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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业践踏职业道德的行为屡试不爽，并因不正当的利益过上体面的生活、造就了辉煌的业绩。然而，“体面”、“辉煌”背后的肮脏与罪恶，是永远抹不掉的！
为了证明自己是“神医”、“万能”或多能，必然要利用某种公共传播形式来伪装自己。用时下流行的术语来说是“打造”或“炒作”。
那种打造或炒作，不惜以践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为代价，最后不仅使自己蒙羞，也损害了民族企业的品牌形象；更有甚者，也会抹黑国际形象，让不遵守职业道德产生的祸水流出国门。
下面三个例子，足以振聋发聩。
同仁堂蒙羞，诺奖得主要来中国打假
医药行业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就市场。这种不对称，并非今日才存在，而是自古以来就如此。所以，中国古来名医济济，而能以医术医德并称于世者少得可怜。由于这种不对称的压抑，在民间形成“看病吃药不问价”的习惯。如果对提供医药（疗）服务的一方提出价格质疑，不仅是对自己患病亲人（或自己）的不尊重，而且还可能招致医方的报复。如减少药量或去掉关键的一剂，或者让患者的恢复期大大推迟。
医药行业的巨大利润与供方的绝对霸权，刺激了人们从中谋利的欲望。清末民初，河北东南部有一种专门的行业，就是往南洋地区贩卖假药。那些贩药者连基本的医学常识都没有，只凭道听途说或个人的主观猜测来制造一些中成药。比方说，将蒲公英的结籽球捣碎，再放上一些面酱，团成丸状，晾干成型，便称可治中暑、腹泻等。对这同一种药丸，不同的贩卖者还称有不同的功效，甚至把它说成包治百病的“神丸”。有些贩药者，为了不致败露，往往告诉患方，要把这小药丸在地下埋上若干日才可服用，云云。
现在这种完全靠骗术谋财的方式不多见了，一者因为医药知识较以往普及面广了；二者因为只有收到一些疗效，才能打开市场。
《南方周末》在2004年3月15日即“消费者权益日”之前（3月11日）报导的四宗假药事件，说明医药制造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原理，谋取不道德利益的情况比“蒲公英籽加面酱”的行为，好不到哪里去。
四篇报导，分别名为：
《攻坚胶囊何以能打“游击战”？》
“一个已在多个省市被查处的保健品非法广告，却不断出现在其他省市的报刊上，继续误导消费者。”一位叫李志福的先生为身患肝癌的妻子购买了攻坚胶囊，该胶囊200粒为一疗程，计2180元；李先生的妻子每天服20粒，一个月后去世……
《谁对“龙胆泻肝丸”受害者负责任？》
一种名叫“龙胆泻肝丸”的中成药制造商，擅自将配剂“木通”改为“关木通”胆大妄为。一位叫李玲的女士，服药中毒，状告中国医药名店同仁堂……
《“激光合并输液疗法”依旧横行》
一种被禁止的疗法风行上海的现象。一位有良心的医生陈晓兰女士奔走呼吁禁行收费高且有害的疗法，但不得结果……
《九代清源：借“诺贝尔奖”布惊天骗局》
一种自称可以让肝病转阴的保健食品，如何由酱油申请批号转到肝药销售的经过。发明者假冒1996年生理与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彼得·杜赫提的名义，向市场散布假信息……
尤其是第二例和第四例，几乎让所有有职业道德感的人瞠目结舌。
同仁堂作为企业法人，自然能从事应诉的法律活动，并不能因为是民族品牌企业就可以享受“豁免权”。而且，无论双方谁胜谁败，同仁堂都涉嫌卖假药，即便它是间接地、被动地卖了假药，不等官司结局，它已蒙上了羞辱。很有可能，同仁堂很冤，受了制药厂的骗，但是这恰恰说明不守职业道德的危害是链条状的。
“九代清源”的“离奇性”更让人看到“神医”与“万能”们的不懂装懂的行为，是如何肆意践踏职业道德的！该产品的主要研制者称“诺贝尔医学将得主ｐｅｔｅｒ公布肝病治疗的重大发现：人类可以自己治愈肝病”。
如此纯系子虚乌有的说法引起了彼得·杜赫提博士的忿怒。他说：“关于Ｇｗｅ的说法，听起来像是胡言乱语。”他认为：北京九代医药研究所肆意虚构、歪曲诺贝尔奖研究成果，并恶意冒用他人身份，已经对其名誉权等权利构成了侵害。他表示保留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并将此事通报给所任职的研究所的法律顾问，积极研究中国有关法律，准备采取行动。
在九代清源事件的报道中有一个看起来非常有趣，但实质又让人痛心疾首的问答，那就是：“Ｇｗｅ是什么？”代理商称之为“一种肝脏亲活性物质，具体成份保密”；研制方面的专家竟称是“长城之液”（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Ｅｘｔａｃｔ）；发明者本人竟然说：“Ｇｗｅ其实没有什么具体意思，是我随便取的一个学术代号。如果非要定义的话，它就是从植物中提取的一类活性物质，一种免疫诱导素。”
在正常人来理解，不懂装懂主要原因是为了混饭吃，如成语典故“滥竽充数”所描述的那样。但今天的“不懂装懂”现象，成了社会普遍病态的一种象征。
