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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萧教授，您好！现在有这样一个词汇，宪政。在各位媒体、各种报刊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您觉得宪政这种概念，对我国这种政治选择是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萧功秦：就是那个宪政，实际上它就意味着对权利的制约。但是在权威政治的运作过程当中，当权者他的权威相对的不受权利的制约，这一点恰恰是它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可以比方是一个军长，军长他如果说受到了军长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军长监督委员会又受到军长监督委员会以外的另一个制度的监督，那么军长的命令，他的行使命令过程就会产生很大问题。尤其是当军队面对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军令的调节过程，就需要他相对的不受这个制衡。如果说我们为了防止军长他个人的腐败，我们采取了军长监督委员会，那么很可能会形成一个阻力，就是对他的军令、命令的一种阻力。因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两难问题。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中国的宪政大概不是一步到位的。比方说一开始是，像邓小平改革初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九分人治，一分宪制。但是到了温家宝、胡锦涛时期，大概应该是六分人治，四分宪制。
那么随着现代化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培育，市场经济对人际关系的调节能力的逐渐地发展，契约关系的发达，我想这逐渐是人治因素越来越少的过程。因此我不同意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把西方式的那种宪政，直接搬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它是一个有序的、逐渐的一个演变过程。
王鲁湘： 好，最后一个问题。
学生：萧教授，您好！我首先有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就是俄罗斯，现在一个历史学家写的一本《俄罗斯往哪里去》那本书里边，他在里面阐述了他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不采取过于激进的改革方式，如果给予当时的苏联以比较充裕的时间的话，那么俄罗斯，整个苏联完全可以慢慢慢慢的，就是说开辟一条比较稳定的、比较稳健的改革之路。那第二个具体例子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了这么多年，那么从九十年代吧，从九十年代我们改革力度加快，然后慢慢、慢慢整个社会就，一些潜伏在社会底下的那些矛盾，这几年慢慢、慢慢地浮现了出来。那么我觉得我们国家是否，我们国家的改革步伐是否过快？您有这种想法吗？我们改革是否太快了？整个社会消化不了。
萧功秦：戈尔巴乔夫那个政治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面我刚才说到了，它是中间派和激进派形成一种联盟，然后激进派掌握了话语霸权，使中间派它的组织资源完全瓦解了流失了，然后它就形成激进派的天下，中间派被边缘化，保守派也被边缘化了。就变成所谓苏东模式。而邓小平模式就是强调了它的中间派的组织资源，和它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并运用这个东西先使激进的西化派边缘化。然后在南巡讲话以后，使得保守派也随之边缘化，然后形成了强大的中间派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存在一个快的问题，我觉得它恰恰显示了中国的一种政治智慧，显示了一种，中国的那种政治发展过程当中，一种比较合理的战略的一些特点。那么至于你说的在中国当代现代化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是不是和我们改革速度太快了，我想也不是这样。可以这么说，只要是现代化过程，只要是市场经济过程，就一定不可避免出现社会结构当中的贫富两极化，会出现原来掌握知识、掌握资本的人、掌握权利的人，要比没有知识、没有资本、没有权利的人，更多的获得利益的状态。甚至出现一个滚雪球的马太效应，现代化过程只要进行，它一定会出现这个趋势。问题在于我们要及时的通过制度的创新，来减缓这种发展的势头，使它不至于发生严重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倒不是因为我们发展速度太快，而是我们制度跟进的速度不够。
王鲁湘：好，非常感谢萧功秦教授的精彩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王鲁湘：谢谢！谢谢大家！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