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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你们下到十九层都不够——”而今，我犹豫该不该告诉阿弟，我们活着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亲见地狱。
在这原本就残缺不全的婆娑世界，我们都是妖魔，鬼域就在人间。
我的脑袋几近沸腾。等到夜叉掀开我脑壳，恐怕是热腾腾冒烟的，像烫嘴的涮涮锅。热已吞噬我，老天爷，我没说尽的你也应该了解。
啊，我突然能看见东西哩，是妈妈。妈妈手头捏一张纸和一支笔，依依地坐在我床边，眼珠子盯着我，然后瞥一下时钟，又盯我，又瞥时钟，如此反反复复。妈妈啊妈妈，我心里喊她。眼皮有点倦了，妈妈的模样也渐渐糊去，不过眼皮子重重阖上前，我看见妈妈手上捏的是一张彩券纸。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沉默咒诅（1）
黄碧云（香港）
到后来就一直没有收到你的电邮。你最后不得不破坏你的承诺。
你说：永远都会回电邮。好像说：永远有话。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永不愿意承担沉默。
到后来沉默的重担还是给了你。沉默的是你而不是我。我想我应该很快乐。那个晚上我快乐得睡不着觉。
暑期来实习的小男生问我：到底保密的责任有多高？当事人的案件可不可以说？如果我有法律上的问题，要去问师兄师姐，案情我可不可以说？跟朋友可不可以谈我的工作？我说，这看你对操守的要求有多高。这是个对操守要求很严格的行业。我个人就什么都不说，所以已经很少见朋友。我每天只有工作，面对的都是当事人和他们的案件，我生活里没有其他的内容，但这些什么都不能说，结果就没什么好说，到后来下了班就什么人都不想见，什么话都不想说。
你看看《事务律师专业守则》第八章：保密。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来到了一个黑暗房间。
在很多很多个冷飕飕的房间我听到了很多，用纸笔记着。钢笔刮过纸上索索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声音。我听到我自己的问题，陌生的心灵非常接近。
在一个细小空间与陌生心灵接近的时候就想起你。
所以每次都觉得当事人真像你。
怎么会呢？他们是那么地不同，相同的是为人所离弃。
我会觉得监狱像孤儿院，一定是我这么老了，还故作天真。我停止，其实是不得不停止。
命运的意思是：是处境选择你而不是其他。
停止之前一定一直以某种方向运动着。无论怎样的乱，总是以某种碰得头破血流、旋转或蝴蝶飞行的方向运动着。这样我理解希望。希望又时常与年轻有关。
“由此进入了沉默。”她说。我便想像这个沉默空间的进口。
不同的人生命来到了不得不停止的一点，运动的继续运动，以其盲目、无所以、不断重复就以为坚持的方式继续运动，无视那些离开的人：方向那么吵闹，他们无法再听到静默的声音。
他不再听我的电话。自从他进了监狱以后，他就不再听我的电话。
我不介意被离弃。本来不是你离弃人便是人离弃你，这不是那么复杂的一回事。
后来我想，或许必然如此。他和他和她们运动着、希望着：还有那么多不公义，有贫穷国家有永远吃不饱的小孩，有世界银行有核电厂有水坝。我是那么讨人厌地说：我多么羡慕你们还可以相信。
无法相信，就必然来到这个沉默空间的进口。
但不同的人来到这个进口，却不曾相遇。
因为各种原因，各自承担沉默。
我想像她困顿的姿势，无论她如何尝试抬头微笑，她所有的皱纹与下垂的重量都出卖她；她无法再踏出一步。于是她将钢笔套上。
“我梦到我曾经迷恋的人。他已经很老很老了。他要小便，我便将他翻过身来，将他的性器拿出来，给他小便。”我说，“哦，老的老，死的死。”她眨着她的小眼睛（不知什么时候，眼睛就不胜负荷地小了）。
甚至没有说再见。她从来没有说过要离开，她就已经去到那个无人之境。她不需要我，我也无法接近她了（况且我也不想接近她）。
简单来说，是因为时间和方向，及所有的停止。
关上门，在那个黑暗房间。
我曾经以为最后必会在修道院。（正如我曾经以为有关于命运……）（你可以不必如你想像。你可以战胜给予你的）（你是你所愿意是的……如果我自私如果我受伤，只因为我选择虚荣或软弱）（如果你能够伤害我只不过因为我愿意让你伤害我）（如果我沉默或舞）（我那么坚持于……执著于……疯狗狂追黄昏的影子一样我知你都怕了我）
