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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以领袖自居的蒋介石，此时早已成为罪大恶极的人民公敌！
10月1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此宣言。蒋介石怀着一种特殊的心情，以极大的忍耐力，把广播听完了。他紧咬牙关，额上的青筋突兀，眼睛直盯着桌上的收音机。他静静地站着，没有发火，内心有一团怒火在燃烧，也有一种失败的情绪在慢慢升起。在原地伫立了好久，找来吴忠信：“给我把‘共匪’的这篇宣言整理一份出来，我要好好地研究。”
吴忠信遵命转身走了，收音机里又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说是解放军总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第一个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蒋介石阴沉着脸，继续听着。“打倒卖国的蒋介石”“打倒独裁专制的蒋介石”“打倒战争罪犯蒋介石”……一个比一个尖锐刺耳，蒋介石几乎快要窒息了。他嘴鼻突然扭曲变形，再也忍不住了，咆哮了一句“娘希匹”，冲上去把收音机摔得粉碎。
此时的毛泽东意犹未尽，天色已渐露出曙光，可他仍倦意全无。
毛泽东接着又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红军建立之初，他要求部队对待群众要说话和气，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1928年春，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又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夏又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那个特殊的战斗时期，对红军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现在红军已脱离了游击状态，队伍日益壮大，随着胜利的渐渐到来，部队中一些破坏纪律的现象又严重起来。调戏妇女、拿吃拿喝、破坏群众庄稼等违纪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用典型的“毛氏”字体，写下了人民解放军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解放战争中的几个重要文件，毛泽东在这一日完成了。时间已近晌午，毛泽东又困又乏，在警卫的再三督促下，匆匆喝了口黑糊粥，又服了几片药，才慢慢睡去。他渐起的鼾声，均匀而有节奏，恰如中国革命跳动的脉搏，从容而笃定。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三中择一”
部队已拉到绥德地区进行休整。大战后组织休整，这是彭德怀用兵的一个特色。哪怕休整两天、三天，对于部队来说，也能减少疲劳，调整精神状态。不过，彭德怀组织的休整，并不是吃饭睡觉，而是战斗的继续。整顿纪律、检查斗志是休整的必定内容。这样一来，好多斗志顽强的战士得到鼓励表扬，作风稀拉、纪律松驰的现象被严肃批评。风气正了，纪律也好了，可以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投入到下一场战斗。
彭德怀在各部队走了一趟，刚刚由教导旅、新4旅组建起来的第六纵队营以上干部在司令员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的组织下，正在开一个关于团结的动员大会。新4旅的同志们在旅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的带领下，都表了态，一定完成上级首长交给的每项任务。其他部队也都在开班务会，学习毛泽东起草的解放军宣言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还有一些连队在刷标语，喊口号，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喊得山响。看着战士们士气高涨，彭德怀心里也像灌了蜜似的甜，这比吃上一碗白米饭、喝上一碗小米粥的感觉好多了。11日，毛泽东给各战略区首长转发了西北战场的战斗经验，把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弄得彭德怀怪不好意思的。在彭德怀看来，西北战场的胜利完全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他彭德怀只不过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意图而已，谈不上什么功劳。
12日，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起草完祝贺他们在张家店、歧店、李家集歼敌两个旅的电报后，又给彭德怀出了道选择题。对西野下一步行动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现地打刘戡；二是以两个纵队打榆林、神木、府谷，一个纵队南下会合二王（王震、王世泰）开辟渭北；三是不打刘戡，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川、中部（今黄陵）、宜君、同官（今铜川）。
