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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和你去了亚玛逊雨林，目的其实不是表面上的搜集稀有蝴蝶，只不过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朋友，根本就没有朋友，于是就决定去亚玛逊逃避寂寞，即使我们那时十分富足地拥有着对方。旅途疲惫，我们不断向密林前进，差点忘记了蚊子，忘记了可怕的温差，忘记了以往的寂寞。那是个我不怎样记起的一次旅程，我也因此没有太多细节向伟明述说，这是你可以放心的。
当然我还对他提到我们遍访欧洲图书馆对证罗马法典不同版本的那次经历。佩佩，你知道，面对谎言，我宁愿坦白。
我照直对伟明说了，校证罗马法典的不同版本只是掩饰。我们已经很久不看书了，甚至连报纸也不看，遍访图书馆，纯粹为了古代书籍散发着的气味。每到一个图书馆，我们连书也不翻，只坐在那里闭目养神，闻着那种独特的味道。我还跟伟明说了，那次你在布拉格的图书馆，坐在窗前，应该就是别人说卡夫卡坐过的位置。五点钟的阳光照进来，外边白蒙蒙的一片，但你还是怔怔地望着窗外出神，仿佛完全忘记了来这里的目的。
佩佩，我可能错误地诠释了整件事。一开始，我们一起旅行，你就不是为了图书馆的古籍气味的。
我不厌其烦地向伟明、向《板间房》里的人，甚至所有收看节目的观众复述我们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也不过想证明，这些故事真的曾经发生过，在你我之间。佩佩，如果你也在看这个节目，我也想让你引证我的记忆，明白我的想法。只有我们共同的记忆，才有魔力令我们度过的日子变成真实。我眼泛泪光地对着镜头说。三十来岁的编导举起拇指，满意地笑了。
我在我的回忆录里写道：看着一个一个人离开，板间房这个大家庭由热闹变得冷清。我作为这个家庭的“长者”，有点像父亲看着儿女们远走高飞，不期然涌现出一点点不舍的感觉。
读者们不要以为我虚假伪善，即使大家过去的关系不尽融洽和谐，但又有多少个有血亲关系的家庭真的会和谐融洽、毫无争议呢？《板间房》确实给了我家的感觉。
有时候过分真实，反而令感觉变得有点虚幻。特别当参赛者一个一个地被淘汰，我不用再疲于奔命去对付他们，多了时间静下来，面对着无数个摄录机的镜头反射，我竟然开始怀疑，板间房内究竟从来有没有其他人住过？他们会不会只存在于我想像的世界里？
如果不是想像而是记忆，我的记忆是否准确？我是最后离开的一个？抑或是最先抵达的一个呢？
假如这里只有我一个人，谁又会与我建立共同的记忆，确定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佩佩，我不知你在哪里，但我希望你正在收看。我开始惧怕找不到你存在过的痕迹。如果你也不存在，我又怎样证实过去曾经发生的呢？
不是这样的，绝不是由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在板间房内，说着我自己编导的故事。
不是。
因为不能隔音的房间让我的话被你听到，那便成了真实，是我和你也没法子改变的真实。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第二音节（1）
丁允恭（台湾）
那一年，大部分的神经语言学期刊都退掉我的paper，而同时报社副刊的编辑朋友们也都委婉地退掉我的小说，只叫我替他们写一些轻薄短小的东西，以不同而莫名其妙的笔名，在娱乐性的版面解决他们的繁琐问题，像是文化界的零工。
编辑朋友很有诚意地跟我恳谈，他想说明的是，其实这个年代并不存在太多边疆性的问题，也因此我的文字不受欣赏倒不是太新奇太刺激主流什么的这一类上一个世纪大部分天才不得志的原因，而是说我的东西总是太像别人写的东西，独创性不足，有一些东西已经被大部分人喜爱，或者是成为经典，而我也学得不错，但仅仅这样还不够。
“这我想也没有办法，本来形式就已经被开发得差不多。我们都以为语言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五十亿人，要说一些别人没说过的，在或然率上并不容易。”我对他说。
他对此很同情并感到理解，但没有办法。“要像，最好也得像些冷僻一点的，这样至少不会被人家找到。”他还这样对我说。原来我们这个年代文学已经变成一种捉迷藏的游戏了。
这些大约可以对我的那一年的生活作为一个背景式的概述。
同样在那一年，我住在市区的一栋公寓里，在医学院的旁边。
那时我是跟人分租的，透过网路我谈成交易，签约那一天文件是业主请邻居的小孩拿来的，然后签完再请他带回。款项则是以ATM付清的。