也真的在修道院，一个黑暗房间。房间冷飕飕的，只有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墙壁永远是白的。如果整个监狱，或办公室，或医院或警察局的颜色都陈旧，惟独这个房间永远亮白亮白，油漆永远是新的，可能有个犯人或病者或告解者天天在那里在漆着洁净的白油漆，唱着歌，相信爱和救赎（那个可能就是我）。
你可不可以将空调调高一些？如果有人说话。
我很冷。
我在修道院房间的一边不是另一边。说话的人在另一边。
说话的生活着。沉默承担死亡。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沉默咒诅（2）
那真是个最大最大的秘密。有个叫莎士比亚的说的。
去了的人永远不会回来。回来的人说，那里没有什么，只是很光很光。但后来做医学研究的人说，那只是视觉神经在临终前所产生的光学现象：他们见到的不是他们想像的。
这个秘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秘密，你就成为黑暗的同谋者。你再也无法走出去。
你只有沉默。
——但是我见他们都在说当事人的案子。他们都说，律师是最八卦多口的人。小男生有点困惑地说。而每当一个人在批评另外一个人，又或者一个当事人在批评他（她）的另一个律师，我总会制止他们，说：这些事情我不适宜听，我也不适宜做任何评论，请你明白。
我来到黑暗房间的一边，不是另一边：另一边述说忏悔，这一边听。
承受是那么艰难。（细细，你还在么？你还会说话么？你还那么纤幼细密么）（噢，“老的老，死的死”）（到她真正懂得《游园惊梦》的时候，她离开游园惊梦的心情与年纪已经很远了）
开始是一个蜷伏的姿势。我记得那时我在西维尔，某一个假期，应该是一个十月份，星期四放假，星期五是一个本来应该下一个星期放的假期调过来放掉，周末是平日的周末，一共四天假期。同学们都出城外游玩，住欧洲的甚至回了家。
他们说你不要写了，读者都不明白你在写什么。你应该多点考虑读者。
我就觉得很绝望。这句话我二十年前就听过了，而且一直听了二十年。我没有什么可憎恨的人和事，所有事情都过眼云烟，不留痕迹。我只憎恨他们说看不明白，要我迁就。读就读，不读就拉倒。我要迁就老早就迁就了，何必现在还半死不活的，书一本一本不断气地卖。
愤怒很短暂。蜷伏的姿势，我何其熟悉。
眼泪一直流。累了，在床上睡一会。醒了又觉得，这样难。我只想很微小地、纵使也是微微放任地，却不会骚扰任何人地生活着，没有人要逼害我，也没有人要孤立我，我不那么重要，但世事就这样莫名其妙让我无法以我愿意的生活方式生存下来。
要么离开，要么改变我自己。
三天之后，我离开那间房间。我决定找一份工作。当律师吧，人人都说这是个好职业。
每天跟我一样，有起码二百万人七时起床去挤巴士挤地铁上班，我没有权利觉得有什么不好。
每天准九时到达办公室。如果迟到的话，小跑着回去，每天都小跑着，我练得穿高跟鞋小跑的本事。
也学会听。说的话很少很少，只听。每说一句话都很小心，因为责任重大。
说开始像写。不那么容易。
我开始奇怪声音。为什么那么容易有那么多话？为什么谈话都可以变成表演（那么粗劣随便），跟美国人一样做那些叫做“脱口秀”（那个很多人都喜欢的汉堡包国家）？
当所有人都争着说话，能够沉默和静止真是好。
每天下班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但很多时候都是我最后一个离开。关上电脑关上影印机和冷气机，转头望一下黑沉沉的办公室，电话不再响起，响也没有人会再接听。电梯走廊也是黑灰灰的。叮的一声只有我一个人步进电梯，灰灰黑黑地无声向下沉，我见到水银壁面里我自己灰青黑没有什么表情的脸孔，和每天早上每一班地铁所有挤上班的人的脸孔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有表情的事情发生，最有表情的是广告脸孔，因为那是个虚幻世界。
走出黑灰灰的湾仔街头，对面是垃圾站，扬着令我怀疑的臭气，但我已经习惯了，我无法再可以嗅到臭气，只是头脑还半清醒地告诉我：一定很臭。
街道有那么多声音，对街不知什么地方在十几楼，有一群狗在狂吠，每天如是。
但我觉得很静。我一点什么都听不见。
内里有耳，只听到静默的声音。
如果我舞，我再也不需要音乐。
“因为很开心，所以忘记了自己有病。”
自从我姐姐割掉声带失去了她的声音以后，她开始写。
“我只是觉得倦，以为睡着了便没事。”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在医院里她有一块小孩学写字用的手写板，医院给她用的。不光是她，因为病房是耳鼻喉科，病人都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