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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上帝，这是他早已演惯了的角色。在小市民围坐的桌子中间，轻轻地走动着几个黑衣修女，她们穿着粗笨的带提靴环的靴子，身材矮小，象白嘴鸦一样。她们默默地向小市民们鞠躬，递上封面上饰有银边十字架的小黑书，小市民们蹙起眉头，从钱包里挑出几枚难看的戈比……这一切似乎是我的梦的继续，伏特加、酸白菜焖鱼和童年的回忆使我微微有些醉意了，泪水不由涌了上来……回到客栈后，我躺下就睡着了。醒来时已是薄暮时分，心情惆怅和懊悔。我对着镜梳了梳头，发现自己的头发太长，艺术家的风度太过分了，看着不舒服，就上理发馆去。理发店里坐着一个矮胖子，围着自罩布，脑袋亮光光的，一双兜风耳，活脱脱象只蝙蝠。理发师在他的上唇和两颊上涂上一层厚得出奇的肥皂泡沫，拿把刺刀灵巧地刮了又涂，涂了又刮。这一次是从下往上刮的，轻轻几下，就草率完事。蝙蝠叉开两腿，抬起半截身子，拉开罩布，弯下腰去，一只手按住胸部，另一只手洗那通红的脸。
“洒点花露水吗？”理发师问。
“要一点。”蝙蝠说。
于是理发师用喷子咝咝地喷了点花露水，又用一条毛巾轻轻地沾了沾蝙蝠的湿润的双颊。
“先生，请！”他揭掉罩布，话音清晰地说。蝙蝠便站起来了，那模样可真吓人：一双大耳伸在大大的脑袋上，面孔又大又瘦，象张红羊皮，刮过的脸上，眼睛发出婴孩一般的亮光，嘴一张，黑洞洞的。他身材矮小，宽肩膀，躯干短得象蜘蛛，而且腿又细，象鞑靼人那样弯着。他塞给理发师一点小费，穿上漂亮的黑大衣，戴上圆顶礼帽，点起一支雪茄，走了。理发师转过身来对我说：
“您知道他是谁吗？是头号富商叶尔玛科夫。您知道他一向给多少小费吗？您瞧！”
他伸开手掌，开心地笑着说：
“不多不少，两戈比！”
理完发，我又习惯性地上街溜达溜达。孤独和忧愁使我早已养成上教堂的习惯，一看见教堂的庭院，我就进去了。诵经台周围高高的烛台上，成束的蜡烛发出灼热的光，照得教堂里暖融融的，充溢着一种忧郁的节日气氛。台上放着一个铜十字架，十字架上镶着假宝石，神职人员站在台前，满含怜悯和悲伤之情唱道：“主啊，我们在你的十字架前礼拜……”暮色里，一位大个子老头儿站在门口，他穿一件长长的厚呢外衣，一双皮套鞋，身材粗壮结实，象一匹老马。他也跟着唱，似乎在教训什么人，声音低沉而严厉。诵经台旁的人群中站着一个香客，他面前的金黄色的烛光和煦地照着他。他长得象穴居人一样干瘦，清癯发黑的脸孔低垂着，严肃而冷静。又长又黑的头发一绺绺地象原始人、僧人和妇女那样耷拉在两颊上，几乎看不清他的模样。他左手紧握一根长木杖，日积月累，木杖被磨得光亮亮的。他背后背着个黑皮囊，独个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和别人保持着距离。我看他，热泪盈眶，胸中升腾起无法抑制的对俄罗斯、对祖国、对她全部蒙昧的古代缅怀和感伤之情。有个人站在我后面，用蜡烛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下面，我转过脸一瞧：原来是个老太婆，她穿一件肥大的外衣，披一条大围巾，弓着身子在我背后，暴着一枚牙齿。她说：“敬十字架用的，老爷！”她的小手冻得冰冷僵硬，指甲青紫，我顺从地接着蜡烛，很高兴，于是朝耀眼夺目的烛台迈了一步，笨拙地把这支蜡烛同其它的蜡烛搁在一起。我的笨拙动作使我感到客臊，突然，我起了一个念头；“走！”于是，我后退一步，鞠了躬，迅速而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向大门走去，身后留下教堂中舒适可爱的光明和温暖。台阶上，迎接我的是阴冷的黑暗和在高空中呼啸的风……我戴上帽子，对自己说：“走！”决定到斯摩棱斯克去。
为什么要到斯摩梭斯克去？我想望过勃良斯克的一切，勃良斯克森林，勃良斯克绿林好汉……我拐进一条胡同，走进一家小酒馆。有个无赖正坐在桌旁低着头，借酒装疯，大声叫道：“我自作自受，落得当苦役的下场！”这是一出俄国人惯演的顾影自怜的把戏。另一张桌旁有个人仰着头，嫌恶地望着他，那人蓄着两撇稀疏的小黑胡子，脖子细长，喉包尖而大，在颈前薄薄的皮肤下面蠕动，看来是个小偷。柜台旁有一个高个子女人，酒气醺天，晃晃荡荡地摇着身子，她的连衣裙湿漉漉的，紧贴在两条细腿上，显然是个洗衣妇。她敲着柜台，正向掌柜诉说什么人的卑鄙行径，手指控洗得干干净净，象玻璃一样放亮。一只盛着伏特加的棱形酒杯摆在她面前，她间或端起来拿在手中，却总没喝，一会儿又放下来，接着话题说下去。我想喝点啤酒，可是酒馆里空气霉湿，冲鼻难闻，灯光也太暗，还有水从结了冰的小窗台上，从窗台上的一堆烂抹布上流下来……
