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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别人家里为他自己和达蒂找了个房间，就没在我面前晃了。我又见到他，也只见了一次；那是在法庭上，开庭审判萨克丝贝太太那次。
那场审判来的非常快。审判之前的那些夜晚里，我都在蓝特街，躺在我原先睡的那张床上，彻夜难眠；有时候达蒂会回来，睡在我身边，给我做伴。
她是我旧日伙伴中，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因为，当然了，每个人都以为——从之前散播出去的风言风语里——我是个骗子。还说我藏在艾伯斯先生家对面房子的房间里；住在那儿，几乎算得上鬼鬼祟祟了，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这时就有人说，案发那天夜里，他们看到我一脸疯狂地跑过去。
他们说起我的母亲，还有流淌在我身体里，我血里的恶根。
现在他们不说我胆子大。总之，他们说如果是我捅的那一刀，他们也不会觉得惊奇；而萨克丝贝太太——尽管我学坏了，她还是一如既往，把我当女儿一样疼爱——她冲到前面，一力承担了所有责难……我走出门，走到镇子上时，人们都会骂我咒我。还有一回，有个小姑娘朝我扔了块石头。
换了别的时候，这就能让我心碎了。如今，我也不在乎了。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我所能，多去看看萨克丝贝太太。他们把她关在豪斯蒙格街监狱：我白天都守在那儿——如果去得太早，还不得入内，我就坐在门外的台阶上；我跟看守她的人谈话，还跟将要在法庭上为她辩护的人谈话。
他是艾伯斯先生的某个熟人帮我们找来的；据说，他总是能把那种坏得透顶的恶棍从绞索上救下来。可是，他如实地告诉我，我们的案子是一件棘手的案子。“我们最大的希望，”他说道，“就是法官顾念到她的年纪，能发发慈悲。”
我说了不止一次，“要是能证明她没干过，又如何呢？”
他摇摇头。“证据呢？”他说道。“另外，她也认罪了。为什么她会认罪呢？”
我也不知道，我答不上来。这时，他会把我丢在监狱门口——一阵烟似地跑了，他走到街当中，喊个马车夫来；而我就看着他走，两手抱着头，因为他的喊声，还有马蹄声、车轮声，人流扰攘，似乎都变得刺耳难耐；我脚下的每一块路石，好象也变得粗砺无比。就在那个时候，好象每一件事都令人无法忍受了，嘈杂至极，较其原本应有的形态，更沉重更严酷，更叫人眼花缭乱。
有好多次，我停住脚步，回想起绅士，抓着他肚子上的伤口，并不信任地打量着我们不可信任的面孔。“怎么会这样？”他当时说。如今，我想对我见到的每一个人说：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你为什么站在这儿干看着我……？要是我知道怎么写信，知道信该寄给谁的话，那我早就写了好多信了。要是我知道如何才能找到那些面临审判的人的家，那我早就奔到他们家里去了。
可这样的事儿我一件也没干。我能得到的一丁点儿安慰，就是在萨克丝贝太太身边感觉到的；至于那监狱，尽管它是如此阴森恐怖——如此阴暗，又冰冷无情——最终，也透出些许温情。通过看守们的好心肠，我得以在那儿待得比规定时间更久：我觉得，他们以为我比实际年龄小，也没那么精明。“你女儿来了，”他们会这么说，说着便打开了萨克丝贝太太监房的门锁；而每一次，她都会迅速地抬起头，盯着我的脸，或者瞄一眼我身后，一脸焦躁——就好似，我当时以为，她并不十分确信他们又放我进来了，更打算让我待在监房里。
然后，她眨眨眼，挤出个微笑。“好姑娘。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我会如是答道。
停一息，她会拉着我的手说道。“也好。不是吗？就你跟我。也好。”
她喜欢坐在那儿，把我的手握在手中。她不想说话。要是我想哭，或是口吐咒骂，或是乞求她收回她的证言，我的话语会令她异常痛苦，我担心她会病倒了。她面色惨白地开了口，“别再说了，”她会说道。“是我干的，就这样。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些话了。”于是，这时候我想起她发脾气的样子，便不说话了，只是摩挲着她的手。每回我看到她，都觉得她的手又瘦了。看守说她的饭动也不动，就放在一旁。那双颤抖的大手令我心如刀绞，痛苦难以言表：仿佛于我而言，只要萨克丝贝太太的双手能够重焕容光，所有的事情，那些错得离谱的事儿，就都能拨乱反正了。
当时，我把蓝特街家中所有的钱都拿来，找了一位律师；而现今，我将我通过借贷和典当所能搞到的一切，都拿来买了小吃，想让她尝尝，让她高兴一点儿——买了虾，买了腊肠，还有牛油布丁。有一回，我给她带了一个糖老鼠，心想说不定她会想起那个时候，她把我抱上床，给我讲《雾都孤儿》里南希的故事。然而，我不觉得她想起了那些事，她只是接过去，心不在焉地放在一旁，说她过一会儿会尝尝的，心思跟对待其他事物一样。到后来，她的看守告诉我，还是省点儿钱吧。她把那些小吃都给他们了。
