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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托，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新权威主义者。
严复当时是非常支持袁世凯的，他甚至指出，袁世凯解散国会虽然和临时约法不合，但是是袁世凯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因为国会除了党争就是捣乱，还不如把国会解散掉，强权所形成一种政治稳定，可以让是让中国能够安心的搞现代化。严复还说过，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华盛顿，需要的是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严复希望袁世凯成为中国的拿破仑。这也就是新权威主义的逻辑，就是通过强人所建立的政治稳定，来引进外国资本、发展中国经济。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而这种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是民主政治的未来前提。新权威主义有一种发展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似乎看来新权威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可供考虑的选择，但是袁世凯这个政治强人，他有极其严重的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他具有很强的封建意识，他的权利个人化的倾向，使他迷信权谋，大幅度的引用亲戚故旧，以北洋军机个人、私人的效忠纽带来成为他的组织原则。这种权利的个人化、权利运作的任意性、权利内部关系的朋党性，导致了这个结构的极其脆弱。
袁世凯后来想当皇帝没有成功，他的权威急剧的衰落，到他五十六岁突然生尿毒症死了以后，那么整个北洋军机就分崩离析，因为北洋军机它内部的组织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完全是靠那种朋党和私人效忠关系建立起来的。因此，袁世凯以后，中国就陷入了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北洋军阀混战可以看作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的退化形态，成为一种退化形态。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袁世凯政治的结构，他的内部组织结构的脆弱性以外，还有权利不受制约，是新权威主义有效运作的一个前提。而权利不受制约的结果呢，又使得统治者有可能利用他的权威来实行为私人牟利，从而导致了这个新权威主义的变质，这也是中国现代化面对的一个严重的困难所在。
刚才我们谈到了实际上面是中国现代化初期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开明专制模式；第二种是议会民主政治模式；第三种是强人政治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它成功的地方，也有它的缺陷。开明专制模式，它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它的合法性在急剧的衰落。议会民主政治呢，它的有它的现代化导向性，但是它缺乏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袁世凯模式它有一个维持政治稳定的一个权威系统，然后它却缺乏现代化的那种意识，所以由于这种原因，使得中国的政治载体适合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载体，并没有在二十世纪初期实现。
王鲁湘：刚才听了萧先生的演讲以后，我产生了几个问题想在这里请教萧先生。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间首先的三次政治选择，是吧，那么第一次政治选择就是晚清的以慈禧为领导的开明专制的这一次政治选择。那么你也说到了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以及这种选择为什么必然失败，我在这里想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开明专制制度选择失败的原因，您说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体制本身已经高度僵化，它没有一种从内部进行体制创新的这样一种基本能力。但是如果它连这种，高度僵化没有这种能力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力来开始了持续十一年的，这一种实验呢？
萧功秦：首先是因为，就她本人来说，就是一个作为清朝统治者来说，她客观情况就是说，她面对的是两千多年来，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她为了保持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她也不得不向西方学习。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的客观逻辑和她为了保持自己政权的主观的那种愿望，两者是重叠的。只要她在实现保护自己主观的这种政权的合法性，长治久安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向西方学习，它客观上就进入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逻辑。
王鲁湘：萧先生，我刚才注意到你在演讲过程中间，你讲到洋务派，就是说你很替他们惋惜，实际上如果给予洋务派足够的时间，洋务派运动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应该是可以顺利的开始我们的现代化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开端的，但是没有给它这个机会。没有给它机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我的理解，除了它的体制内部的这种反对派的顽固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可恶的日本在旁边的崛起。他们的军事崛起，把我们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葬送在冰冷的海水里头了。那么第二次开明专制的这次选择，是因为慈禧这个强人她的突然的去世，而她后继无人。这个王朝，爱新觉罗这个家族后继无人，因为这个家族已经好几代人生不出男孩子来了。那么后面的我就不说了，就这两个选择，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逻辑的失败，而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失败。
