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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夏真是在可怜我，问明白之后，一个劲地说‘你这个孩子啊，你这个孩子啊’，可是他也帮不了我什么，知道我会说日语的时候，倒是高兴了一阵子，高兴完了又接着说‘叫我说你什么好啊。叫我说你什么好啊’。也难怪，我干的这件事，无论如何也都是他想不到的吧。
“老夏就把我带到一家华人餐馆里去找工作，因为老板是他的朋友，很快就说定了，头一个月只管食宿，做完一个月后再谈报酬。结果只做了三天，就有警察来餐馆查‘黑人’——在东京的华人餐馆，这是经常有的事——我只好跑了。不说这个了。真的，老夏是真可怜我，我第一次借高利贷，就是他帮我还的。
“开始，老夏帮我的时候一直都瞒着别人，后来就瞒不住了，他老婆知道之后，又哭又闹，女人的那些老一套吧，结果好多人知道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恨他老婆，为什么要恨她呀，真是的，她怎么做也都是她的权利。她本来就是个不愿意管闲事的人，再加上后来闲言碎语一多，她就算是不怀疑我，也会怀疑老夏和我妈妈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的。
“说起来，我在东京混得的确惨，最惨的时候还睡过工地上的涵管，可能连涵管都找不到的时候也有，但是记得的只有两次，一次就碰上了你。两次都是发高烧，可能是糊涂了的关系？” 她停下不说了，我侧过脸去看她，看见眼泪从她眼眶里涌了出来，顺着腮一直往下淌。我心里一疼，把她抱进怀里来，她也乖乖地在我怀里蜷好，我就像抱着一只猫。
“刚才说没地方睡觉只有两次，一次被你收留了，那是第二次，还有第一次呢？
“第一次我就做了妓女，也就是别人骂我的婊子，呵。”
我的心里一紧，愈加紧地抱着她。
“冬天，下好大的雪，也是发烧，烧糊涂了，天旋地转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一个人在新宿走着，打算给老夏打个电话，口袋里又一分钱都没有。从一条地下通道里过的时候，看到一个流浪汉，眼睛瞎了，靠在墙上打盹，脚边上放着一顶礼帽，礼帽里有别人施舍的钱。开始我也没打算偷他的钱，只想着能不能像他那样讨几个施舍钱，但是我要是也像他那样靠墙坐着，估计也不会有多少人给我几个施舍钱吧。没办法，我只好走过去，偷了他的钱去打电话。
“结果老夏那段时间正好不在东京，我只好从电话亭里出来，继续一个人在新宿窜着。那天雪下得好大啊，窜着窜着，就想：今天晚上，不管是谁，只要他能带我去个暖和的地方，无论他要把我带到哪里去，让我干什么，我都答应。
“无论他是谁。
“窜到歌舞伎町附近，那地方有好多公共汽车旅馆，你总该知道的，好多年轻的女孩就站在那里等需要她们陪的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些，反正就在那儿胡乱窜着，每走一步都觉得再也走不动了，全身软得恨不得就躺在地上算了。窜了一会儿，看到那些女孩的打扮，又看到旁边的公共汽车上挂着‘旅馆’招牌，心里也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时候，有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戴着棒球帽，我看不清他的样子，不过，我对自己说：好了，就是他了。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一直都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脱了帽子以后也没看清，烧得太厉害了吧，只记得脑子里只有一道白光，别的什么都没有；还记得他看见床单上的血迹之后很惊讶，后来，他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给我留下了，付了通宵的房费后就走了。
“就是这样。”扣子说，“说完了。”
只有等到这个时候，我才终于忍耐不住，身体挣扎着无声地哭了起来。
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想了。除了哭，就只有哭而已。
我的扣子。我一个人的。
一连几天，我都在关了店门之后出门，理由是手头上的资料不够，改编《蝴蝶夫人》的时候卡了壳，要去图书馆借书回来以作参考。扣子将信将疑，但我总能在她下班之前赶回来，她也就索性不管我了。
第三部分第21节 惊 鸟（3）
坐在电车上，我懒洋洋地打量东京，时刻提防着身上的钱出问题，因为这是除去留下我和扣子两个月生活费之外所有的钱，我已经瞒着扣子取出来，全都带在身上了。当然，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养父为我留下的，扣子甚至从来没有过问过。将万千世人罩于其中的东京似乎并无太大变化，也许是因为“只缘身在”的缘故吧，偶然也能见到几幢新建好的摩天大楼，要么是商场要么是银行，倒让我想起昆曲《桃花扇》的开篇第一句：“孙楚楼边，莫愁湖上，新添了几株垂杨。”