隐没的业主，隐没的公寓。
还有半隐没的合租人J，稍后则成为我的同居人。
刚一开始接触的，是她某个半夜回来时候的声音，属于一种单向传播，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窝在房间里，只能听到她打开大铁门，高跟鞋跺地，然后被脱掉，再然后拿出钥匙打开房间门的声音，程序少有错乱。
我自己替她定的符号是J，这在很早就决定了，因为她令我想到那个字母，我还在思索那是走路或开门的方式或是哪一点让我联想到的。
我们常常在餐厅共同进食。这好像是我们初期惟一的交会方式。
进食的状况颇为奇特，像是一个人一个鬼，或者是属于两个次元的鬼魅，她在餐桌的一头打开她的食盒，缓缓地吃，而我在另一端草草进食，一天大约交会一次或两次，当然忙碌的时候还会更少。她好像是某些金融业的从业人员一类的。
当然，用餐的时间彼此或有互看，但我看到她总是像望向我背后的墙壁一样，眼光都穿透过去，在比较远的地方收敛聚焦。
那一年以地震之年的形态被广泛地记得。
在房间里，我很少是穿着衣服的。我翘着阴茎，躺在床上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我是两个礼拜前开始看的，刚对于各种命题武断的分类感到难以理解，于是裹足不前，没有什么进度可言。今天也是一样，读了大约五分钟就感到很乏味，于是我把书丢在一边，开始手淫，用手掌包握阴茎，温暖地搓动。我在手淫，地震来了，随着节拍而震动，没有停止。我想这样死去的确是有些不体面，但这地震应该还不至于达到要我死去的程度。
我听到J从浴室跑出来，猛敲我的房门，然后打开了门。开门的时候我看到浴巾从她身上滑落，门外的紧急照明灯亮了起来，照着她的乳房，然后是背脊。
我不想停止，虽然我看到了J，我应该觉得羞耻，但其他的东西（谁晓得是什么东西）远比羞耻来得强大得多了，所以羞耻被视而不见了。
J对地震很害怕，此刻似乎更震惊于我的手淫，但在阴暗中她的眼神幽幽微微。
地震停了，但我还在手淫，J也没有离开，她维持着之前的姿势，呆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我想她并没有被惊呆或怎样的，因为她的表情虽然震惊但是清楚的，她静静地看着，我并不确定她是否有意无意地维持最赤裸的状态。
第二天还是跟J一起在饭厅吃饭。J有些呆滞。
我鼓起勇气上前去，由腰后抱住她，然后伸手进衣领摸她的乳房。她首先是一动也不动，然后轻轻地挣开了我的手臂。
她说：“你让我想一想。”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傍晚我在门口收到她的便条。“晚上再来找我，大约一点以后。”
大约晚上十二点半，又听到她回来的声音。我打开房门看了她一眼，她正在脱掉高跟鞋，也抬头看我，对我理解地点点头。
在那之后我过了一阵子满意度比较高的生活，至少在性上面很满足。
我话一向不多，而跟J的沟通又是比较交错式的，除了晚上一起睡，及偶尔用餐时间的聚头外，我们惯用便条将事情写下来，贴在冰箱上，通常都是言简意赅的。
“替我买便当。11/159：00AM”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第二音节（2）
“昨天后街发生了火灾。”（或许带有警惕的意义。）
“我需要。”（而我们都知道是指性。）
这样下去我的话说得愈来愈少，如果要做爱，就在半夜窸窸窣窣地爬上对方的床即可。吃饭时我们也是继续之前分立的状态。
在那之后，我就发现我产生了奇怪的语言障碍。
首先是从拼音文字开始，后来我的推测是熟练度低的语言在疾病中的优先退化。对于每个字的第二个音节，我有异样的发音困难，在本来可流利读出的句子中，就是会像虫咬过一样地留下声音的空洞。这件事情是我在医学院的图书馆查问期刊时偶然发现的，我想要跟馆员洽问，但令人困窘的音节障碍这个时候出现了，“journal”变成了“jour——”
当然不会像得了感冒一样地轻描淡写，不过，就某个程度上来说，朗读英文的能力对我来说恐怕比呼吸道的畅通还来得不重要，所以就像感冒一样地，我忽视了它。
不久之后，这种退化现象也出现在华语的使用上。虽然华语每个字元是单音节的，但相对于拼音文字的Word的，是每一个词项，而字母本身只能算是一个音素（phoneme）。我用录音机记录，然后比对在讲话时出现愈来愈多的空洞，大约都是各个词项的第二音节没错。
我跟J提到过，但她不太以为意。
“我_这_沟_会有问_。”我们这样沟通会有问题吧——我想这样跟她说。
“反正你的话本来就不多。”她说。虽然不确定她理解我的意思没有，但她的回应倒很精确。
我们的碰面又少，而且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