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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商业秘密没有保密，则无莎士比亚
没有保密，则无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是保密文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保密，就没有莎士比亚，即没有影响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没有保密，莎士比亚可能与天资平平的作者一样，没有什么后续的好作品，甚至不得不离开戏剧业，只能继承父亲的事业，变成一个织手套、兼营羊毛和屠宰的小商人。
商业保密是保持商业续存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疏于保密往往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给经营者造成灭顶之灾。
有一家资产十多亿的公司，因老总没做好保密工作，而导致公司全面崩溃，最后老总也身陷囹圄。那家公司老总的秘书利用老总对她的信任和对她色相的贪求，屡次将公司重大决策方案透露给商业竞争对手，换取她个人的巨大收入。老总的合作者（也是股票崩盘的受害人之一）察觉到疑点，告诫他注意自己的秘书，他不以为意。第一次，秘书为了自己的私利，将他操作一支股票的方案透露给竞争对手以后，对方有意识地在该股跌落之时加大抛单力度，结果把很有希望的一支股票彻底打垮，并引发了一连串的危机。第二次，当他想进行房地产并购时，女秘书再次将决策方案告诉对方，结果对方借助官场力量把他这一方逐出圈外，并引发出资金损失的多米诺效应，许多出资人以被诈骗为名，向该公司追索资金。
当这位总经理察觉到秘书的不规行为之后，已无法挽回，忿然解雇了她。到秘书临走时，他把公司配发的一部价值仅2000元的女式手机还给扣下了。可见痛恨之深。一位年薪60万的秘书，与一部价值仅两千元的手机，这反差太大了。为了解恨，他只有以这种方式发泄忿怒。忿怒只是一时的，而日后的服刑期限却很长。他的股票崩盘，收购计划泡汤，拆借资金无法归还，自己原来积累起来的数亿资产也化为乌有。而一切都源于他不注意保守商业秘密，并在合作者提出忠告之时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与中国商家缺乏保密意识的文化现象相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市场发育之初就形成了保密机制。
莎士比亚是保密文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保密，就没有莎士比亚，即没有影响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没有保密，莎士比亚可能与天资平平的作者一样，没有什么后续的好作品，甚至不得不离开戏剧业，只能继承父亲的事业，变成一个织手套、兼营羊毛和屠宰的小商人。
莎士比亚写作的年代，英国也风行盗版。但是，各剧团效法手工业行会的办法，绝不将剧本底稿向外公开。所以说，莎士比亚的剧本虽也有少量盗版，但总没能形成危害。弗兰库斯·拉茹奎在《莎士比亚——人间大舞台》中写道：
各家剧团都留心不使自己拥有的剧本流传在外，这是保全独家演出权的最好办法。一旦剧本出版，谁都可以弄到一本，然后照样排练。如同手工业行会严守生产秘密一样，在那个追求新奇的时代，剧团为了不失去观众，必须保住剧本底稿。剧本底稿与布景、道具一样，归入剧团的“家产”。如果还没有充分利用就把他卖给出版商，是很不明智的。
严守商业秘密窃密致富，损害心灵
窃密致富，损害心灵
出走的把戏，实际上是中国多数第一代巨富们的典型之路：利用原来服务团体的资源，铺平“出走”的道路，再利用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建立自己的事业。所以说，“出走”的逻辑是中国商业道德状况不良常态的一个重要根源。那一代人根本也没机会接触希波克拉底誓言，致富的冲动击碎了道德的脆壳。现代版的“出走”也越来越多，而且它引起了大量的法律纠纷。
有时，秘密的泄露或被非所有者利用并不一定给所有者带来损害，但是获益者的良心永远要受到质问。
1980年代初期社会上从商之风渐起，但结算手段却十分单一。比方说，给订货方发了货，供货方要把发票、合同等一并交到银行，办理一种叫“托收承付”的收款手续。
托收承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结算手段，如果付款一方在收到付款通知后，银行户头存款不足，就要付滞纳金。与这种结算相对应的另一种方式叫“委托收款”，委托收款只提供发票即可，但是对方银行不负责催要，只要付款方账户没钱，在三至五天后即可退回。
因此，散户经营者往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寻找这种结算手段。农村乡镇有一种叫“付业管理站”（简称“付管站”）的机构专给散户办理此种业务。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漏洞，那就是合同完全亮给了代理人。