偏巧，阿维洛娃家的餐室里来了几位客人。“啊，我们可爱的诗人！”她说，“你们还不认识吧？”我吻了吻她的手，又同客人们寒暄了一番。同阿维洛娃坐在一起的是一位老先生。满面皱纹，唇髭剪得齐齐整整，还染成了揭色，头上的假发也是褐色的，身穿白丝背心和黑色常礼服。他赶忙站起来，鞠了躬，谦恭地回敬了我，动作出奇地灵活，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我挺喜欢他的常礼服大襟上镶着黑缏，一见之下不禁动了心，极想自己有那么一件才好。桌子正中坐着一位太太，爱絮絮叨叨又善于词令，她向我伸出象海豹的鳍脚一样结实丰满的手，手光滑得象枕形肉包子一般，上面可以看到手套接缝留下的一行行齿形压痕。她口齿伶俐，说话急促，还多少带点喘息。她完全没有脖子似的，身子相当肥胖，特别是后背和两腋附近。她腰间的紧身束得紧紧的，象卵石一样滚圆、梆硬，肩膀上搭着一块烟灰色毛皮。毛皮的气味掺和着沁人心肺的香水、毛料衣服、温暖的身体的气味，浓烈得真叫人难以透气。
十点钟，客人们起身告辞了，临行恭维了主人一番。
阿维洛娃笑了起来。
“哎，总算走了！到我房里坐坐吧，该把这儿的气窗打开……咳，亲爱的，您怎么啦？”她娇嗔地说，同时向我伸出两只手。
我握着她的手说：
“明天我要走了……”
她惶惑地看了看我：
“上哪儿？”
“斯摩棱斯克。”
“为啥？”
“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去了斯摩棱斯克又会怎么样呢？来，咱们坐下来吧……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坐到沙发上，沙发上罩着的是夏天用的条子斜纹布套。
“您看这斜纹布，”我说，“跟火车上的一模一样。甚至看见这斜纹布我的心就不能平静，连它也催我走呢。”
她往里坐，两只脚就露在我眼前。
“不过，为什么去斯摩棱斯克？”她问，用疑惑不解的眼光盯着我。
“然后去维切布斯克……波洛茨……”
“为啥，”
“不知道。首先，我很喜欢这几个地名：斯摩梭斯克，维切布斯克，波洛茨克……”
“这不是开玩笑吧？”
“我没开玩笑。难道您不觉得，有些地名可真好听？斯摩棱斯克古时候经常遭到兵燹和围困……它甚至使我感到亲切。我们家族的一批古老的文契就是在那里的一场大火中烧掉的，因此我们失去了一些重大的遗产权和世袭特权……”
“事情愈来愈糟了！您很想她吧？她没有给您写信吗？”
“没有，不过问题不在这儿。总的来说，奥勒尔的这种生活我不喜欢。‘游荡的鹿知道上哪儿去吃草……’这里，我的创作无从着手。我整个上午都只有呆坐着，脑子里一团乱麻，象个疯子似的。我靠什么过日子呢？我们巴图林诺有个大姑娘，是小店主的女儿，已经没有嫁人的希望了，所以就靠尖酸刻薄过日子。我现在也是这样。”
“简直是个孩子！”她温柔地说抚摸我的头发。
“发育很快的只是低级动物，”我说。“再说，谁又不是孩子呢？有一次，我乘车到奥勒尔来，同座的是叶列茨区法院的一位法官。他是个可敬而严肃的人，长得象黑桃皇帝……他坐在那里看了好久《新时代》，后来起身，出了车厢就不见了。我有些不放心，也出去了，打开门走到过道上，由于火车轰隆响，他没有听见我开门，也没有见到我。您说我在过道上看见了什么？他在升降台上随着车轮的节奏天不怕地不怕地跳起舞来，两只脚搞出一些最冒险的动作。”
她抬起眼睛望着我，突然意味深长地轻声地问：
“咱们一块儿上莫斯科去好吗？愿意吗？”
我浑身一震……满脸通红，喃喃地谢绝了……直到如今，只要我回忆起这一时刻，我就痛惜这一巨大的损失。
十六
第二天夜晚我已经上了火车，孤单单地一个人坐在简陋的三等车厢里，感到有些害怕。微弱的灯光不断地摇曳晃动，照在木板凳上，显得凄清惨淡。我站在黑洞洞的窗户旁，一股股新鲜的气流从看不见的窗缝里钻进来，砭人肌肤。我两手搭在脸上挡住光线，凝神注视这窗外的夜和森林。那里似乎有成千上万的红蜂嘤嘤嗡嗡，一下子又消失不见。有时，树脂和机车燃烧木柴的气味随同严冬的清凉空气一起吹过来……啊，这林中之夜多么黢黑，多么严峻，多么凝重！林中小道狭窄、深邃、没有尽头。小道两旁，千年古松的高大细长的黑影密密层层重叠着。明亮的车窗的方影斜斜地投射在林边雪堆上，一晃而过。窗外不时又问过一根电线杆，它先愈变愈高，又愈变愈远，隐没在黑暗和神秘之中。
早晨我一觉惊醒，精神爽快。列车停了，已到了斯摩棱斯克。这是一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