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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莲；W也有一些奇怪的“混杂的”并发症，在这些并发症中很多种现象（打呼噜，眼动症，喘息，数数，等等）都会以出人意料的组合在一起出现；实际上还有新的、奇怪的组合不断出现。尽管我已观察了很多这种复杂的并发症，我几乎还是不能看出它们当中的任何生理或标志性的统一，不久我就不再寻找这种统一，承认它们是各种奇怪生理现象的杂乱组合，或一暂时突发的旧疾。这也是W女士——一个颇具幽默感的能干的女人——对自己混杂的并发症的看法；“它们就是一团糟乱，”她会说，“就像一个旧货店或者杂物拍卖，或者像你扔到阁楼里的玩意儿。”但是有时，我们能够看见一些模式轮廓鲜明，但却无法了解，或者有些模式似乎说明存在一些难以想像的统一性，但仍然模棱两可；对于这些并发症，W女士会说：“这个是一个极好的事，一种超现实的症状——我以为它说明了什么，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语。”我有一些学生碰巧见到了这样的并发症，他们也得出了一些超现实的印象；“这绝对是疯狂的，”其中一人曾说道，“就像一个萨尔瓦多·达利！”另一个学生异常着迷，把她的危机比作神秘而不可思议的、非凡的建筑或音乐（
“火星人的教堂或大角星的复调音乐”）。尽管我们对莉莲；W的并发症解释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感到它们有一种奇怪的魔力——梦的魔力，或者奇特艺术形式的魔力；在这种意义上，我如果有时认为帕金森氏综合征是中脑的一种相对简单而一致的梦，那么莉莲；W的并发症就是前脑调制出来的超现实妄想——作者注。将近一半的幸存者都经历过不寻常的危机。例如，他们可能同时遭受帕金森氏综合征的猝发、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抽搐、强迫症、幻觉、“堵塞”、越来越强的受暗示性或抗拒症，以及另外三四十种毛病；这些危机会持续几分钟或几个小时，然后和出现一样突然消失。③这些问题是非常个性化的，没有两个病人的危机种类完全一致，而且它们以几种方式表现了每个病人的性格、人格、历史、知觉和幻想的根本特征。①这些危机可以受到暗示、情感问题或现时环境或好或坏的很大影响。各种危机在1930年以后变得少了，但我强调它们及其特征是因为它们和左旋多巴导致的某些状态有惊人的相似，不仅仅在后脑炎病人身上，而且在更为稳定的普通帕金森氏病患者身上也一样。
有一种东西，而且只有这种东西（通常能够）躲过这个极具吞噬性的疾病的掠夺：“高等能力”——智力，想像力，判断力和幽默。无论怎样，这些能力都能逃过劫难。因此这些病人——有些已经承受了人类可能经受的最艰难、陌生和极端的阶段——无一例外，都敏锐地感受这一切，并且保存了记忆、比较、剖析和证实的能力。他们的命运注定要见证一场历史的大灾难。
①一种并发症常常捕捉到单独的、非常美妙的存在时刻，此后便保留下来。因此杰利夫（1932年）提到一个病人，他的首次眼动危机发生在一场板球比赛中，当时他突然举起一只胳膊接高球（他不得不被抬下场地，而右手仍然伸出紧握着板球）。此后，无论他什么时候发作眼动危机，都会伴随着他重复最初的奇异而滑稽的动作：突然感到又是1919年7月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星期六的比赛正在进行着，特里维廉刚刚击中了一个“六分”，球朝他飞过来了，他必须接住——立刻！相似的、戏剧性的时刻也可能被吸纳到癫痫发作当中，特别是那些痉挛类型的发作；彭菲尔德和培洛特提供了最详尽的描述。他们说“像化石一样的记忆”——那些正常隐匿和遗忘的记忆，但在特定条件下能够突然恢复生命并且激活——可能存藏在皮质中。这种现象证明我们的记忆或存在是“一系列瞬间的集合”——作者注。
引子昏睡病的后遗症（1927…1967）
尽管很多病人似乎从昏睡病中完全康复，能够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后来都有神经或精神方面的障碍，最常见的是帕金森氏综合征。他们为什么会在很健康的几年或十年后患上这种“后脑炎综合征”仍是一个谜，至今尚未得到满意的解释。
这些后脑炎综合征过程变化多端。它们有时发展迅速，导致深度残疾甚至死亡；有时又发展缓慢；还有的时候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停滞几年或者几十年；更有时在最初的冲击之后这些症状就缓和下来并消失。这种巨大的变化也是一个谜，似乎任何单一的或简单的解释都不成立。
