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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我都不会换的。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独自在胡思乱想，很快我们就要把很多吃的塞进肚子，还有额外叫的一切美味、一些会淹没去俄国这件事情的上好浓甜酒。有了塔尼亚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女人，他们一旦想到什么才不会管你怎样呢。放手让他们干，他们会在出租车上就扯下你的裤子。不过穿过街上来往的车辆还是很妙的，我们脸上涂着胭脂，肚子里的酒像阴沟一样发出汩汩的响声，尤其是在我们猛地拐入拉菲特街之后。这条街的宽度恰好能容纳街尾那所小殿堂，上面是耶稣圣心，一座有外国情调、乱七八糟的建筑。这也是穿越你的醉酒状态、丢下你无助地在过去的日子里游泳的清晰明白的法国观念，这就是叫你在完全清醒而又不刺激神经的飘忽不定的梦幻中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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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北回归线》第九章（2）
塔尼亚回来了，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关于俄国的醉话，夜晚步行回家，盛夏的巴黎——生活似乎又昂起头来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鲍里斯寄来的那类信令我觉得十分荒诞的原因。我几乎每天都在五点左右同塔尼亚会面，跟她一起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她把这种酒叫做波尔图葡萄酒。我让她带我去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去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时髦酒吧，那儿的爵士乐声和姑娘低声吟唱声仿佛渗透进桃花心木的家具里去了。即使是去上厕所，这软绵绵的伤感旋律也在身边萦绕，它通过排气扇飘进厕所，使生活变成虚幻，变成彩虹色的泡沫。不知是因为西尔维斯特不在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塔尼亚现在觉得自由了，她的一举一动简直像天使一样。有一天她说：“我走之前你对我很不像样。你干吗要那样做？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对吗？”我们在柔和的灯光照射下，在渗透那个地方的软绵绵餐室音乐声中变得易动感情了。快要到上班的时间了，我们还没有吃饭，支票簿存根摊在我们面前——六法郎、四个半法郎、七法郎、两个半法郎——我机械地数着，同时在想自己会不会更乐意去当一个酒吧招待员。常常是这样——塔尼亚跟我说话，当她滔滔不绝地谈到俄国、未来、爱情这一类废话时，我会想到最不相干的事情上去，想到擦皮鞋、当厕所服务员。我尤其想到这个，因为她拉我去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我从来不曾悟到我去的那些下流场所很舒适，我从来不曾悟到我会非常理智，也许会老、会驼背……不，我始终在想，未来不管怎样合情合理仍会处在这种环境中，同样的乐曲会灌进我脑子，酒杯碰在一起，每一个形状姣好的屁股后面会放出一道一码宽的香气，足以驱散生活中发出的臭气，甚至楼下厕所里的臭气。
奇怪的是这个想法从未阻止我同塔尼亚溜达到这些时髦酒吧里去。离开她当然是容易的，我常常领她来到办公室附近一所教堂的门廊上。我们站在黑暗中最后拥抱一回，她对我低声道：“老天，现在我该干什么？”她希望我扔掉工作，这样就可以白天黑夜都同她做爱。她甚至不再去理会俄国了，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行。可是我一离开她头脑就清醒了。从旋转门里进去后我听到的是另一种音乐，不那么缠绵，不过也很好听。香气也成了另外一种，不止一码宽，却无处不在，像是汗味和机器散发出的薄荷味。进门时我通常都喝得大醉，一进来便好像突然来到了海拔低的地方。我通常是一进来便直奔厕所，它使我振作起来。厕所里凉快些，要不就是流水声造成了这种错觉。厕所始终是一种冷灌洗疗法，而且是真正的。进去之前你必须经过一排正在脱衣服的法国人。哼！这些魔鬼身上发出了臭味，为此他们还拿高薪呢。他们站在那儿，脱掉了衣服。有的穿着长内衣，有些留着胡子。大多数人皮肤苍白，像血管中有铅的瘦老鼠。在厕所里你可以仔细看看他们无所事事时都想些什么，墙上涂满了图画和文字，都是诙谐可笑的猥亵玩意儿，很容易看懂，总的来说挺好玩、引人喜爱。要在某些地方涂写准还需要一只梯子，我想，即使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样做也是值得的。有时我站在那儿撒尿，不禁想这些乱涂乱抹的东西会给那些时髦女人留下怎样的印象，我在香榭丽舍大街看见她们走进漂亮的厕所。如果她们能看到在这儿人们怎样看待一个屁股，不知道还会不会把屁股撅得那么高。在她们周围，无疑一切都是薄纱和天鹅绒的，要不就是她们从你身边走过时身上发出的好闻气味使你这样想。她们中有些人起初并不是高贵淑女，有些人摇头摆尾地走路只是在替她们的行当做广告。当她们独自待着时，在自己的闺房里大声谈话时，也许口中也会说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因为她们所处的世界同每一个地方一样，发生的事情多半是屎尿垃圾，同任何一个垃圾桶一样脏，只是她们有幸能盖上桶盖。
