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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死的苦痛。我一方面扮演着好医生的角色——她必须爱我；一方面又扮演着“坏”医生的角色——她必然痛恨我害怕我。但她不敢把她的痛恨和恐惧表达出来，而是把它们锁在心里，它们在她心中盘旋上升，最终凝结成厚重的内疚感和沮丧感。由于左旋多巴惊人的效果，这种药物也赋予我——它的给予者，一位对这些惊人效果负有“责任”的医生——控制她的生命和健康的力量。被赋予了这些神圣而邪恶的力量后，在D
小姐的眼中，我有着绝对的，而且绝对矛盾的最高权力——父母、权威、上帝般的最高权力。因此D小姐觉得她自己被困在转移精神官能症的痛苦的迷宫中，似乎没有出口，也不可能有出口。
在她达到痛苦极点时，我的消失（8月3日）既使她得到很大的解脱，又使她产生不可弥补的失落感。起初，是我把她放入了迷宫；然而我却不是引导她走出迷宫的那根线！我9月回来再一次看到她时，D小姐的情况就是这样。再一次见到她的那一刻我能够部分地感受到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不过，只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当我和她的直觉变得理智化以后我才能把我以上记录下的情况清楚而有意识地表达出来。①
①不仅是D小姐情况如此，还有大约20～30位经我治疗的帕金森氏病患者——那年夏天一直被“夹击着”——也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作者注。1972年夏
这些事已经过去3年了。D小姐仍然健在，而且活着——过着某种生活。1969年那戏剧化的夏天已成为过去；那时的巨变在她身上再也没有发生过。回忆起来似乎像做梦一般虚幻和怀旧，或者是一件非常少见的往事——它再也没发生过也不可能再次发生，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不管她有多么矛盾，D小姐还是高兴地欢迎我回来，并彬彬有礼地要求我再次考虑对她使用左旋多巴。这样的坚持和不妥协不是她一贯的风格；我觉得那近乎地狱般、不服用左旋多巴的一个月也是D小姐深思熟虑、经历着非常复杂的内在变化和调整的一个月。后来我发现这也是一种炼狱。在此期间，
D小姐根据她新近了解的自身情况（和自己有可能对左旋多巴产生的反应），用她全部的精神和性格力量同自己内心分裂的种种冲动斗争着，以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统一和稳定状态。可以说，她被自己所经历过的种种困境锻造、打磨好了，而没有（像我的很多病人一样）被毁灭。D小姐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在患病的半个世纪中，她一直活着，同自己也为自己而斗争，并能够（克服众多不利条件）在医院以外保持一种自己的生活，直到六十六岁。我已经见到了她的疾病和潜在的发病可能；但只是到了1969年夏天之后的三年里我才意识到她身体中的健康和理智的神秘源泉。
苏醒弗朗西丝，D（四）
接下来D小姐的故事就好讲多了。1969年9月我重新开始用左旋多巴对她进行治疗，自此以后差不多一直坚持着。在D小姐（还有别的一些病人）身上我们观察到：同时使用三环癸胺（“金刚胺”）可以改善病人对左旋多巴产生的某些反应，但是这些良好的效果可能会在数周后发生逆转。所以我们一直是断断续续地用左旋多巴加三环癸胺对D小姐进行治疗。就像业内的文章所建议的那样，尽量通过使用吩嗪、丁酰苯和其他重镇静剂来减少病人不正常的兴奋和动作，但我们在D小姐（和我们其他所有病人）身上发现这些药物只能减轻或加重左旋多巴总体的疗效，即它们并不能像许多热心的医生那样去分辨左旋多巴的“好疗效”和“副作用”。我们发现实际上轻微镇静剂和抗组织胺等对D小姐毫无效果，而巴比妥类药物——特别是注射安米妥钠——却是对一种治疗各种危象的非常有价值的主要药物。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D小姐对左旋多巴（更准确的说是对左旋多巴—三环癸胺结合使用）的反应要比1969年夏天的反应轻得多：她再也不如1969年夏天那样感觉特别好，也再也没有感觉特别不舒服。她一直患有帕金森氏综合征，但是比服用左旋多巴以前要好得多。不过，当左旋多巴—三环癸胺混合药物的效果不那么理想时，她的帕金森氏综合征（和其他症状）就会恶化，使她丧失能力，接着在不让她服用三环癸胺的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她就会表现出丧失能力的“断瘾症状”（与1969年8月的症状相似，但没那么严重）。这样一个“改善—恶化—断瘾”的循环过程一年要重复10次左右。D小姐不喜欢这样的循环，但逐渐接受了它。的确，她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如果让她一起停止服用左旋多巴，她会更加沮丧难过并丧失能力，比起初“服用左旋多巴以前”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因此，D小姐的状况是这样的：她需要左旋多巴，但不能容忍它——完全地，或者绝对地容忍。①
