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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车上拉的是外国人，所以一群顽童高声喊叫着跟在黄包车后面。车夫被激怒了，向孩子们大吼，说要抓住几个，然后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遇到同样的情况也会这样吓唬，他们会说，要用开水浇他们。对已经懂点事的中国孩子来说，“我揍你”、“我砍死你”之类的话就相当于“别这样做”的意思。
要想做一个“懂礼”的中国人，就必须掌握一大堆表示自谦的词汇。中国人说话必须要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突出听话者的尊贵。“礼貌”的中国人如果不得不称呼自己的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其他意思相同的比较文雅的谦称。农村人一般称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这虽然不算是文雅的称呼，但是也算抓住了讲“礼貌”的精髓。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可以很精辟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征。一个人到朋友家去做客，于是穿了自己最好的礼服。客人正襟危坐地在客厅等待主人的到来。这时，一只正在房梁上嬉戏的老鼠刚把鼻子伸到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逃跑时，不巧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华丽的外衣立刻沾满了油污。正当客人被这场突发事故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出来了。于是，一阵寒暄之后，客人这样解释自己的窘态：“鄙人来到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走，贵油罐落于鄙人寒服之上，狼狈之极实令足下见笑。”
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样的招待方式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行，比如作为主人，当你走向宴席时，需要热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温和地招呼：“诸位请坐，请用膳。”或者把茶杯举到唇边，环视左右，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
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他们用“磕头”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对你拜服”，而且是各种场合都这样。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忽略了小细节，没有照顾周全，请你原谅。或者骑马走到半路，如果遇到熟人，他们就会停下来对你说：“我下来，你骑吧。”一点也不管你正打算往哪里走，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
中国人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即使是最没有教养、最无知的中国人也是如此，这使得最冷漠的西方人对此赞叹不已，因为中国人会这样，而他们自己不会。我们不断在各种场合看到这种小小的礼仪，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是一种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拒绝这种礼仪的人则会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比如停车问路的车夫如果忘了把辫子从头顶上拿下来，就有可能被别人指给一条错误的路，此外，还有可能遭到辱骂。
在东方，以什么方式接受礼物最合适，也是一门学问，也许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另外一些东西则是不能全部接受。如果一个外国人在这点上乱做主张，就一定会做错事的。一般情况下，接受礼物时要慎重对待，尤其是比较出乎意料地收到礼物。这一点，即使在生儿子这样的喜庆日子，也要慎重对待。有句格言说：“我怕希腊人，即使他带着礼物”，它在中国也和在世界各地一样，都有着永久的生命力。中国有句歇后语可以说明送礼背后的文章，叫做“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换句话说，就是回报的肯定要比接受的多。
相信这种送礼的虚伪性，很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已经有所体会。我们曾有幸体验了一次送礼的全部细节。一个小村庄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决定为他们搭台唱戏。当然，外国人应该设宴表示答谢才合情理，这点谁都明白。可是村民们执意拒绝，只要求外国人捐一笔款，哪怕是一点点也行，以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外国人答应了。但没过多久，又一个村子，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请他们去看戏，说是被外国人救济灾荒和医疗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显然，这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这些村子的来人都很清楚，邀请肯定会被拒绝的。每个代表在听到被拒绝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哀的惊愕神情，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把问题全部转移到捐款问题上，理由还是公共设施建设。他们每个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表示。
《中国人的气质》缺乏诚信（3）
在这方面受到困扰的不只是外国人。当富有的中国人不幸遇到喜事时，他的邻居就会拿着礼物前来祝贺，当然，这些礼物基本都是不值钱的，比如为新生婴儿买的不值钱的玩具。但是，在中国，作为一种固定的礼貌，主人必须设宴答谢。为了不丢“面子”，主人的满腔怒火全都压抑在肚子里，被迫装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因为丢“面子”可比损失食物要严重得多。这时，即使是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赞叹中国俗语的精妙——吃自己的，吃出泪水；吃别人的，吃出汗水。
这让我们看出，中国人的许多行为都是为了“讲面子”而做的。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当你将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行为比较一下，就很容易发现，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对待雇主的大部分礼节，都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据说，有一位在外国人家教书的中国先生，当在他的外国主人家里时，他的行为可以被奉为遵守礼节的楷模，但是，如果他与自己的外国主人在北京街头相遇，他就会怒目而视他的主人，好像要“杀掉他”。
不打招呼的目的在于不让别人看出：这位饱读诗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野蛮的外国人才有饭吃。这种情形实际上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表面上，尤其是在公共场合上，是不能承认的。常有这样的事，几个中国人进屋时，只给屋里的中国人行礼，完全无视其外国人的存在。中国老师会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力准确，发音完美，对语言的领悟能力很强，而且能很快超过其他同学。但是同时，他们也会嘲笑这位外国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一般来说，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汉语的老师是最有权力决定汉语语音是否正确的人。
另一个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的礼貌只是表面现象，具有虚伪性的事情是，他们总是口头上答应做某件事，而实际上并不去做。因此，假如提议者的提议并没有被采纳，也不需要灰心丧气，因为早就知道提议是不可能被实施的，但是提议者的面子已经保住了。同样，如果在饭店里，你和老板为了付款的事情发生争吵，这时你的车夫可能会出面调停，他可能说，不足的部分由他来付，然后从你的钱袋里拿所缺的钱。即使他掏的是自己的钱，这笔账最后也一定会算到你头上。如果你提醒他，是他自己要求付钱的，他就会说：“难道你认为参加葬礼的人会一同被埋葬吗？”
尽管表里不一，但是仍然有一些中国人是真正谦逊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定也有不少人是假谦逊。经常会有一些人在不愿意直说某件事的时候，会叙述得吞吞吐吐，或者说那事没有办法叙述等，这其实表明那件事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然而即便是这些谈吐高雅的人，一旦惹急了他们，再难听的话他们也骂得出来的。
虚假的谦逊与虚伪的同情都是由空话组成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对中国人加以谴责，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财富来维持对别人的同情。但那种空洞的同情还不是最让人觉得难受的，更倒人胃口的是有些人在对死者假装同情的同时，又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
巴伯先生曾提到，一个四川苦力，在阡道上看到两条野狗在吞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跟我们讲，说他的汉语老师听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心爱的孩子死了，做父母的很是悲痛，但长时间下来，他们的表情就会变得麻木。但是，这种沉默的悲痛与前面的情况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它们是一种违背人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鲁愚弄。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人的商业信誉，在他们与西方人实行贸易往来的数百年的历史中，已经得到多次验证。为了使这一点的论据显得更加牢靠，我们列举一些其他的事实。下面就是这类验证的一个范例。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卡麦伦先生在他的告别发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已谈了西方商团的高标准的贸易原则，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落后。事实上，没有什么人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很快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但我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一有力的结论。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的银行在上海与中国人在过去二十五年内，做了很大一笔生意，总额达数亿两白银，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不守信用的中国人。”
也许，对这段发言最好的注解是三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位买办，使银行在蒙受损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仍能每年赚取一百万元的利润。
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零售与批发是否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为了使前面的论据更有力，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上述的结果是否完全归因于中国人互相负责的特点——这是西方人应该好好仿效学习的优点。我们能获得中国人最大限度的信任，这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讲信用可以使中国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样，我们长期广泛的观察后，得到的结论仍然是：中国人的商业活动是这个民族缺乏信用的最大例证。
有一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论文的观点是，普通的商业活动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一般来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