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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加快实现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是：在20世纪50～80年代最有利于实现城市化的时期，我们采取了人为的抑制城市化的政策，结果是错过了实现城市化的最好时机；在进入21世纪，我们不得不迅速推进城市化的时候，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已经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和资金投入，机器和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已经日益突出，这样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已经很难为城市化创造最佳的条件。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几乎人人都知道快速的城市化已经是势在必行，但在只要一想到这是涉及一个几亿人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就不能不令人担心，在城市中，这数以亿计的人安排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再考虑到城市中已经存在的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和下岗人员，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是沉重。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已经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目前在中国除了有2亿多的城市劳动力已经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之外，还有近1亿个农民工和138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已经在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劳动。只是他们本人没有成为城市人口，他们的家属没有成为城市人口。如果我们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因素，就是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出现的中国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的趋势。
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加入世贸组织将使得中国经济在整个全球经济中重新定位，其中一个很现实的图景，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即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开始逐步形成。目前，中国有许多行业的产值已经在世界上占据绝对地位，钢铁、煤炭、电子信息产品、通讯、家电、制鞋、五金制品、纺织、服装等行业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有学者分析，这个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趋势：即跨国企业的生产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向中国转移；研发机构开始在中国设立；跨国公司在华采购力度进一步加大。据去年下半年对东京证券市场1143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日本制造业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准备在今后三年内将生产线移往海外，而这其中71％的企业将中国作为首选基地。尽管目前在有关人士中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还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就总体来说，这无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加速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迅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机会。
当然，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这个问题本身，而是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的意义。
这个意义其实在中国的某些局部地区就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典型的通过引进外资—形成制造业中心—加速城市化的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省在经济上并不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外资的引入，以“三来一补”的形式，迅速形成了制造业基地。深圳，过去不过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已经成为拥有40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曾经是一个农村县的东莞市，已经发展成为IT零部件厂商集中的地区。1999年，以台资企业为主的东莞市的IT产品出口额达668亿美元。据广东省统计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深圳、东莞、珠海、顺德、广州、佛山、中山和惠州等8个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移动电话持有率达到每户1～2部，每10户拥有1～2辆私家车，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1万～2万元，人均实际消费也超过了1万元。深圳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低于30％，可以说是达到了富裕标准。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化的过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也得益于乡镇企业中制造业的发展。而在近些年来，这里开始成为制造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在苏州，1993年台湾电脑厂家“宏基”的投资者最早来到这里，当时新区周围还都是农田，也没有像样的道路。现在，曾是农田的新区已经成为台湾厂商最为集中的地区。台湾企业在苏州的投资额高达145亿美元，占台湾对大陆投资总额的1/5。在昆山这个县级市，吸引了约1000家台湾企业的投资，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就有1家台湾企业，密度甚至超过台湾企业最为集中的广东省东莞市。台湾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46家在这里建有工厂。截止到2001年底，流入昆山的台资合同金额共有50亿美元、实际金额25亿美元，相当于进入大陆的台资总额的10％。这些制造业发展迅速而又集中的地区，无疑将会成为城市化最快的地区。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制造业中心的形成与城市化还不是一回事。比如在前面所分析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反差。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区性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在这同时，作为工业经济载体的城市也在急剧扩张，比如东莞；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些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提高，却是相当缓慢的。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已经在非农产业中就业的人员进入城市而成为正式的城市居民。在这些地区，地区政府实际上也采取了一种防止农村人进入的“城市保护主义”。户籍制度和地方政府的“城市保护主义”成为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两个主要因素。
因此可以说，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已经进入非农产业的这2个亿劳动力及其家属定居为城市人，特别是使那些已经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和家属定居为城市人。应当说，这也是一条更为现实的城市化道路。即使撇开户籍制度的因素不论，那些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事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要在这些大城市定居下来，面临着种种的制约因素。而在新兴的制造业中心，使得那些在这里就业的农村人口定居为城市人，在这些地区形成新的城市地带，相对要容易得多。当然，这也需要种种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中变大：中国城市化的现实选择
如果说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是迫在眉睫，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而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实践上的。
在理论上，概括地说，现有的主张大体上有五种：一是小城镇模式，二是大城市模式，三是中等城市模式，四城市群的模式，五是主张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应当说，这五种模式已经概括了理论上的各种可能性。但问题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其在实践的层面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中的一些可能是最可行的模式，在实践的含义上也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在20世纪80～90年代，风靡一时的是所谓小城镇的城市化模式。这是一种田园诗式的城市化模式：农民离土不离乡，既可以避免大城市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又可以带动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结合点和纽带。甚至有人将其看做是中国人的一个创造，是一条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也有人从相反的方向进行论证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有几亿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仅靠大城市是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口的。似乎中国的城市化要走小城镇的道路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但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事实已经变得很清楚。小城镇除了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而且历史上又有小城镇传统的江南地区发展较快之外，在其他地区，这种模式几乎都没有获得成功。一些以行政因素建立的建制镇，除了辖区的名称改变了之外，几乎很难说有什么实际意义。特别是在人口密度较低，乡镇企业也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种小城镇的发展就更是无从谈起。问题很清楚，小城镇是和乡村工业相联系的。在历史上，江南小城镇繁荣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当地相对发达的手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城市中的改革远远滞后于农村的改革，农村改革中释放出来的资源和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无法进入体制仍然僵硬的城市，于是就在农村积聚起来。这就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体制背景。而改革滞后的城市国有企业对市场竞争的不适应，也为体制灵活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这样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天津大邱庄这样一个村子里面却崛起了一个钢铁生产基地。原因就是灵活的体制优势带来的收益大于工业分散性的代价。
但当城市中的企业制度改革大体完成，民营和私营企业大批成长，市场机制基本建立起来之后，乡镇企业体制上的比较优势也就消失了。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村工业已经逐步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发展势头。就是在乡村工业发展得最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工业也开始遭遇困境。这种困境不仅来自于产权不清晰的体制，甚至也不仅仅来源于乡村工业的分散性。要知道，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是要以现代的城市文明作为支撑的。因此，历史地看，乡村工业也许只是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以这样的一个插曲来作为城市化的支撑，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些地方的小城镇建立之后，似乎就永远也长不大了。而人们起初对小城镇所赋予的那些希望，有很多也落了空。比如，开始有人说，小城镇有