①在这两方面D小姐一直以来都是一位相对幸运的病人。她对左旋多巴的需要程度和非耐药力的程度都较轻。其他患者——这本书后面部分谈到了他们的故事——对左旋多巴的需要程度和排斥的程度都非常严重，完全排除任何折中的可能性或疗效。D小姐停用左旋多巴的时间都不长，不足以确定她“后左旋多巴”状态的持续期；在其他患者身上（后面将谈到他们）左旋多巴无疑引起了反应和行动的障碍，这些障碍在停药之后持续了一年多——作者注。D小姐的危象很少出现，也不那么严重了——现在一周只发作一两次——然而，或许更明显的是，它们的特点极大地改变了。1969年夏（正如1919年夏），起初她的危象在性质上纯粹是呼吸性的。然而，当D小姐后来在1969年秋又开始出现危象的时候，出现的只有这些并发的症状；呼吸性的部分（或方面）都神秘地消失了，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通常她的“新”危象的特点在于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言语重复症，有时接连不断地把同一个字或词组说上几百次，并不同程度地伴有极度兴奋、各种冲动、强迫性冲动、恶化了的帕金森氏综合征以及行动“阻滞”或“禁止”的古怪状态等等。必须强调“通常”、“不同程度”和“等等”这三个词语，因为尽管每次危象都是危象，但是没
有哪两次是完全相同的。此外，心理暗示和周围环境有可能对每次危象的特点、过程以及总体的出现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些巨大的影响——通常是愤怒或恐惧——会变成一种欢乐。如果D
小姐碰巧在看滑稽的电影或电视节目，而她的“阻滞”，可以这么说，能从一个四肢被抽出并转移到另一个上。到目前为止对D小姐的危象能采取的最好的疗法就是音乐，其效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前一分钟看见D小姐很压抑、攥着拳头、行动受阻，或是正在抽搐、痉挛、说话叽里咕噜——就像一枚人体炸弹；下一分钟，随着收音机或留声机里传出来的音乐，D小姐突然摆脱了所有这些自动的反应，微笑着“指挥”音乐，要不就站起来随着音乐跳舞：这时所有这些障碍性—爆发性现象就会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放松、灵活还有一连串的动作。音乐必须是连奏；断奏（特别是打击乐队）有时会产生古怪的效果，使D小姐随着拍子跳跃和抽搐——就像一个机器娃娃或牵线木偶。①
①音乐响起的时候，它有整合和治疗的力量，能解放帕金森氏病患者并给予他自由（“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是音乐。”——TS艾略特），这是最根本的，而且在每个病人身上都是这样。伊迪丝；T曾担任过音乐教师，对此她有过很好的展示并进行了极为深入的讨论。她说随着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发作自己变得“很笨拙”，动作变得“僵硬、机械——像个机器人和洋娃娃”，不像以前那样“自然”而“有乐感”了——总之——自己变得“毫无乐感”。她还说，幸运的是这个病“自带疗法”。我挑了挑眉毛，“音乐，”她说，“因为我毫无乐感，所以我必须重获乐感。”她常说发现自己“硬邦邦的”，一动不动，丧失了所有动作的能力、欲望和想法；那些时候她觉得自己“像张静止的照片，像个硬邦邦的相框”——完全是个光学平面，空洞且没有生命。在这种状态下，在这种没有状态的状态下，在这永远的虚幻中，她一直都静静的、无助的，直到音乐出现：“我多年前就熟悉的歌、曲调，琅琅上口的旋律、有节奏的调子，我喜欢和着它们跳舞。”
随着D小姐突然想起音乐，音乐这样自然地来到心中，她运动、动作的力量，以及自己存在的感觉、个性和现实就会突然恢复；正如伊迪丝；T所说的，她现在能够“在相框外面跳舞”——她原来陷在那平直、僵硬的东西中——还可以优雅自如地行动：“就像突然记起了我自己，记起了我自己生活的旋律。”但是，忽然之间，她心中的音乐又会停止，随之所有的行动和现实都会消失不见，D小姐立刻再次坠入帕金森氏病的深渊。
类似的、同样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触摸的力量。有时在没有音乐帮助她的时候，D小姐会完全一动不动地僵在走廊里，这时人类最简单的触摸就能够拯救她。只要有人拿起她的手，或者轻轻地抚摩她来“唤醒”她；只要有人和她一起走，她就能以她自己的方式走得非常好，并不是在模仿或重复谁的动作。但是只要别人一停下来她也会停下来。到1970年底的时候，D小姐经受了左旋多巴、三环癸胺、多巴脱羧酶、阿朴吗啡（以不同的方式和剂量来搭配）的夹击，有时只有这些药，有时还有能够想到的抗胆碱能药物、抗肾上腺素药物、抗组胺剂以及其他各种佐剂和阻滞抗体。她经历了所有这一切，而且她的确服用了所有这些药。“就是这样！”D小姐说，“你们把整个药房的药都给了我。我一会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