在某一付管站，有一位颇有心计的经办人，他客客气气地给委托人写完托收承付手续后，声称：两天之内交到银行去。在两天的时间里，他不仅抄录了合同，并仔细研究，把所有同类性质的合同加以比较，看哪一份赢利比较大。随后，又计算哪一订货单位回款快。经过半年的研究，他放弃了在付管站替人作嫁衣的清苦工作，开始自己办厂。按着抄录好的订货单位的名址，登门拜访，并表示同样质量的货比原来供方的价格低百分之十，而且业务回扣一分不少。订货方一般是国营单位，采购员乐得用较低的价格订货向主管表功，又不少拿回扣。三两年间，这位有心人成了当地有名的百万富翁。
另外，许多人属于“出走者”类型。下面这段小故事讲的仍是“历史”，同样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
一位颇有成就的业务员（现在该叫推销员了），因为业务提成的事突然向厂长发难。厂长不知原故，大叫“难道离了狗肉不成席了？”与业务员翻了脸。
孰料半年以后，小厂的订单急骤减少，原来的外欠款莫明其妙地跑到了邻乡的一家新厂。经过一番调查，他才知道：原来的业务员自己办了一个同类的厂子，借助原来的业务关系开展了自己的事业。
“原来出走是玩鬼把戏！”厂长懊悔不已。业务员发财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掌握着业务关系的秘密。
出走的把戏，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代多数巨富们的典型之路：利用原来服务团体的资源，铺平“出走”的道路，再利用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建起了自己的事业。所以说，“出走”的逻辑是中国商业道德状况不良常态的一个重要根源。那一代人根本也没机会接触希波克拉底誓言，致富的冲动击碎了道德的脆壳。现代版的“出走”也越来越多，而且它引起了大量的法律纠纷。
现代版的“出走”美其名曰“跳槽”。
“跳槽”代表着社会开放、资源流动，但在另一方面又给本来十分脆弱的商业道德基础雪上加霜。
在梅雨涛主编的《商战狼烟》中，有两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一是，全国最大规模的科技人员跳槽引发的技术侵权案，二是，湖北民营企业状告窃密者案。两案一大一小，一个在华北，一个在华中，两相对照，足以说明：有些跳槽，纯粹是1980年代“出走把戏”的最新翻版。
称之为“718”大跳槽的案例中说：
原告律师在出示的证据中有一份是苏氢公司1992年7月印刷并广为散发的传单。传单写道：苏氢公司“现已正式成立，并已开始承拉各种型号、各种规格的制氧设备订货任务。苏氢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技术人员均是我国惟一从事加压水电解工艺研究的原邯郸718研究所的专家和学术权威。原邯郸718研究所从事和开发水电解专业专家和主要技术人员许俊明等20余人已全部为苏州水电解制氢设备公司服务。”
法庭传唤了原告的5名证人到庭作证。陈焕章陈述了被告许、王、丁等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策划跳槽的经过。王学军陈述了他在跳槽的前几天，在被告王某的指挥下于深夜将“手头资料”转移至所外的指定地点，尔后将这些图纸资料装了半卡车运抵苏州，由苏氢公司接收的情况。徐光启则陈述了他到苏氢公司后，在许的组织下，将从原告处窃去的图纸资料进行翻改复制，加班加点干了两个多月，连节假日都不休息。翻改复制中，将原图标题中的设计单位“第七研究院第718研究所”，统统换成“苏氢公司”。王志科的证词叙述了早在1992年的3、4月；许某就将原告的模具转移到他所在的邯郸市模具厂，并利用原告的图纸为即将成立的苏氢公司加工电解槽。王德泉则证实，跳槽前，许曾冒用原告的名义，将本属原告的合同抢到被告苏氢公司。
对原告律师的以上证据和证人的证词，被告及其代理人未能提出实质性的反驳意见。
发生在湖北枣阳的“小案”梗概如下：
湖北省一家专门从事开发和生产化工产品的公司，为了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公司的领导在认识到只有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才是长久之计后，经过长时间的分析与谈判，于1995年8月25日和山东鲁意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裂解废橡胶回收裂解油技术转让合同书》，以50000元购买引进鲁意公司发明成果“废硅橡胶裂解成裂解油新技术”，即利用废硅橡胶生产二甲基环硅氧烷（以下简称ＤＭＣ）有机硅产品。公司在引进该技术后，经试验生产成功。1997年10月湖北省襄樊市科委邀请武汉大学、武汉工业大学、省化学研究所、省化工研究设计院等有关单位专家对所完成的ＤＭＣ进行技术鉴定。认为该工艺具有创新性，操作简单，能耗少，成本低，裂解生产率高，产品质量好，处于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