彭德怀把西野旅以上首长召集起来，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胡宗南重点把守的是西安、潼关一线，徐保的第28旅已空运到西安，这样榆林就只有第22军军部、整第86师、新编第11旅和陕西保安第5团共9；000余人担任守备，兵力比较薄弱，而其中第86师的257、258团和新11旅第1团又分散在榆林城南、神木、府谷和刘官寨，榆林守敌更加薄弱。况且上次进攻榆林的时候，已夺下了榆林外围的许多据点，使榆林完全成了一座孤城。这样，进攻榆林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最佳选择。如果能拿下榆林，可以获得粮食弹药的补充，巩固后方，解除下一步南下的后顾之忧，又能保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何况胡宗南现在又自顾不暇，援榆可能性不大，即使援榆，疲惫之师远道而来，战斗力也是很有限的。西边的马鸿逵，一味地保守地盘，他不会轻易出动的。
但上一次进攻榆林失败的阴影还笼罩在首长们的心头，不少首长对榆林坚固的城防表示忧虑。不过，在众多的有利因素面前，这点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何况，只要集中使用火力，在战术和技术上多研究多准备，再坚固的城墙也是有办法的。清涧不就很坚固吗？五六天时间就解决问题了！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分析过后，彭德怀最后拍下桌子：“就这么定了，进攻榆林。赶紧作好出击准备，按军委意见，等刘戡部南下后再行出击。”
现在的榆林不仅成了一座孤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成了一座死城。自遭了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打击之后，城南归德堡迄东南青云山一带已成为解放区。整个榆林，只有榆包公路能把它和外界联系起来。榆林土地贫瘠，生产极少，军民三万余人，所需粮食几乎完全靠榆包公路运来。而榆包公路中途要穿过绵延几百里的鄂尔多斯草原，这里人烟稀少，路途荒凉，并且解放军伊克昭盟军区就设在乌审旗，陕甘宁边区警4、警6两团经常出没于榆林和扎萨旗之间，榆包公路并不能完全畅通。这个问题，使邓宝珊大伤脑筋。
那时的邓宝珊，内心苦闷到了极点。与共产党打了一仗，脸皮已经撕破，往日的睦邻友好关系只能作为一种回忆保留下来。而蒋介石方面，他早就料到迟早是要垮台的，继续留在蒋介石系统里与共产党为敌，将来兵败城破，不仅性命难保，还要遗臭万年。而胡宗南已如一堆烂泥，拱卫西安、关中还来不及，对榆林的防务更是无暇顾及，不仅如此，还在榆林的危难时刻把徐保运走。指望胡宗南，能有什么结果！
幸好榆林军事同时划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和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邓宝珊与傅作义又一向私交不错，10月上旬，他带着电务科长王炳林、军需科长张景文飞赴北平傅作义那里去了，暂时远离了榆林这事非之地。
邓宝珊一走，榆林城防就交到第22军军长左世允和晋陕绥边区总参谋长俞方皋手里。左世允和俞方皋与邓宝珊不一样，他们都是在榆林土生土长起来的，邓宝珊可以跑，但他们没法跑。他们在榆林生活、战斗几十年，性命、荣誉已和榆林紧紧地连系在一起。榆林存，则他们存；榆林亡，则他们亡。因此在邓宝珊走后，他们开始大兴土木，把榆林城防从头至尾再筑了一遍。加了碉堡、铁丝网，又修了壕沟，尤其是在防务重地城南的凌霄塔，各种各样的明碉暗堡不计其数，铁丝网拉了一道又一道，地雷铺了一片又一片。左世允和俞方皋相信，把这里搞好了，守城工作就等于做了一半。
第三部分：大步进退全面反攻 西野驰骋势如破竹再击榆林
听说西野要再打榆林，贺龙赶紧调集了一批炸药、手榴弹，又送来了一大批粮食，并从晋绥部队里调来一个野炮排支援战斗。上次进攻榆林失败，武器弹药缺乏是主要因素。一是重火力武器缺乏，不能形成足够威力的轰击；第二是炸药缺乏，两次爆破城墙均因炸药不足而遭失败。彭德怀接到这批物资，信心顿时倍增，他把各部队首长召集起来，对战斗中的技术问题和纪律问题再作了一次明确的要求。
22日，一个艳阳高照、秋风中略带一些寒意的日子，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由绥德向榆林开进。在开进途中，彭德怀又接到王震、王世泰黄龙战役结束的报捷电。
看罢电报，彭德怀露出了少有的笑容，扬起电报对张宗逊说：“副司令，王震、王世泰打大胜仗了！”
张宗逊是9月13日被军委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前几天从一纵司令员位置上到任，贺炳炎继任一纵司令员。他一边说着“是吗”，一边接过电报，不禁大喊起来：“哎哟，不得了了。连克黄龙、白水、韩城、宜川，还捉了许用修（胡宗南宜川据点指挥所中将总指挥）。”张宗逊竖起大拇指，“战绩不小啊！”
彭德怀笑了两声，说：“是啊，咱们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