只有在回表参道的时候，脸贴在玻璃上往外看：轰鸣的电车惊醒了已经在道路两旁的树冠里沉睡的鸟群，电车过时，哀鸣而出，四处飞散。顿觉惊心，久久不能自制，就忍不住地作如此想：我和扣子，置身于此刻之中，又何尝不是两只受惊后正在强自镇定的鸟呢？
还要一直强自镇定下去。直到彻底镇定下来。
到了新宿站，下车从南口出站，走出去两步之后，一眼看见“松花江上”，就加快了步子往前走。进了一楼大厅，看着前几天我和扣子被人团团围住后拳打脚踢的地方，也只一阵苦笑，再急步上了二楼，每个包间都轮番找一遍，但是，一连几天下来，我也没能碰见那些对我和扣子拳打脚踢的人。
是的，我要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他们，即便如他们所言：扣子欠下的钱一辈子都还不清，那么，还一点总是一点，更何况，她一个人还不清，那么，多出了我之后呢？
我做的这些扣子全都蒙昧不知，只是我的斗胆做主，但总是想不至有错，也只能如此这般来安慰自己了。只是，一连几天我都没能见到他们。
今天，临要关店门出来之前，接到了筱常月的电话，拿起话筒，也不知从何说起，只说剧本的事情还算顺利，看样子也会一直顺利下去。放下电话后，我看着街对面正给客人倒咖啡的扣子，悚然一惊：由此开始，并且一直绵延下去，我和扣子剩下的诸多岁月难道每日都像此刻般度过，连讲电话也因为心存恐惧而语焉不详？
绝对不能这样。
还是像前几天那样上了车，懒洋洋地打量着东京。到了新宿站，就从南站口里出来，一眼看见“松花江上”，加快了步子跑过去。刚刚走进一楼大厅，就迎面碰上了我要找的人，但是并没见到那个泪流满面的人，只见到他身边的几个，大概就是他的跟班了。
我丝毫都不害怕，微笑着走上去，径直对他们说：“我还钱来了。”
“是吗，好好，还钱就好。”一个中年男人说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招呼我，大概不是台湾人就是香港人。
前后只花了五分钟，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了他们，换来的是他们的一张收条。我对他们说：即便现在就将我和扣子杀死，欠他们的钱也一样还不了，现在既然来还了，我们两个人总还有几十年活，就一定还得清，惟一的请求就是我们一点点来；还有，扣子欠的钱虽然多，但总有个具体的数目，请他们留下具体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改日好去计算清楚。
“没问题没问题。”招呼我的人说，“我说了，只要还钱就好。”
说完了，他们上了二楼，我总觉得不能塌实，看了他们半天，也终于还是无话可说，只有拔脚离去而已。
坐在回表参道的电车上，左思右想，总觉得还有不少蹊跷之处：我已经做好准备来接受他们的辱骂甚至殴打，结果却风平浪静。隐隐中，我感到不安，事情不该轻易就是我所希望的结果，并且，我不得不告诉自己：事情的确不会就这样轻易结束。但是，终究还是轻松了些。便想，我和扣子，就像受惊后四处逃散的鸟，无非是要找个避风躲雨的窝，也知道下次风雨来的时候还得再找窝，但是，总能过段不被别人注意的生活了吧。
上了表参道，我找了个自动售货机买了罐啤酒喝着，没有径直回婚纱店，而是上了过街天桥：正是九点钟的样子，反正扣子一会也要来这里摆地摊，就在这里等着吧。等我低头喝着啤酒上了天桥，一抬头，看见了扣子，她正拿着个布老虎和两个蹲在地摊前的人讨价还价呢。
我赶紧跑过去，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和对方讨价还价，等生意成交了，她才往婚纱店方向指了指，对我说：“麻烦大了。”
我跑到栏杆边看过去，一见之下，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麻烦的确大了”：一辆警车正停在婚纱店外面，不用说，它是冲着我们来的。只有到了现在，我才明白那些人刚才何以如此风平浪静，原因就是他们已经通知了警察。
我反而笑了起来。是啊，既然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那么，就来吧。我回头看扣子，扣子根本就是一脸没有事的样子，只是说：“来的真是时候。我刚一出来他们就来了。”
“你要是不早点出来，”我说，“那我们连最后一面都见不着了？”
“是啊，要是那样的话，顶多再过一个月，我就得去坐牢了。”
“我绝对不会让你坐牢，死了也不会。”我喝了一口啤酒，“你记着。”
“切，干吗要死啊。”她吐了吐舌头，“我还要生儿育女呢。”
“对对，就是这个话。”我说着，走过去和她坐到一起，递给她啤酒，她没接，我顿然醒悟，她现在已经是个烟酒不沾的人了。
此后两小时，婚纱店前的警察一直没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