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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对奴才真是天高地厚之恩，奴才此去必当肝脑涂地以报圣恩！最后就是，这江苏的军队，臣怕自己节制不来，奴才的资历实在太浅。”
“有谁敢不听你命令？我赐你尚方宝剑，怎么样？”
李富贵一下子跪倒在地：“皇上如此信任微臣，此次南下携圣上之天威，必当大获全胜。”
“那朕就静候佳音了。”
李富贵兴高采烈地走出紫禁城，司徒济民对这事有点不放心，忍不住插口问了一句：“你这个计划有点悬哪，千里奔袭、两栖作战，还要统合中外好几方的力量，时间又这么短，你有把握吗？”
“笑死我了，你还真不是普通的呆，我干吗要有把握，你没看到他们前两天都在讨论什么：如何不让太平军渡过黄河。淮阴的死活根本就不在他们心上，我这次南下，怎么说也拉了几万炮灰做垫背的，不要说我还有那么一两成的希望打下扬州，就算我一点希望都没有，这个架势一拉开，扬州就会变成主战场，淮阴的围自然就解了。要是真打败了，死的主要也是杨文定的人，到时候让他头疼去吧，这次只要我们没在海里淹死，计划就算成功了。”
听了这番话，司徒济民还能说什么呢？“高，实在是高！”
接下来的两天里，李富贵拿着圣旨如同一道旋风般地扫荡了户部、工部在北京的几个仓库，最后带着咸丰皇帝的40万两私房钱外加一大堆战略物资，消失在南下的路上。三天后，他突然又偃旗息鼓地出现在塘沽，以封锁消息为借口，李富贵席卷了港口内所有的船只，所有的船主都只收到一张不署名的收条，让他们一个月后到北京去领船银。
《二鬼子李富贵》第三部分孙子兵法（三）
第一次出海让李富贵颇感新鲜，趁着北风，船队行进得很快，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漕粮船不敢远离海岸，所以行进线路比较曲折。李富贵看到不远处的海岸心里就有气：这种航海模式恐怕5000年前的古埃及人就会了，没想到自己在19世纪仍然要这样航行！李富贵一再催促那些船老大加快速度，可是那些船老大们都是一脸的苦相：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在运河里走的，虽然现在改走海路，但是实在是没胆子不借助岸标就航行。
在海上有些士兵晕船，李富贵觉得让他们锻炼锻炼也好，他同时很庆幸自己不在此列。船很多，李富贵和陆归延分享了一条大船，住得很宽敞，不过因为是货船，条件就简陋了一些。为了表现高姿态，李富贵把不多的一些客船让给了士兵。
这天晚上，李富贵正在夜读《孙子兵法》，之所以这么用功，是因为在与林凤翔一战过后，李富贵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一些怀疑：自己在战役之前追求战略利益的时候表现得相当不错，谋划非常充分，总是能把对手逼入绝境，可是临场指挥却有问题，自己在战场上好像做不到当机立断，而且还容易分心——现在的自己做谋士是没问题的，可要做统帅的话，这将成为一个大弱点，在特定的时候甚至会致命。因此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读兵书来给自己充电。在读《孙子兵法》的时候，李富贵似乎有所感悟，感觉应该和指挥战役没什么关系，但的确有一些还不太清晰的东西在自己心中成形，所以这几天在海上他只要一有空，就把《孙子兵法》捧起来钻研。
而今天晚上他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使得他直到深夜还无法把书丢下。突然，好像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李富贵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他猛地站起身来，把书猛地拍在桌上，眼泪夺眶而出：“这上面写的，分明都是治国的道理啊，我们的祖先怎么会忽略了呢？为什么把孔子奉为万世师表？要是历代统治者都把《孙子兵法》作为治国典籍，只怕中国早就统一世界了！就不说别的，单单是这一条——‘智、信、仁、勇、严'，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做人的标准，中国人又怎么会变成今天这副德行？”
当陆归延被李富贵从被窝里拎出来的时候，他还非常的不满：“你干什么，我一直吐到半夜，这刚睡一会儿你又要干什么？”
“我要奉孙子为至圣先师，应该怎么办？”
“你不能明天问吗？明天再说！”
“不行，就要现在问，反正你已经醒了，这会儿肯定又要晕船晕得睡不着了。”
“好，好，算我怕了你了！你简直不是人，要奉孙子为至圣先师？只需要把孙子的牌位供上，再加个‘至圣先师’的头衔，每逢节日你带着军官拜祭就行了。你是带兵的，拜孙子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至圣先师是孔子，你硬要加到孙子头上恐怕不太好。不过那些儒生大概不会和你一般见识，恐怕也就是把这事当作你的又一个笑话。你为什么要把孙子捧那么高呢？”
“我要为《孙子兵法》写个注解，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明天你来帮我，今天太晚了，我先回去睡觉了。”李富贵说着转身朝前舱走去。