拆毁圣殿，传播学术ＳＡＲＳ。
二百多年前法国大思想家拉贝莱说过：“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
称学术造假这种违背职业道德的现象为“学术ＳＡＲＳ”，丝毫不夸张。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把传授知识的人视为道德楷模，甚至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虽然现在已是市场经济社会了，教师与学校在大众心目中仍是神圣的标志。学府仍是大众心目中的圣殿，尤其那些顶尖级的大学有时甚至是几代人向往的地方。他们怎么会想到：由于那些道德楷模不能遵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而使圣殿将倾！
网络名人方舟子一篇名为《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成批捏造假论文》文章，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投进了学术腐败盛行、践踏职业道德的堡垒。文章指出：造假的副教授所称的8篇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只有一篇是真的，其余7篇纯系编造。随后，清华又被揭出“十面博士”的丑闻……
与之相关，中国另一名校也难以幸免：相继被揭露出一位社会系教授、著名学者抄袭国外著作，一位英文系副教授抄袭他人著作的两件丑闻……
面对这些为人师表的人肆意突破职业道德底线的行为，要求学生遵守道德规范的誓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这种造假，无非是想让公众，至少一个领域的人们知道：我懂，懂得还不少！我能，不是万能，至少也是多能！
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它对学术职业道德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跌破职业道德底线而产生的社会毒素对社会肌体的毒害，无异是一场“学术ＳＡＲＳ”。进而也是一场“职业道德的ＳＡＲＳ”。“学术ＳＡＲＳ”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往往是由那些很具社会名望的社会名流来完成的！
一位律师网站对所谓的“专家论证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京城一位资深律师谈及“专家论证会”操作程序时说：在审案件一方当事人通过律师，以咨询的名义，找到某法律学术团体，这类法学团体（以下简称“学会”）凭借其所掌握的有关领域的权威资讯，向其开出一张专家名单和账单，当事人认可后即成为委托人。“学会”开始与专家的经纪人（一般是配偶或学生）联系，商定时间后，即派专人携案件资料和现金上门拜访。资料是委托人提供的，当然不包括对其不利的东西，“学会”也不会主动收集。至于现金数量，则因知名度而异，据说当今某大名鼎鼎的民法“学术带头人”的“论证费”（或曰“咨询费”、“辛苦费”、“车马费”、“出场费”）是每45分钟1万元人民币起价。专家们一般会欣然笑纳，承诺“同去同去”。届时，专家学者济济一堂，首先在一张白纸或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近乎白纸上甩下各自的大名，这一环节非常关键，相当于画龙点睛，但与传统的先画龙后点睛有所不同，此处是先点睛后画龙。接下来“画龙”正式开始，“学会”主持人介绍情况后，作为论证会出资人的案件当事人不免慷慨陈辞一番，专家学者受其感召，轮流附名，同仇敌忾。
主持人看时辰已到，见好就收：“专家发言将整理成文，送交诸位审阅。”专家一般表示：不必麻烦，委托某位学生代行确认即可。主持人与出资人皆欣欣然，于是鲍翅便餐侍候。
不日，专家法律意见书打印成册并附前述“龙晴”，火速呈递人民法院，恳请受案法官“看着办”。当然导演此事的“学会”绝不会白忙活，账单所列，早已包括一干人等之劳动所得，其得天独厚的无形资产在此得以淋漓尽致地物化。也有律师不通过“学会”，直接联系专家，组织论证会——这样的律师应该是大腕。
在也算中国特色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满天飞的司法环境下，有必要向专家们讨教一二：这种专家法律意见究竟是个啥东西？如何对其进行法律定位？活跃于论证会上的专家学者既不是涉案证人，也不是鉴定人，更不是诉讼代理人，名不正则言不顺，与案件无关的“学会”或专家学者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就不具有证据效力，根本不能算是法律文书。专家学者本应遵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现如今，陈寅恪式的学者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