我说过，同塔尼亚一起度过的下午对我从未有过不好的影响。有时我喝酒喝得太多，只得把手指伸进喉咙里，因为看清样时头脑不清醒是不行的。看出哪儿漏了一个逗点比复述尼采的哲学更需要精神集中。有时喝醉了以后你也可以很精明，可是在校对部精明是不合时宜的。日期、分数、分号——这些才是要紧的，而头脑发烧时这些东西是最难盯住的。我不时出些荒谬的错，若不是早就学会了如何舔老板的屁股，我准早就被解雇了。有一天我还接到楼上那个大人物的一封信，这个家伙高高在上，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信上有几句挖苦我具有超凡智力的话，言辞间他明白无误地暗示我最好本分些，尽职尽责，否则会受到应有惩处的。老实说，这把我吓得屁滚尿流，从此说话时再也不敢用多音节的词了，实际上我一夜几乎都不开口。我扮演了一个高级白痴的角色，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为了奉承老板，我不时走到他面前礼貌地问他这个或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喜欢我这一手，这家伙是个活字典、活时间表，不论他在工间休息时灌了多少啤酒，在某个日期或某个词的词义上你永远也难不倒他。而且他的工间休息时间全由他自个儿掌握，因为他要巡视自己主管的这个部门，他天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惟一叫我懊悔的是我懂得太多，尽管我很小心谨慎还是不免暴露出来。假如我来上班时胳膊底下夹着一本书，我们这位老板准会看见，若是本好书他便会怨恨我。不过我从来没有有意做什么事情使他不快。我太喜欢这份工作了，绝不会把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同一个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交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只用单音节的词也会露馅。这个老板心里明白我对他讲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非常喜欢驱走我的迷梦，并给我灌输各种日期和历史事件。我想，这就是他报复我的方式吧。
第四部分《北回归线》第九章（3）
结果我患了轻度神经官能症，一吸进新鲜空气便信口胡说。清早我们回蒙帕纳斯时，不论谈到的是什么话题，我都要尽快用消防水龙头往上面浇水，打断这个话题，以便让自己从变态的梦幻中解脱出来。我最喜欢谈谁也不懂的事情，我已经患了一种轻微的精神错乱，我想这种病叫做“模仿言语症”。夜里校对的文稿标签都在我的舌尖上跳舞，达尔马提亚达尔马提亚：南斯拉夫地名。——我曾拿到为这个美丽的珠宝胜地做的广告。对了，达尔马提亚，你坐上火车，早上毛孔便出汗，葡萄绷破了皮。我能从这条壮观的林阴大道一直滔滔不绝地谈论达尔马提亚，一路谈到马萨林红衣主教马萨林（1602—1661）：法国政治家。——译者的宫殿，只要我愿意还可以说下去。我连它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搞不清楚，也从来不想搞清。可是在凌晨三点你身体疲乏不堪、衣服被汗水和广藿香浸透、手镯丁当响着从绞衣机里通过，这时伙伴们要我说的那些喝醉了啤酒后胡扯的事情都毫无意义——那些地理、服装、演讲、建筑之类的琐事。达尔马提亚是要在夜里某个时辰谈论的，那时交通警的锣已不响了，罗浮宫的庭院显得又美妙又荒谬可笑，使你想无缘无故地哭一场。这正是因为周围又美丽又静谧，那么空旷，与报纸头版和楼上掷骰子的人全然不一样。有达尔马提亚像一把冰冷的刀锋搁在颤动不已的神经上，我才得以体会途中那些最美妙的感觉。好笑的是我可以走遍全球，可是总想不到要去美国，对于我它比一块消失的大陆更浩淼、更遥远。我对消失的大陆尚存有某种神秘的向往，对美国却毫无感情。有时我也确曾思念莫娜，不是把她当做特定时间空间中的一个人去思念，而是抽象地、超然地思念，仿佛她已变成一大团云状的东西冉冉升到空中，这团东西遮住了过去。我不能使自己长时间地思念她，不然我就会从桥上跳下去。真怪，我已对这种没有她在身边的生活习以为常了，但是只要想她一会儿便足以完全破坏我的满足，把我又推向悲惨的过去那个令人痛苦的阴沟里。
七年来我不分昼夜四处游荡，心里始终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她。若是有一位基督徒像我忠于莫娜那样忠于上帝，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早已成为耶稣基督了。我昼夜思念着她，甚至哄骗她时也是如此。有时，正在做其他事情，觉得自己完全忘却了这件事情时——也许正在拐过一个街角——我眼前会突然出现一个小广场、几棵树和一只长椅。在这僻静的地方我们站着争吵，在这儿我们用刻薄的语言、争风吃醋的话题吵得对方发疯。我们总是拣一个僻静的地方，比方说吊刑广场、清真寺外昏暗悲哀的街道，或是布尔特伊大道那个敞开的墓穴一带，那儿一到晚上十点钟便死一般寂静，使人联想到谋杀、自杀或任何可以创造人类戏剧遗迹的东西。当我意识到她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便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