萧功秦：不是这样，尤其是我觉得像清末新政，它很明显就是说，它是先天不足的。就是说它是在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权威合法性危机，已经进入了权威危机以后，为了挽回这种危机而进行的一次改革。因此，它进行改革，它需要一种非常丰沛的那种权威的资源，来支撑它的大幅度改革，但是它那时候已经没有那个权威了。所以从客观上来说这次改革的失败大体上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如果说这种改革在以前二十年、三十年，在没有实现权威危机的情况下面，那么她如果在那时候进行改革，情况要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我想这是一个原因。
王鲁湘：到了这个议会民主模式失败的时候，你特别地提到了严复，这么一个我们最早的启蒙思想家，而且也是后来的一个保守党人，是吧。那么实际上严复自己本身的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悖论，那么所谓严复悖论，就是牛和马的这一种兑换的问题。就是你单项移植就不成，就光一个马蹄子过来，这个牛不解决问题。全项移植，把马的所有的东西移过来，它不能，是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这个严复悖论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宿命的色彩，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搞议会民主政治就宿命得不行？
萧功秦：应该这么说，我想议会民主政治它的前提是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经济、社会条件的支持，而中国因为缺乏这个条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注定先天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国的民主政治，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呢？我想主要是根据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且这个发展又和中国的某种民族性的特征得到某种有机的结合，形成一种中国特点的某种民主形式。这又和辛亥革命初期那种简单的，把西方的那种议会民主政治移过来，来实现的民主，还不是一个概念。
王鲁湘：那么您刚才谈到在这个军事强人这种威权政治的时候，你到最后也有一个结论，实际上就是，这种新权威主义的这种政治模式之所以能够拥有权威资源、拥有对社会的行政能力和动员力，是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权利不受制约，对不对。但是权利不受制约本身又会在一定的时期，导致这种新权威主义运作的退化，就是价值的退化，就是不是他权利运作能力的退化，而是价值导向的退化。那么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就是可以说这种，我们这种权威主义的模式，必然的最后头，要导致到一种退化？
萧功秦：这里面实际上我想，我今天讲的问题当中，有很多是属于悖论性的问题，比如民主政治当中，我们有牛和马的悖论。我们指的新权威政治，就是说现代化初期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权威，以权威来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一般说来这个逻辑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权威就是等于是一个杯子，它是一个看得见的手，它把这个杯子的水按照某种方式把它倒过来，使它按照某种方式有序的倒下来，如果没有这个权威的话，没有这个看得见的手，它这个杯子一下子翻下来的话，水就全部翻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需要有权威的。但是权威它的运作过程一定是需要权力相对的不受制约，它那个权威才可能运行。但是权力相对不受制约，又往往会导致统治者的权力个人化与腐败。
王鲁湘：绝对权力出现。
萧功秦：就是权利的个人化，权利的私产化。那么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因为它是悖论性的问题，不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能够简单的一句回答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民族它在文化上面、经济上越落后，那么这个时期它出现的权威主义，它倒退的可能性的概率极高。但是如果说这个民族，它的文化、经济的发达程度越来越高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的权威，它的退化的可能性，它的概率相对比较少。
王鲁湘：进化的可能性反而高。
萧功秦：就相当于现在苏联的普京一样。
王鲁湘：好，下面请同学们向萧先生提问。
学生：萧教授，您好！我是大一的一个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也是比较的感兴趣，我在听你刚才说的当中，我注意到你有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观点吧，也许是。就是你在讲中国的六次的历史选择当中第一次你是说，你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的十一年新政，把它归为一个历史选择。而且我注意在这个当中，你把慈禧的那种，就是慈禧的地位推得过高了，我认为在整个历史时期当中，慈禧只是作为一个人物出现的，但是她在整个的第一次历史选择当中应该说是没有，我认为是没有你所讲的那么大的那种作用的。你能就慈禧在这整个，第一次历史选择这个时期当中所起的作用再论述一下，谢谢！
萧功秦：好，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思，首先我必须要指出，就是洋务运动实际上在慈禧支持下面进行下去的。大家知道“同光新政”，同治、光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