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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有某种奇异的，有悖于一般思维模式和普遍接受的世界观的情况。出现了一种极为奇怪，极为偶然的征兆——而所有这些都令人极为不安，极为困惑（“这些事情太怪异，怪异到我想都不敢想”——普安卡雷）。
引子1990年版前言（二）
这样，到了1970年中期，我不得不停下来——至少中止了所有文章的发表。我们的工作仍在继续，充满了激动。我们的热情没有丝毫减退，而我（敢说）积累起了绝对宝贵的，与此有关的资料，假设和思考，但我不知道拿它们做什么。我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知道有些话很值得说；但我没有地方说，我找不到既忠实于我的经历，又不违反医学文章的“发表标准”或同事的认可标准的办法。这段时期我非常疑惑和沮丧，相当愤怒，有时甚至绝望。这一困境终于到1972年9月被打破了。The
Listener杂志的编辑请我就自己的经历写一篇文章。这可是个机会。没有了我所习惯遇到的层层反对，现在我能够受到邀请，自由完整地写出我积累了如此长时间的内容。我坐下来一口气写成了《伟大的苏醒》——我自己和编辑没有改动一个字，而且在10月就发表了。我在从“医学化”和医学术语中解放了出来的感觉下描述了我所看到的病人经历的无所不有的神奇现象。我描述了他们“苏醒”的喷发，我描述了常常伴随之后的折磨；但是，我真想要描述的首先是以一个中立的、现象学的（而不是医疗或是“医学”的）眼光看到的这一景象。
但是，这一现象所蕴含的图画、理论在我看来似乎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正如我所写的：“一种具有某种量子论——相对论性质的、新的精神物理学。”这确实是很大胆的字眼；它们令我和其他人激动不已——尽管我很快就认识到我说得太多，而说出的东西太少了。这里面肯定有某种东西，非常奇特的东西在起作用——即非量子性，也非相对性，而是常见得多，然而也奇特得多的东西。在1972年，我无法想像那是什么，不过在我写作《苏醒》的过程中，它一直缠绕着我，在书中不停地回荡着，东躲西藏，就像是在逗弄你的比喻。
在The
Listener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与两年前令人气愤的JAMA杂志的经历相反）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兴趣，他们寄来了大量的信件，我国读者进行了很多周的书信交流。这种反应结束了我多年的沮丧和郁闷，使我受到了决定性的鼓励和肯定。我重新找出了搁置很长时间的、1969年的个案史，又续写了11篇，在两周内完成了《苏醒》。个案史部分是最容易写的；它们可以自己成文，因为它们直接源于我的经历，而我至今仍对它们怀有特殊的感情，把它们看做是《苏醒》一书真正的和无可辩驳的中心内容。书的其他部分是可以争论的，故事也是如此。
1973年出版的《苏醒》尽管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从专业人士那里得到的仍是同样冷淡的对待，就像我以前的文章一样。没有一篇告知的文章或评论，有的只是不赞同的或是不可理解的沉默。有一个勇敢的编辑（《英国临床杂志》的编辑）站了出来，将《苏醒》选进了他的1973年“编辑之选”，其中评论到了专业人士对它的缄默。
我对这种专业圈内的“缄默”感到极为震惊，但同时AR卢里亚的反应也使我受到了鼓舞，恢复了信心。卢里亚本人在一生都从事细微的神经精神病学观察，曾出版了两本与众不同的，近乎小说体的个案史——《记忆专家的大脑》（1968）和《身陷分崩离析的世界》（1972）。在这种对《苏醒》的出版表现出的奇怪的医学沉默中，我喜出望外地收到了他写来的两封信，其中第一封信谈到了他自己的“传记式”著作和方法：
坦白地说，我自己非常喜欢“传记”式的研究，就像舍拉谢夫斯基（记忆专家）和扎泽斯基（身陷“分崩离析的”世界）……首先因为它是一种我想引进的“浪漫型科学”，部分是因为我反对形式的和量化的方式，赞同在研究人的个性时采用质化的方式，赞同所有找出个性体系中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1973年6月19日的信）
而在第二封信中，他说到了《苏醒》：
