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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是弱势群体的一般性特征；由于中国目前弱势群体形成的特殊背景，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层面表现出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弱势群体”不“弱”。弱势群体几乎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包括在西方发达国家。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弱势群体主要是长期市场淘汰的产物。而在这种淘汰的过程中，个人的特质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有的是由于个人身体的原因，如残疾人；有的是由于个人能力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家庭背景或受教育的程度；有的还可能是由于个人的某些生活经历。在中国由此类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也是存在的。但目前中国弱势群体形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背景，这就是经济转型。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由于部分国有企业的破产、倒闭，这些企业的职工被整体地抛到了失业群体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传统的弱势群体相比，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由于个人的某些弱势特征而沦落到弱势群体中去的，而是由于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他们所在的行业，所在的单位，由于种种原因，被淘汰了。他们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员，与其说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不如说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就其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本身并不具有“弱势”的特征，相反，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具有很好的专业技能，但由于整个行业的衰落，他们也沦落到失业者的行列。
第二，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由于经济体制转型这样一个独特的背景，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形成往往具有很强的群体性。在研究贫困问题的时候，有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在中国，贫困问题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群体性贫困。在分析中国的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特征。
传统的弱势群体，往往分布在很不相同的人群当中，比如，残疾人在各个群体当中都有。当然，残疾人本身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与不同群体的正常人生活在一起的。而“经济体制转型造成的弱势群体”就不同了。一个国有企业破产了，可能几百人、几千人同时失业。他们过去都是同事，他们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经历和特征，甚至还居住在相对集中的地区。一般地说，传统的弱势群体很少有自己联系的纽带，也很难形成共同的认同。而“经济体制转型造成的弱势群体”就不同了，他们虽然被破产的企业抛了出来，但共同的遭遇，过去的同事关系，以及现在也仍然存在的某些经济连带关系，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共同意识和群体感。这种共同意识和群体感使他们很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标。
如果分析一下，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同质性、集中性和群体性，甚至可以表现在行业和地域的层面上。这在一些传统工业和传统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中，就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特征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从一个方面来说，由于这样的一些特点，他们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要更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也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的因素。
第三，弱势群体与社会的断裂。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剧烈社会变迁的时代。弱势群体的问题是与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这个时代中的许多因素，比如科技进步的因素，全球化的因素，社会结构变动的因素，都会造成弱势群体的一些独特的特征。在这些特征中，我觉得尤为值得注意的，就是通过弱势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断裂”的结构性特征。
以失业问题为例。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就业机会，则需要相当高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即使是新的经济增长来临，即使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搞好了，他们的状况也难有根本的改变。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一是，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已没有可能；二是，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也没有可能；三是，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主体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将现在的失业者和下岗者仅仅看做是由于某些暂时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出某些制度性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求。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
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中国弱势群体的结构性特征（2）
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城乡之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
第四，制度性歧视。这突出地表现在进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上。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或具有某种危险性的工作。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种种规定，明确规定许多工种是不许他们从事的。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城里人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里的学校里念书。他们往往居住在狭小拥挤、秩序混乱和卫生条件较差的城乡结合部。同时，他们还要为取得在城里居住和工作的资格支付多种费用。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外地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户口所在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同时缴纳管理服务费50～80元／年，到了北京之后又需要办理的证件多达六七种，每个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等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滋生出社会仇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有的实际上是一种恶性拖欠，由此矛盾激化导致的恶性社会治安案件也时有发生。共青团广东省委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民工所在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中，６４４％存在拖欠工资、克扣或拒发工资的现象，有的血汗钱被无限期拖欠。但作为城市社会中的弱者，他们缺乏用法律和其他制度化手段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有些人就会用非常规的方式，甚至是用非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由此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前夜
如果就城乡关系而论，可以说目前中国已经处在一个临界点上：长期存在的二八开或三七开的城乡格局，已经开始成为束缚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打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僵局，就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将中国由一个绝大部分居民居住和生活在农村的社会转变成一个绝大部分居民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的社会；这个过程将会在今后的20～30年的时间内完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前夜。我们必须为这个过程做好准备，从而积极地去迎接这个过程。
说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至少有这样几个理由：
首先；从农业和农村看，不将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和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农村的问题不但解决不了，而且会随着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急剧地恶化下去。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近来已经有了许多的讨论，人们也提出了许多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但从根本上来说，“三农”问题不仅仅是政策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