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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里若明若暗，舞台上却明亮耀眼，阳光灿烂。我坐在头排，时而看着舞台上，时而瞧瞧周围的人。最有钱的，胖得喘不过气来的文官和军衔赫赫的警察与军人，都坐在头排。他们仿佛都被舞台上的演出钉住了——神志紧张，笑意难尽……我连等到第一幕结束的耐性都没有，一听见台上咚地敲了一下，传来快要落幕的信号，就急急忙忙起身走了。此刻台上演得正起劲。走廊里，灯光明亮，气氛自然，一个对一切都习以为常的老侍役帮我穿好大衣。我听到演员们过分活泼的叫喊声，感到格外不自然。我终于奔到街上来了。一种在劫难逃的孤独感使我发狂。街上干干净净，冷冷清清，路灯发出凝滞不动的光。回到客栈我那窄小房间里呆着实在太可怕了，我没有回家，而走向编辑部。我经过机关区，拐到空旷的广场上。广场中央耸立着一座教堂，那微微放亮的金色圆顶消失在星空里……即便我的脚步踏在积雪上，那咯吱声也包含一种深奥而可怕的东西……温暖的屋子里温暖静寂，明亮的餐室里钟发出平静、缓慢的嘀嗒声。阿维洛娃的小儿子睡了，保姆出来为我开门，睡眼惺松地望了望我就走开了。我走进楼梯下面的那间房里，它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太特殊了。我摸黑在沙发上坐下，它也是熟悉的，此刻对我可又有某种不祥的成分……我期待，然而又害怕他们突然回来，他们会叽叽喳喳地走进屋，围坐在水壶旁，争先恐后地叙述各自的感想，更使我害怕的是传来她的欢声笑语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房间里无处没有她的存在，充满了她在时和不在时的气氛，充满了她本人、她的衣裳、香水、搭在我身边沙发扶手上的柔软的宽服所散发的各种气味……窗外，深蓝深蓝的冬夜，阴森可怕，星光在花园中黑魆魆的树枝后面闪烁……
斋戒的第一个星期，她跟父亲和博戈莫洛夫一起走了，她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我早已不和她讲话。她收拾东西准备上路，不停地啜泣，一直在盼我突然拦住她，不让她走。
十一
省里的大斋戒节到了。马车夫生意清淡，闲着无事，站在街角上挨冷，偶有路过的军官，便拼命向他挥手，划十字，怯生生地呼喊：“长官大人！坐快跑的车子吗？”寒鸦神经质地、兴奋地叫唤，预感到春天快要来临，可是乌鸦的聒絮，依然是生硬和刺耳。
我们是在晚上分别的，显得格外可怕。我半夜醒来，不禁气丧胆寒。现在怎么活得下去，又为什么要活下去呢？难道我就是这样，不知为什么要躺在这个毫无意义的夜的黑暗中，在一个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的省城内，在这家客栈的房间里，它的狭窄的窗户通夜都象个瘦长的不会说话的灰色魔怪一样！现在全市只有阿维洛娃算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了。不过，她真的和我亲密吗？这种亲密关系是虚假的、难处的……
现在我到编辑部上班去得迟了一些。阿维洛娃从接待室一看见我在前厅，就高兴地对我微笑。她又变得温柔可爱，不再讥笑我了。我现在常常看到她始终不渝地爱着我，时常惦着我，关心我。我经常同她一起度过夜晚，她长时间地为我弹琴，我半躺在沙发上听着，沉醉于音乐的幸福之中，同时爱的痛苦与宽恕一切的柔情始终在我心中猛烈击撞，泪水不时涌上眼眶，我老闭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每次走进接待室都要吻一吻她那结实的小手，再到编辑室去。社论作者坐在那儿抽烟，他是个愣头愣脑、爱沉思默想的人，是被流放到奥勒尔来的，受到警察当局的监视。他相貌相当奇特，蓄一把老百姓那样的大胡子，穿一件原色粗呢外衣，腰部打着皱褶，一双高统皮靴，擦了油，气味浓重，然而好闻。此外他是个左撇子，因为右臂半截没了，剩下的半截，藏在衣袖里，用它来按住桌子上的纸，用左手写字。他长时间地坐在那儿思索问题，一个劲地抽烟。突然间，他把纸按得紧紧的，开始奋笔疾书，动作遒劲有力，迅速敏捷，有如猴子一般。接着到的是一个短腿老头儿，一个外籍评论家，戴着一副令人惊奇的眼镜。他在前厅里脱去兔皮短上衣，摘下有护耳的芬兰帽子，只剩下一双小高统靴、一条小灯笼裤、一件腰间系皮带的法兰绒上衣，身体显得那么渺小，那么羸弱，好象只有十岁的光景。他一头厚密的灰白发十分可畏地向四面八方高高竖起，使他和豪猪相仿；他的那副令人惊奇的眼镜也显得十分可畏。他上班的时候，手里总是拎着两只盒子，一盒装着卷烟纸筒，一盒装着烟丝，并且时常一边工作，一边卷烟：习惯地一边瞧着一份首都报纸，一边抓一撮淡黄色烟丝塞进卷烟器里可以开合的黄铜管中，漫不经心地摸出纸筒，把卷烟器的栖顶在胸部柔和的短衫上，再把铜管插进纸筒中，一按，一支卷烟就轻巧地弹到桌子上。