①7月份时他又回到了这一话题，说他对玛莎；N的案例很着迷，说她竟然能够对左旋多巴产生6种不同的反应。他问道：“为什么每一次都不同？为什么不能多次重复一种反应？”——一个我在1973年无法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卢里亚的天赋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他能够立刻觉悟到《苏醒》一书所提出的一个中心的谜团和挑战是什么——病人的反应为什么具有不同的、不可重复的和不可预知的性质——并对此感到着迷；而我的神经病学同行一般都对此感到畏惧和迷惑，都断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作者注。我收到了《苏醒》并立刻非常高兴地读完了它。我一直觉得并且确信在医学中，特别是在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中，对个案的出色临床描述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伟大的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普遍具有的描述能力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或许是因为人们以为机械和电子设备能够取代对个性的研究，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你的这本出色的著作表明，我们可以成功地继承临床个案研究这一重要的传统。（1973年6月25日的信）
在此之后，他又向我问了一些具体的问题，突出表现了他对左旋多巴会产生如此不同和不稳定的效果感到很着迷。①
从我上医学院开始——以及之前——我一直非常敬佩卢里亚。1959年我在伦敦听他的讲座时就被他所具有的思想力量和人性的热情所倾倒。我常常遇到有思想或有热情的人，但很少遇到这两者兼而有之的人——正是这一点让我读他的书时欣喜万分，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著作免不了成为对医学研究中力图消除主观性和反思的某些潮流的解毒剂。卢里亚的一些早期著作不免有一点生硬，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著作所表现出的思想热情和品格也越来越强，这一点在他最新的两本著作（《记忆专家的大脑》和《身陷分崩离析的世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影响我的程度有多大，但它们肯定增加了我的勇气，并帮助了我写作和出版《苏醒》这本书。
卢里亚常说他不得不写两种书，两种完全不同但又完全互补的书：“经典的”，分析性文本（就像《人的上皮层功能》）和“浪漫的”，传记式的著作（就像《记忆专家的大脑》和《身陷分崩离析的世界》）。我也认识到了这双重的需求，并发现所有临床经验都有可能需要两种书：一种是更加纯粹的“医学”或“经典”式的书——客观地描述疾病，机制，症候群；另一种是更加情景化和个人化的写作——以移情的方式进入患者的经历和世界之中。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后脑炎病人后，第一次认识到这样的两本书：《强迫与限制》（一本研究下皮层疾病和机制的书）和《深渊中的人们》（一本像杰克·伦敦的小说式的书）。只是到了1969年，我才开始努力将这两种书融合在一起，尝试一种既经典又浪漫的写作；将其置于生物学和传记的交叉点；尽量将程式化和艺术结合在一起。
但是到最后，似乎没有一种模式符合我的要求——我所见到的、需要传达的东西既不属于纯经典，也不属于纯浪漫的东西，而似乎进入了寓言和神话的深层领域。就是我的书名《苏醒》也有双重含义，既有这个词字面上的意义，也有比喻或神话的形式。
详尽的个案史，“浪漫的”风格，试图表现生活整体的努力，一种疾病变化万端的表现形式——所有这些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时已经完全过时了，而这或许就是《苏醒》一书在1973年首次出版时受到专业人士“奇怪的缄默”对待的原因之一。但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对个案史的这种厌恶减少了——甚至有可能（尽管很困难）在医学刊物上发表个案史。随着气氛的缓和，开始重新有了一种感觉，即复杂的神经和精神功能（和它们的疾病）要求我们详尽全面地描述它们，以便能够理解和解释它们。①
①1970年开始，在人类学研究中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它也变成了一种枯燥的和机械的描述，一种克里夫德·吉尔兹称之为“又厚又长的”描述——作者注。与此同时，所有人都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我在1969年所目睹的我的病人对左旋多巴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反应——他们表现出的起伏和震颤，他们对左旋多巴极度的敏感性，对所有事情的极度敏感性。越来越清楚的是：后脑炎病人可能会在数周，甚至数天之内产生奇异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