有好多次，她双手捧着我的脸。有好多次，她亲吻我。有一两次，她紧紧地抓着我，好象想说点什么要紧的事儿；可总是到了最后关头，她又把话放到一边，按下不提了。
其实我也有事儿想问她——其实我也被一些古怪的念头，和自己的疑心搞得困惑不已的——我像她一样，一直没吱声。那段时间已经够倒霉了；干吗还要把局面搞得更糟呢？我们说话，并没有说我的事——也没有说眼下和将来我该怎么办。
“你会一直守在老地方，蓝特街？”她会说道。“我怎么不会！”我如是答道。
“你不会想离开那儿吧？”
“离开？干吗，我还要把那儿收拾整齐呢，等着他们把你放出来的那一天……”我没有告诉她家里现在变化有多大，她和艾伯斯先生，还有艾伯斯先生的姐姐，都不在了。我也没跟她说那些个破口大骂的邻居；还有一个小姑娘朝我扔石头；人们——都是陌生人——跑过来，站在那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扒着门窗，巴望着能看一眼绅士咽气儿的地方。我也没说我跟达蒂为了搞掉把地板上的血污，干得多辛苦；我们是如何洗了又洗；我们倒了多少桶水，深红色的水；到最后，我们不得不放弃，因为一直用力地擦地板，地板上留下了印子，下面的白色木头都变成了可怕的粉色。
我没有告诉她，我们发现家里到处都是绅士的血——门上，天花板上——所有的家什——墙上的画片儿，壁炉架上的装饰品，餐盘，刀叉上——都有点点道道的血迹。我也没有说，在我清扫擦洗厨房时，不经意地发现了许许多多旧日生活的残余痕迹——狗毛，破杯子的碎片，假便士，纸牌，艾伯斯先生的小刀留在门框上的刻痕，那是随着我一点点长大，为标记我的个子而刻下的；也没说我为了每一个痕迹掩面而泣。
到夜里，要是我睡着了，我就会梦到杀人。我梦到我杀了个人，于是不得不把他的尸体装进袋子里，在伦敦的街道上走来走去，那袋子太小，都装不下他。我梦见了绅士。我梦见，我在布莱尔那座红色小礼拜堂的墓地中遇到他，他给我看他母亲的坟墓。那坟墓上有把锁，而我有一把钥匙坯，和一把锉刀，我必须挫出一把能开锁的钥匙；每天夜里我都会，心知我必须挫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而每一回，正当大功即将告成之时，某些怪事就发生了——钥匙缩小了，要么就是变大了，锉刀在我手里变软了；钥匙上有个齿，最后一个齿——我挫不出来，没有一次能够按时挫出来……
来不及了，绅士会这么说。
有一次，这个声音是莫德的。来不及了。我抬头张望，却看不到她。从绅士死的那天夜里至今，我再没见过她。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知道警察关她的时间比关我的长——因为她跟他们说了自己的名字，名字就上了报纸；于是，当然了，就给克里斯蒂医生看到了。
我听说过这事儿，听监狱里的看守说的。这事儿全传开了，她是绅士的太太，据推测她曾经进过疯人院，又逃出来了；警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是放她走，还是把她当疯子锁起来，还是什么别的。克里斯蒂医生说只有他能决定；所以他们把他找来，给她做检查。
听到这儿，我差点又犯病了。我还是见不得浴盆。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他看了她一眼，人家就看到他踉跄一步，面色变得煞白；接着就声明，他只是发现她恢复得这么好，激动地不能自己。他说这说明他的方法是多么地好。
他让报纸把他的医院详详细细地写了一通。我觉得凭这个，他又多了好多新病人，肯定也让他发了大财。
于是，莫德自己就重获自由了；这之后，她似乎就消失了。我猜想她已经回到布莱尔，回家了。我知道她再没来过蓝特街。我觉得她是吓破了胆儿！——因为，当然了，她要是敢回来，我就会掐死她。然而，我还是很想知道，她究竟会不会回来。我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说不定，就今天，”每天清晨我都会这么想，“就是她回来的日子。”然后，每天晚上：“可能是明天……”
不过，正如我曾说过的，她没回来过。她重返蓝特街的那一天没有来临，宣判的日子倒来了。
那是八月中旬。那个恼人的夏季，烈日当空，阳光灼热，法庭里——挤满了看客——密不透风：每隔一小时，就有个人被喊过来往地上洒水，设法给地面降温。我跟达蒂坐在一起。我原本盼望着我可以跟萨克丝贝太太一块坐在笼子里，握着她的手；可当我提出请求时，警察当着我的面哈哈大笑。
他们让她一个人坐在那儿，带她进出法庭时，还给她铐上手铐。她身穿一件灰色号衣，将她的脸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