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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根本不能算是法律文书。专家学者本应遵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现如今，陈寅恪式的学者能有几人？我们看到的是，不少法学界顶尖大牌在法院审理期间，拿一方之钱，取一方之证，议一方之事，不少“学会”貌似公正，实则变相代理。“专家论证”的实质是利用专家在司法界的影响力和学术权威向法院施压。我们不排除其中有匡扶正义的成分，但就建设法治国家而言，其弊远大于利。不受规制的“正义感”和“科研需要”，即使不受金钱左右，也易导致另一种人治，而且败坏了整个学界的风气与声誉。
好大喜功，抹黑国际品牌。
一位女士在半年内收到过国外友人两次用西联汇款方式寄来的汇款，同在国内代理西联汇款的银行系统取款，却遭遇不同。
第一次在北京万寿路该系统的一个支行取款，由于拼错汇款人的名字，柜台会计小姐口气生硬地说：“你再看一遍，名字对吗？”把取款单给扔了回来。重填了一张后，再次递交，柜台小姐看了一下身份证，随后快速办理完了。
第二次，在另一个城市，则没那么“幸运”了。虽然没领受“北京式的傲慢”，但柜台会计小姐却让她去复印两页身份证。
取款的女士暗问自己：“这里和北京怎么不一样？”
递交了复印完了身份证，又遇到麻烦，两位会计小姐拿不准如何收费，只说要收千分之二，且不知道该收人民币还是外币。
取款的女士说：“在北京取，怎么不收费呢？”
“这是3．15以后的新规定！”
简直是一个笑话，要是西联公司本身出了这样的问题，那肯定会发生重大损失的——可能被告上法庭。
给顾客办业务，怎么还留尾巴？是柜台会计小姐的过错吗？
当然，她们负有不尽职守的责任。但是，更深层的职业道德风险却出在这个系统的首脑部位。该系统在全国金融系统中管理水平最差，最高管理者一直延习着一个“不懂装懂，好大喜功”的习惯。
人们完全有理由问：业务人员连收费标准都不懂，为什么要开办这种业务？办理手续是否要身份证复印件都统一不起来，为什么要办这种业务？
——这只是很简单的提问。这个系统在1990年代初期，竟然开出过200亿美元的跨国假信用证，成为新中国以来的最大的“金融笑话”。
不懂装懂，隐患无穷！
好大喜功，终坏大事！
不守职业道德，“丢人丢到国外去”！
——这绝非苛刻的批评，通过一个人办理西联汇款的遭遇，足以证明“不懂装懂”的行为在抹黑国际品牌。
这种抹黑在道德水准上，与“九代清源”冒诺奖得主之名，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为客户谋利益对客户一视同仁
对客户一视同仁
其实，如何把客户提出来的貌似不可能的要求转化成可能，不仅是智力、制度问题，而且更是一个人、一个公司对待职业的态度问题，也更是一个人、一个公司的道德素质的体现。
“对待客户一视同仁”，这个提法似有牵强之嫌。因为商业的“待遇”不同于法律，并且“待遇”很明显地与商家的预期收入相关联。
比方说，火车站有贵宾室（ＶＩＰ ＲＯＯＭ）；又比方说，俱乐部有金卡会员与普通会员之别；再比如说，电子邮件系统付费邮箱要比免费邮箱稳定得多。
但是，预期经济收入的不同，不等于商家可以对“不同身份”客户实行不一致的服务态度。只能依照不同的消费额度，提供不同的消费数量，以及与消费额度相称的商品档次。
从原则上讲，买一两茶叶与买一斤茶叶的客户只是享受的折扣率不一，仅此而已！而不是把买一两茶叶的客户当“穷人”而轻视，态度冷漠。买三个包子，与买一百个包子的道理与之相同。这应叫做“服务的质量规则”。
假若不遵质量规则，损害的必定是服务提供者本人；需要服务的客户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位供应商。
“所有客户一律平等”或者不遭受歧视性待遇，不仅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策略问题。大哲学家康德告诉人们：“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虽然说，康德是以此来论述国际关系和平的条件的，但它同样适合于商场。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由于商家短期行为，早已放弃了“童叟无欺”这类的古典道德箴言。
与此同时，像“店大欺客”这类的不良恶习得以复生，在现代工商行政管理术语中称为“霸王条款”。这些“霸王条款”有的明鲜地以“顾客须知”的形式告示出来；有的则不告示，自己习惯行之。“霸王条款”来自于经营者对自己地位过高的估计，往往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因为不管是明的或是暗的“霸王条款”必然养成群体的霸道作风。
毫无疑问，霸王条款与霸道作风是一种侵害社会道德的毒素。它不仅侵害平民百姓，也伤害社会精英。
