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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大量的苛捐杂税。
中国政府和百姓对公共事务都漠不关心，也体现在道路的状况上。在中国，全国各地都曾有过用石子铺成的宽阔的标准公路，用来连接许多重要的城市。但是目前来看，这些道路都已损坏，北京附近如此，像湖南、四川等地也是这样。政府和百姓都没意识到，筑路需要花大笔的钱，而维护保养要相对容易些，他们的忽略造成公路损坏严重，轻者妨碍了交通，重者整条路都报废了。
假设这些交通要道的破坏是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月，那么，至今已经过了250多年，修复这些交通干线的时间是足够了，但是，看一下今天的道路状况，可想而知，修复工作是从未有过的。
政府的态度间接地影响了百姓，他们不管公共财产会怎样，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有没有遭受损失。一条路或其他什么设施属于“公共的”，这种想法从没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出现过。
百姓们认为，“河山”（即国家）是当朝皇帝的财产，道路也是他的，如果损坏了需要修复，那是他的事。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因为农田是农民凭力气开垦出来的，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穿过农田的道路也是属于农民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用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但是，这部分道路的所有者并没有获得比别人多的好处，因为他们要为那部分路支付税赋。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开始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道路变得越来越窄，交通也越来越困难。若是夏天碰到暴雨冲毁农田，农民会在路上重新开挖出自己的田地。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本来宽阔的道路到最后就成了一条水沟。我们所说的“道路权”的概念，中国人根本就没有。
有一次在潮白河上乘船旅行，经过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的时候，会看到河面上有的地方插有小旗子。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小旗子是警告船只绕行，因为下面有水雷！更有甚者，我们还听说某部队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居然直接在大路上打炮，导致交通中断、牲口受惊，一片混乱。
与上面的情况相比，像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农夫将树砍倒横放在路上，过往的人只有等他们干完活才能通过，这些就不算什么了。
乡村的情况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城里了，到处是占道行为。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货摊，管理者如果经过那里，这些货摊就会很快消失，管理者一走，本不能摆摊的地方又会变得十分拥挤。
在中国，各式的手工作坊充斥着城市的大街小巷。杀猪的、理发的、卖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无数的工匠，都插进小街的两旁，与城市生活溶为一体，聚集处也显得异常地拥挤。更有甚者，女人们把被褥拿到街上来晒，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能摆到街上的东西。
占道造成的不只是交通的阻塞，例如，木匠会在其摊位前留下一堆木块，染色工把长长的布匹挂在高处，卖面条的会沿街晒起面条等等，这些事也反映出了人们的一种心态，即摊位前的空地是属于摊主的。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根本就没认识到，对所占道路具有使用权，就需要负有相应的维修责任。
一个人即使想维修道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时间和必须的物品。而许多人合在一起干，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每个人都生怕自己吃亏。如果地方官员下一个命令，要求沿路的村庄保证所属范围里的道路畅通，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对属于“公共”的东西，中国人不仅不当一回事，不加爱护，还占用，甚至偷盗。铺路用的石子，城墙上的方砖，都在此列。听说在某个港口城市，外国人墓地的围墙没隔多久，就一砖不剩了，只因那个地方不专属于谁所有。在不久前，北京紫禁城里发现有些建筑物屋顶的铜饰物也被盗，在皇宫里曾引起一场轰动。
中国人有没有爱国心？这是人们经常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几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表面上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的，他们敌视外国人，认为西方人的文明发源于中国。最近几年来，湖南省出现大量排外的文章，妄图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就是他们的杰作。
正像我们看待反无政府主义一样，在中国人眼里，出版这些文章的举动是值得称赞的，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认为，这场运动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但是，写文章的人不是为了获取报酬，而是出于为国效劳，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说得清楚。
孔夫子在《论语》中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话一半是结果，一半是造成中国人对与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的原因。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是不会变的，即极度的漠不关心。
对此观点，哈克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事例可以说明：“1851年，道光皇帝驾崩时，恰逢我们离京外出旅行。在一家客栈喝茶的时候，我们故意谈起皇帝近日驾崩的事，想引起人们的兴趣，继而在在座的中国人中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由于皇位的继承还没有公布，我们对此表示担忧，就问同座的人们：‘皇帝的三个儿子，你们认为哪个会继承皇位？如果是大儿子，他会改变现行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小儿子，那就太小了吧？听说朝廷中有两派，哪派会赢呢？’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提出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做着各种的猜测，想激发他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只顾抽烟、喝茶。他们的冷漠让我们很不满。终于，有个中国人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我们以为他要说些什么，充满期待地看着他，没想到他走到我们面前，拍拍我们的肩膀，以一种长辈的架势对我们说：‘朋友，何必要劳神呢？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是大臣们的工作，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傻乎乎地去关心政治、为那个烦恼，图什么呀！’其他的人也随声附和：‘对，就是这么个理儿。’接着示意我们，茶凉了，烟抽完了。”
1860年，英军进攻北京，用的骡子是从山东买来的。天津和通州签订了投降条约，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这两座城市，愿提供一切所需。外国军队里干苦力活的，大多数是从香港雇来的中国人。而这些苦力被中国军队俘虏后，只是被剪掉了辫子，又送还给了英军——这些事例，不难看出中国是否真有爱国心、真有公心。如果还认为有，那么意思肯定和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理解的意思不同。
当然，在中国也曾有为正义甘冒危险、愿献生命的人出现。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让人们承受不了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带领人们反抗，此时，政府会假意做出妥协。事情镇压下去后，“受骗”的群众无论被怎么处置，带头人都难免为了正义而死，而这也才算得上是公心的最高体现。
纵观中国的历史，每到关键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担当起重任，勇敢地献身于他们所崇敬的事业。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本身也无可辩驳地证明，只要有一个具有公心的领导人的带领，中国人是能够激发出极大的英雄气概的。
《中国人的气质》因循守旧（1）
中国人确信，过去的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过的坚定的信念。我们看到，中国人尊崇的古代圣人，也曾带着无比的崇敬谈论着他更古的“古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崇古、述古，正是构成儒家学说基本主张的原因。孔子曾经说过，他不是一个开创者，而只是一个继承者。他的责任是把所知道的一切，包括长期被忽略、被误解的东西，收集整理起来。他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的圣人，就在于他在此事业中表现出来的执著与才能。
有好的君主，才有好的百姓。君主好比是盘子，百姓就是盘中的水，盘子是圆的，水也是圆的，盘子是方的，水也是方的。这就是儒家的道德理论。由此可以推论出，只有开明君主统治的时代，才会有美德的盛行。“尧舜”时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不仅没有盗贼，就算丢了东西也不用担心，因为最早见到失物的人肯定会守候在那里，或者和其他路过的人轮流守候，直到物归原主。
这些事，是连一字不识的苦力也知道的，我们就常常听他们说起，还有这样的说法：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就违背良心而言，过去不如现在。
对现状不满，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世界各国的人们也都有这种倾向。只是，在中国这种倾向似乎更为严重一些。人们相信，古代的一切都非常地美好，并且已经保留在了经典作品之中，今天就只能是继承。抱着这种想法，这些经典作品也被当作纯粹的偶像。
像正统的基督徒视希伯莱语的《圣经》一样，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经典作品，同样会有一种感觉，即其中囊括了过去所有最高、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至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中国儒家也是如此，他们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一切都已经很完美，不可能会更好，这是基督徒和儒家共同的看法。
我们知道，就像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会用《圣经》的“经文”，去辩解一些《圣经》的作者也从未想过的事情一样，儒家的学者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行为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的起源。
可以说，古代的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一种经久耐用的政体。如果一种统治方式长时间地被使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