当然不可能像以前想像的那样以微观可见的病理过程去解释。因为后脑炎病人没有任何急性发炎反应就说他们患的是“慢性脑炎”，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此外，临床症状和病理症状之间还有一种相当微弱的联系，在后者能通过显微镜和化学手段判断的范围内：我们看到那些严重致残的病人脑部几乎没有什么疾病的迹象；我们却在那些几乎没有致残的病人身上看到大面积纤维破坏的痕迹。这些差异清楚地说明除了脑部特定部位的变化，临床症状和行为还取决于许多其他的决定因素；例如，患上帕金森氏综合征或易感染程度显然不是脑部“帕金森中心”受损的固定表现，这还取决于其他无数的“因素”。
就像杰利夫和其他医生反复强调的那样，似乎个人的“体质”——他的“力量”和“弱点”，抵抗力和柔弱程度，决心和经历，等等——在决定所患疾病的形式和严重程度上都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三十年代——当时几乎完全只强调生理和病理的特定机制——后脑炎病人身上奇怪的病症演化让人们重新想起了克洛德·贝尔纳的土壤和内环境的概念，以及“体质”、“素质”、“特质”、“容易患病的体质”等等古老观念，这些在二十世纪已经过时了。杰利夫同样明晰而出色地分析了外界环境的作用以及每个病人生命的情况和变迁兴衰。这样，后脑炎疾病不能被看成一种简单的病，而需要被看成最复杂的个人创造，不单纯由一种基本的病理过程决定，还取决于很多个人特征和社会环境：简而言之，这种疾病就像神经症和精神病一样，是敏感的个体对整个环境的适应。当然这种看法在理解这类病人对左旋多巴的整体反应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天还有一些尽管存在帕金森氏综合征、抽搐或其他问题，但仍然过着积极而独立生活的脑炎病幸存者（见塞西尔；M的例子）。这些是少数的幸运儿。他们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成功地浮出水面，没有被疾病、残疾、依赖和意志消沉——帕金森氏病的“一系列折磨人的罪恶”——所淹没。
但大多数后脑炎病人在度过严重期之后的结果是“衰弱”、容易患上疾病，即他们的不幸——更加黑暗的未来摆在他们面前。我们已经强调过病人的疾病、他的自我以及所处的世界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我们也强调了这三者之间如何通过无限的恶性循环和多重相互作用把病人带入生命的最低点。每一个因素所起的作用或许能够通过与单个病人最长期和最亲密的接触解释清楚，但却无法用任何普遍的、通用的形式表述出来。我们只能说由于疾病不断加重、失望和难以想像的孤独，大部分幸存者的情况越来越糟。他们的孤独或许是最致命的。
疾病是最大的痛苦，而最痛苦的疾病是孤独……孤独是一种地狱里都不存在的折磨。
多恩
他们疾病的性质变化了。脑炎流行早期，有一段爆发期，或者叫沸腾期。从病理角度说，这段时期充满了各种动作和抽搐、冲动和狂躁、癫狂和危机感、热情和欲望。到二十年代末，急性症状结束了，脑炎综合征开始冷却或凝结。二十年代初，无法运动和四肢僵直的状态还是相当少见的，但从三十年代以后则开始以缓慢的大潮席卷很多幸存者，把他们包裹在比喻意义上的（如果不是生理上的）昏睡或死亡的状态中。帕金森氏综合征、紧张性精神分裂症、精神忧郁症、迷睡、被动、无法动弹、性感缺失、情感冷漠：这就是三十年代及其之后笼罩在他们头上长达几十年的昏睡的特征。实际上有些病人进入了一个没有时间的状态，风平浪静的沉寂。这种状态让他们失去了对历史和事件的知觉。隔离的环境——火灾警报器、标记吃饭时间的盘形钟、朋友或消息出人意料的到来——也许能让他们忽然惊人地活过来一分钟，变得十分活跃，十分兴奋。但这些是他们所处的黑暗中罕见的火花。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一动不动地躺着，一言不发。有些情况下几乎是丧失了意志和思维。或者思维和感情都一成不变地凝固在了长“眠”笼罩住他们的那一刻。他们的头脑保持着相当的清醒，但是整个人却被束缚在厚厚的蚕茧中。不能工作
也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难以照料，无助，无望，就这样困在疾病中，他们既无法作出反应也无法和外界联系，常常被朋友和家人抛弃，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这些病人就被送往慢性病医院、疗养院、疯人院、或者某个偏僻的隔离区；他们在那些地方大部分时间都完全被遗忘了——是这一世纪的麻风病人；在那些地方他们成百上千地死去。
但是仍然有些人继续活着，数量越来越少，变得越发衰老和脆弱（尽管看上去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小）。在那些医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