随后来的是拼版工人和校对员。拼版工人进来的神态安详，举止自如。他非常谦恭有礼，沉默寡言，胸有城府。他出奇的干瘦，一头茨冈人那样的黑发，橄榄青的面孔，小黑髭须，死人一般灰色的嘴唇。他的衣着一向极为整伤，干净新崭，黑裤子，蓝上衣，浆过的大领翻在上衣领外面。我有时在印刷厂里同他交谈几句，那时他就打破了自己的沉默，深色眼睛平静地凝视着我，象上了发条的话匣子一样滔滔不绝。他嗓门不高，总是诉说人间的不平——天下乌鸦一样黑。校对员时常来，经常是这不懂，那不明白，或者不满意他校对的那篇文章，时而要求作者解释，时而要求修改：“请原谅，这儿用词不太恰当。”他身体肥胖，举止笨拙，一头小卷发。好象总有点湿润润的；神经质和恐惧症害得他身躯怄搂，大家都看得出这是由于他酗酒过度所致。当他弯腰求人解释时，他屏住充满酒味的呼吸，用一只肿得发亮的手远远地、哆哆嗦嗦地指着他不明白或他认为不妥的地方。我坐在这个房间里，心不在焉地修改别人的手稿，常常茫然望着窗外思忖：我自己该写点什么，怎样写？
如今我又暗暗多了一个苦恼，一个伤心的“无法实现”的愿望。这时我重新开始写作，多半是写散文，并且重新开始发表作品。可是我考虑的不是我写作和发表的东西。我想写的完全不是我能写和正在写的，而是我写不出来的，这个愿望使我苦恼。把生活提供的素材组织成一种真正值得写的东西，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而且要付出多少精力啊！于是我的生活开始日益变成征服这“无法实现”的东西的新的斗争，变成对另一种同样是不可捉摸的幸福的寻求和捕捉，我对这种幸福念念不忘，朝思暮想。
中午送来邮件，我走进接待室，又看见阿维洛娃那老是伏案工作的、细心梳整得漂漂亮亮的脑袋，看见她身上所有我觉得可爱的地方：桌子底下她的鲛草鞋发出柔和的光辉，披在她肩上的毛披肩也反射出冬日的闪光。灰蒙蒙的冬日映照在窗子上，窗外落着雪，深蓝的天空变成一片灰色。我从邮件中挑出一本最新的首都杂志，迫不及待地把它拆开……契诃夫的新短篇小说！一看见这个名字，我就先大致浏览一遍，连开头也等不及过细看，因为我预感到有一种享受，羡慕得要命。接待室里出出进进的人愈来愈多，有登广告的，有一心奢望当作家的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一个仪表堂堂的老头儿，围着一条长毛围巾，戴一双毛手套，带来一包大开的廉价稿纸，上面的标题是：《歌曲和民谣》，字是用鹅毛笔时代最规矩的笔法写成的。还有一个年纪轻轻、脸颊鲜红的害羞的军官，他文稿时，简短、客气、明确地请求把他的稿子从头到尾看一遍，而且发表时无论如何不要透露他的真实姓名。“如果按编辑惯例允许的话，请只用第一个字母。”接军官之后来的是一位渐近老境的神父，由于激动和穿着皮大衣，他汗水涔涔，他希望用SPectator①的笔名发表他的《乡村见闻》。神父之后来的是县司法机关的一位官员……此人异常整洁，在前厅他慢吞吞地脱下新套鞋、新皮手套、新霍尔科夫大衣、新毛皮高筒帽，原来是个少见的干瘦、个高、齿大和爱干净的人。他拿出一条雪白的手绢揩他的唇髭，揩了差不多半个钟头。我以作家的敏锐的目为贪婪地瞅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嗯，嗯，瞧他的牙齿没几颗，胡髭一大把……瞧他秃秃的前额象苹果似的凸出，眼睛闪闪发亮，颧骨上泛出有肺病似的红晕，脚掌和手掌肥大而扁平，指甲也是又大又圆，那么他这么干净整洁、慢条斯理、注意仪表是应该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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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语：旁观者。
早餐前，保姆领着孩子散步回来了。阿维洛娃轻巧地蹲下来，摘下孩子头上的白羊皮帽，解开白羊皮里子的蓝外衣，吻那张红朴朴的小脸蛋；孩子想着别的心事，无动于衷地望着别处，任她脱衣，任她亲吻。我发现自己在羡慕这一切：孩子怡然自得的懵懂状态，阿维洛娃做母亲的幸福，保姆晚年的安宁。我艳羡那些在生活中有现成的事要做、有事要操心的人们，他们不是在期待，不是在为了所谓写作这种人类一切事业中最妄诞的事业而去杜撰；我艳羡那些在生活中有简单、实在、明确的事要做的人们，他们今天把一件事做完，就完全可以心安理得、悠闲自在地过到明天。
早餐后我出去散步。大斋戒节日的城里，雪花密密札札，昏昏沉沉地飘落下来，格外松软，格外洁白，使人产生春天即将来临的错觉。雪地上一个马车夫驾着车从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