳父不仅想杀死他，而且想伤害他的孩子，所以，他杀他的岳父是为了自卫。基于这些情况，法官说，被告在实施殴打和枪杀他岳父行为的时候，这种行为具有法律上行为的含义。这种行为里包含的主观要素，可以表现为“对一种结果之实质肯定性的希望”。被告说他想惩罚和杀死波先生，我们可以认定被告准备殴打和枪杀波先生。
大法官最后总结说，因为被告的精神失常的缘故，他不能够形成刑事上的故意，由此他不对波先生的死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在民事责任方面，故意不是诉讼上因果关系的根本要素。结论是维持原判。
精神病人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其中，癫痫类的病人有很大的攻击性，因而天生潜在地具有社会危害性。精神病人的社会危害行为会导致两个方面的法律后果，一个是犯罪，也就是对社会犯了罪，社会权力机关要对精神病人做出规制，另外一个是侵权行为，也就是对个人及其财产的侵犯，法院根据受害人的要求可以判定精神病人或者他的监护人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本案属于后一类的案件。
就前者而言，在19世纪以前，精神病人在法律上没有特别的地位，犯罪的精神病人与一般犯罪人一样受到监禁和惩罚。随着精神病学的产生和发展，医生和犯罪学家们开始区分精神病人和一般犯罪人。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不同，他们一般没有犯罪的计划，没有特定的犯罪对象，犯罪不计后果，犯罪后没有罪恶感。鉴于这种情况，医生和犯罪学家们认为，让精神病人与一般的犯罪人受到同样的法律制裁是不人道的。因为第一，法律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罪犯，既然精神病人是因为疾病而不是主观恶意对社会造成了危害，那么对他们实施惩罚没有法律上的意义；第二，精神病人本来就是不幸的人，再在他们身上实施惩罚，有悖于人道主义精神。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国家开始建设精神病院，把犯罪的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
就后者而言，本案件道出了美国法的一个基本规则，这就是：精神病人的精神错乱本身，不能成为豁免于侵权行为责任的一个理由，也就是说，精神病人也要承担侵权赔偿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英美国家的法律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在普通法国家，法律不完全免除精神病人的责任。这里的关键是要求被告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故意，比如被告必须作出了某种行为，必须知道他行为的性质，但是并不要求他知道他的行为是错误的。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典一般豁免精神病人的责任，比如德国，但是有的国家也有例外，比如在墨西哥，如果监护人不存在责任，那么无行为能力人要承担责任。在我国，精神病人既不承担犯罪的刑事责任，又不承担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而是让他的监护人代为承担赔偿责任。在非法律人士看来，如此理论上的区分有点矫情，突出的问题就是：精神病人自己承担责任与他的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什么实质的区别？这不是从一个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吗？精神病人会有钱吗？他如果有钱，这种区分还有些意义，如果他没有钱，那么让他的监护人承担赔偿的责任公平吗？精神病人已经很不幸了，还要他的近亲属承担财产上的损失，这对他们公平吗？这些的确都是问题，而且也找不到法学家们的答案。不过，社会学家的如下描述值得思考：第一，西方社会注重个人，中国人注重家庭和社会，第二，西方人注重法律的形式，中国人注重法律实质，第三，西方人重法治，中国人重人情，第四，法官只管形式上的平等，不管实质上的平等。
第一部分老师打学生
这是一个中学老师打本校学生，学生家长告老师的事件。高浮是一个中学生，14岁，体重约95…100磅，4英尺9英寸高。被告是高浮所在学校的老师，26岁，体重约135…140磅，5英尺9英寸高。高浮曾经是被告班上的学生，他们相识。记录表明，高浮喜欢恶作剧，有些时候就喜欢把被告作为作弄的对象，但是这些行为都没有达到违反学校纪律的严重程度。1979年2月15日下午，被告和其他几个教师在学校一间教室外站着闲谈，高浮跑到被告的身后用手轻轻地击打其后背。被告让高浮回到教室里去，高浮不听，却拣起一根橡皮带，在距离被告2英尺远的地方弹向被告并击中被告的脸。高浮转身跑向教室，被告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