1960年代我国的一位部长到他曾解放过的某地去考察工作，早晨起来无事，想吃当地特产煎饼解解馋。解放这个地方时，他最爱吃的就是煎饼。这里一个“向阳饭店”的服务员对这位“外地老客”很冷淡，以为他是跑供销的外地人，有意拖延上饭时间。何况，他要得还很少，只一张。
“外地老客”终于忍不住了，质问服务员：“你们是怎么为人民服务的？”
“反了，你？！捆起他来。”向阳饭店的经理急了，一声令下用草绳将“外地老客”反剪捆了。直到警卫员匆忙赶来找人，才算松绑。
这个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也算老黄历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位由河北调任辽宁的高级官员，也遇到了类似的遭遇。不同的是：他要的是一碗烩饼，并被维护饭店利益的公安人员铐在了暖气管子上。
所幸的是，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有身份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社会精英。倘若是一般百姓，也就白捆了、白铐了。
应当说，到了经济市场化程度如此之高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以来的十几年，不该再发生此类事了。但，只是版本不同了，不捆人了、不铐人了，而用“霸王条款”套你。
这种“霸王条款”与1960年代捆部长的草绳、1980年代铐高级官员的手铐，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他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中，讲了一个上面故事的现代版：
1994年我（指茅于轼，下同）出差去广西北海，在乘飞机回北京之前，先把行李办了托运。那里对行李没有Ｘ光检查，马马虎虎就过了关。可是在检查手提行李时，我同行的一个朋友背包装的一瓶茅台酒被扣下，说茅台是高酒精度的烈性酒，属于易燃品，不让登记。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大机场都设有免税商店，专门出售各种酒类，供旅客出境带上飞机。别人的烈性酒可以带上飞机，为什么北海机场就例外呢？再说，我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也属易燃品。难道要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上飞机吗？我们据理力争，因而召来了一大片围观群众，可是越吵越坏事，我们几乎要被当作滋事寻衅的流氓拘禁起来。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出示了ＶＩＰ（十分重要人物，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证件。安全检查员忽然前倨而后恭，立刻放行，当然连茅台也放行了。
茅先生对此大惑不解，向民航管理局讨说法：为什么行李检查马马虎虎，却对一瓶茅台感兴趣？为什么普通人不允许带，而ＶＩＰ却可以带？
茅先生得到的答复是：职员水平低，业务不熟。答非所问，对茅先生是一个侮慢，当然也让他从中看到真相：我们的大企业不但有欺侮消费者的习惯，一旦被告发，还有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赖账本事。
上面引录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的事例，有些特殊。因为他们一行ＶＩＰ面对的是相对局限条件下的供应的惟一性，换句话说：坐飞机不能像坐公交车或出租车那样方便，有较多的选择。再说，即便几位ＶＩＰ非常有钱，还没富到有私人飞机的程度，至少也没法一气之下自己包一架北海至北京的专机。
在一个多元供应的市场上，问题就发生了实质的变化。此处服务不好，人们另选别处。
在法国北部的小城市，有一家颇有名气的ａｒｒｉｖｅ ｃｉｔｙ电脑销售公司，还办有电脑培训学校。一位公关公司经理一直想与该公司建立联系买一台非品牌机，以替换ＩＢＭ老机器。有一天，他想将自己办公室的新惠普电脑与旧的ＩＢＭ或新的非品牌机连成局域网。同时，也雇一个会电脑维护的文员助手。
一清早，他赶到那家电脑公司，问服务小姐：“上门维修电脑怎么收费？”
“请问您是我们公司的用户吗？”
“不是。”
“对不起，不是本公司的用户，我们不提供上门服务。”
申明可以多付钱后，仍然遭到拒绝。于是，他就无法把安装局域网和买非品牌机的打算讲出来了。好在，找到另一家电脑公司，以上门维修收费80法郎的价位答应了。
那家在小城市有名的电脑公司，可能瞧不起80法朗或100法郎乃至更多的维修费，但他们失去了一次建立新客户关系的机会。
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