以李富贵的文学功底，想要著书立说还差得远，所以第二天他只是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倒出来，陆归延边听边问，打算等到完全弄懂了李富贵的想法之后再动笔。
两个人的讨论持续了一天，反正船上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最后两个人完全都沉迷到这些念头里。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的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总结起来就是‘惟利是图，不择手段'，是不是？”
“差不多，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你去数数《孙子兵法》上有多少个‘利'字？”
“这是一本兵法，当然要言利，可是如果做人、治国也利字当先，不妥当吧？”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打仗是这样，经商是这样，难道治国就不该是这样吗？”
“仁义都不讲的话，不怕人民道德沦丧吗？”
“现在大家都是满口仁义，难道他们的道德水准就很高吗？”
“讲仁义都这样了，如果不讲不是更糟吗？”
“不见得，首先从儒家这方面说，儒家理想中的仁义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你用它来约束百姓会有反效果，就是产生假仁假义。兵家言利，‘智'字为先，在这里并不是不讲仁义，但是仁义要服从智，智则为利服务，也就是说仁义不是绝对的，有‘好仁’，也有‘坏仁’，符合我们利益的就是‘好仁’，我们就应当大力宣传，不符合我们利益的就是‘坏仁’，我们可以当它不存在。这种仁义对讲仁义的人有好处，推行起来自然就更容易，而且大家也是真心的。”
“可是现在整个国家物欲横流，如果再大张旗鼓地言利，局势会不会更糜烂呢？”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中国人对钱的痴迷的确太厉害了，社会上许多问题也的确是与此有关，但我不认为这是功利主义的错。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因为一方面是仁义道德调子定得过高，使人无法真正地遵守，所以干脆全不遵守，即犯过罪的人似乎很容易再次犯罪。一个人如果经常违反某些道德原则行事，那么其他的价值在他看来也就不会那么神圣了。所以，我们的仁义道德的标准不必强行定得那么高，不如先制定一些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道德标准来实行。另外，拜金主义之所以产生这么大危害，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大清人目光短浅。兵家言利，这个利并不是光指现钱，这里包括长利、短利、实利、虚利、公利、私利等等，兵家所主张的是把这所有的利都列入计谋的范围，我觉得这样反而可以把现在的社会风气扭转过来。都说商人言利，士人言义，可是你看现在，商人虽然逐利，但是对信用等道德标准还是很看重的，但是士人们又如何呢？”
看到陆归延陷入沉思，李富贵又接着说道：“举个例子说吧，你说说寡妇守节有什么好处？算来算去，没有一方最后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实惠，虽然我们这里有虚利一说，但是虚利最终是会转化为实利的，而这种所谓的‘大义’就是无利之义，结果怎么样呢，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寡妇门前是非多，对不对？我们知道朋友有通财之义，这就是个‘好义’，为什么呢？一方面加强了社会的保障，每个人都不至于摔一跤就一辈子爬不起来，于己于公都有好处；第二呢，使得民间更容易筹措资金，你也在生意场上混过，应该知道这样社会投资就会更旺盛，这样的义我们就要提倡，不过仍然要受制于智，怎么说呢？救急不救穷，你知道吧？”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里我需要做个解释，利益是兵家的终极目标，而智则是终极手段，所以在排除像运气这样的不可测算的因素后，在兵家看来，任何导致最终利益受损的行为都是不智，也就是说没有‘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说，他吃了亏就是因为他还不够聪明，对利益的计算不全面，眼光不够长远。”
陆归延猛地把头抬起：“你如果能用你的道理把民族大义解释清楚，我就信服你，说说文天祥吧。”
“文天祥啊，解释他有点困难，岳飞怎么样？不行？不能讨价还价？好，好，就文天祥，我可先声明啊，那段历史我不是特别的熟，再说我关于兵家理论的解释又是刚刚才想出来，所以难免会有些错漏。首先，在文天祥那个时候，南宋已事不可为，这一点必须承认，兵家作分析的时候，客观是极重要的一条标准，那么文天祥的宁死不降有哪些利弊呢？中国被蒙古人占领之后，我们汉人的利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由于人分四等，所以还要一直损失下去。可是，只要我们不是真心屈服了，我们就还有机会把这些利益夺回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